除了提爾大力支持川普之外,美國科技業普遍左傾
除了提爾大力支持川普之外,美國科技業普遍左傾

看待美國政治時,除了一些基本的歷史與政治觀念必須釐清外,科技業在美國政治的影響力更是重要的一環。

系列文章:為什麼政治素人川普會從共和黨出線?跟美國柔性政黨制度大有關

在台灣,資方多半被定位成右派,多半是與勞方、人權團體、工會等為敵。

在美國,資方的政治立場與歷史相對台灣而言更多元些。二十世紀初與十九世紀的美國,勞工權益尚未建立法律基礎,當時不少勞工抗議資方壓榨常以流血衝突收場。

如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公司曾爆發Homestead罷工事件,從工廠工人罷工演變而成品克頓(Pinkerton)私人保全公司爆發槍戰造成三十餘人傷亡;最後,賓州州長命令州立國民警衛隊介入,才解除這場武裝衝突。

石油大亨洛克斐勒(John Rockafeller)與其家族擁有的煤礦公司,則發生了Ludlow屠殺事件,從礦工工人與其家人罷工占領礦坑,演變成科羅拉多州國民警衛隊進駐,與罷工工人發生武裝衝突,最後造成二十餘工人與家屬死亡,四名民兵喪生。

資方與勞方衝突在工會法與勞工法成熟前,也曾有過腥風血雨的一章。

這一切轉捩點要算是從小羅斯福開始的新政聯盟,以完全執政的魄力推動了工會法(1935年,禁止企業干擾工會活動與員工的工會自由)、公平勞工法(1938年,制定40小時工作周以及最低工資等規定),才奠定了美國現代勞資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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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hutterstock

崛起的新資本家:科技新富豪

在美國企業界,大家習慣將資本分為「老資本」(有錢人,Old Money),與「新資本」(新富,New Money),前者為美國早期工業造就的豪門世家(如洛克菲勒、卡內基、杜邦、赫斯特、范德堡等),而後者則是美國近代產業造就的新富豪。

美國老資本家的勢力已大不如前,多被新資本家超越。比如說曾風雲一時的世界首富洛克斐勒,其1937年13億美金的財富(相當於今日的2,320億美金,是比爾蓋茲身價的2.84倍),今天洛克斐勒家族的身家估計為80億美金。

雖然其家族在美國仍有相當影響力,但是相對於美國科技富豪的身價,可明顯發現科技新富豪的影響力基礎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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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仍為世界首富。
圖/ shutterstock

科技業新富豪 身價(美元)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900億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639億
Google共同創辦人佩吉 402億
臉書創辦人佐克伯 553億
甲骨文創辦人艾利森 516億
微軟前總裁鮑默爾 240億
微軟共同創辦人保羅·艾倫 186億
Google前總裁史密特 101億
Paypal、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115億
Paypal共同創辦人彼得·提爾 22億
惠普前執行長梅格·惠特曼 21億

整理:蕭瑟寡人。

於是,科技業新富豪成了美國政治角力中的重要推手之一。

以科技業而言,由於員工教育程度較高、年齡層普遍較低,且越來越多科技業人才選擇從近郊遷入城市,這些因素都使得科技業的整體政治立場大幅左傾

如果說油業(如科氏兄弟)、金融(如Citadel)、博弈(如Sands)是共和黨與右派的大金主,那蓋茲基金會、惠氏基金會(惠普創辦人)就是民主黨和左派的重要靠山。

比如說蓋茲基金會、惠氏基金會與佐克伯過去曾大力贊助計畫生育(包含墮胎權),而科氏兄弟則大肆金援反墮胎的福音主義者。蓋茲基金會與惠氏基金會也正大力推動全美國各州的統一核心課綱(Common Core Standards),而同時科氏兄弟則是大力推動私人經營、政府出資的特約學校(Charter School)去讓教育當地化。貝佐斯捐款支持同性戀權益,而科氏兄弟則是贊助反同性戀團體

唯有彼得·提爾強烈偏右(包括大力支持川普)、艾利森強烈偏右、而梅格·惠特曼則是共和黨加州州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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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提爾在此次總統大選中,公開表態支持川普。
圖/ 蔡仁譯攝影

根據OpenSecrets政治獻金統計報告中各大企業的員工、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以及企業捐款數字,可看見微軟保持中立(民主黨與共和黨各半)、甲骨文為鐵紅(共和黨)、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為鐵藍(民主黨)。

但若深入了解美國科技業大老的政治傾向,會發現大家的政治面向都還挺複雜。雖說比爾蓋茲、佐克伯個人對於左傾的非營利組織和慈善機構捐款毫不吝嗇,但若仔細看兩人的政治捐款,會發現他們對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捐款各占一半,比爾·蓋茲稍偏藍佐克伯相當中立。而馬斯克個人兩方都捐史密特稍微偏紅保羅·艾倫兩邊都捐

由此可見,許多科技業大老即使作風多偏左,但其政治獻金分布,教人推想應該是以國會遊說為目的,而非出自個人政治意識形態。

以目前情況來看,美國科技業的左傾立場仍會是制衡一些傳統企業右派立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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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競爭全新戰場!美光 Mike Cordano:記憶體將成下一個企業戰略制高點
AI 競爭全新戰場!美光 Mike Cordano:記憶體將成下一個企業戰略制高點

從生成式AI訓練、推論,到代理式工作流程(Agentic Workflow)與未來的實體AI,資料流量正以指數級成長,讓記憶體從過去支援運算的配角躍升為決定AI效能與能源效率的關鍵角色。

全球知名的半導體與微電子技術分析機構TechInsights指出,AI競爭正逐漸從晶片算力擴展到記憶體架構設計能力,加速「Computational Memory」等新架構興起;在這波浪潮中,深耕記憶體與儲存技術數十年的美光科技,正與關鍵夥伴展開深度協同設計,包含攜手NVIDIA共同開發適用於新世代資料中心的低功耗記憶體技術,在AI基礎建設的新賽局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

當GPU不再是唯一主角,記憶體為何躍上AI舞台中央?

過去,半導體的焦點多圍繞在晶片,例如CPU、GPU跟AI加速器等,市場普遍認為,晶片運算能力是左右科技產業發展速度的關鍵,但在進入生成式AI世代後,產業逐漸發現另一個事實:真正限制AI效能的瓶頸不是運算,而是資料能否快速被存取與傳輸。

從大型語言模型訓練,到AI推論、代理式工作流程(Agentic Workflow),甚至未來的機器人與自駕車,龐大的資料流量正持續推升對高頻寬、低延遲、高容量記憶體的需求,讓記憶體產業從過去相對標準化、以價格競爭為主的市場,逐漸轉變為AI基礎建設的重要核心。

「仔細觀察AI應用服務會發現,大多數工作負載都被頻寬限制。」美光科技全球業務執行副總裁Mike Cordano認為,記憶體是突破(頻寬)瓶頸的關鍵,也讓AI競賽從晶片算力升級到記憶體與儲存架構的系統級競爭。這樣的產業洞察,也正是Mike在歷經二十餘年的儲存產業資歷,加上四年半的創投生涯後,選擇加入美光的核心原因之一:在AI重塑產業結構的浪潮下,記憶體將成為這波成長最直接的動能所在。

美光 x 數位時代
美光科技全球業務執行副總裁 Mike Cordano
圖/ 數位時代

從零組件供應商到策略夥伴,記憶體共創時代來臨

AI的崛起,正在改變記憶體廠商與客戶的關係。

過去,記憶體產品多是標準化元件,客戶關注的是價格、供貨與規格;合作模式也偏向短期採購與交易導向。然而隨著AI系統規模愈來愈大,從資料中心、雲端平台到終端裝置,記憶體已經成為決定系統效能的重要關鍵,也因如此,越來越多企業將記憶體視為「策略性資產」,而非單純零組件。

Mike表示:「現在,我們跟客戶合作的時間跨度改變了,在產品正式上市前三到四年便開始合作,從系統架構階段就共同規劃未來需求。」例如,美光科技與NVIDIA共同研發的資料中心所使用的低功耗記憶體,便是雙方提前多年展開深度合作(co-design)的成果。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光科技除從技術層面與晶片製造商等夥伴共創產品,也在需求層面與客戶進行密切合作,例如,將過去較無約束力、期限僅一年的長期協議(LTA)轉變成為期五年、條款更具約束力的策略性客戶協議(SCA),藉此掌握客戶的未來需求,進而在技術層面做更深度的合作。Mike坦言,深度協同設計是高成本的投入,美光的做法是先廣泛進行市場感知,理解不同場域的需求方向,再與生態系統中的夥伴們展開客製化合作。

從裝置導向轉為Token導向,AI浪潮重寫記憶體成長模式

除了合作模式改變,更大的典範轉移是需求的改變。

Mike解釋,過去記憶體需求跟PC、手機跟伺服器出貨量息息相關,但在AI新世代,推動記憶體需求成長的核心不再是設備數量,而是AI模型所產生的運算與資料消耗量。「AI產業逐漸走向以『Consumption』或『Token』為主的新經濟模式,每一次的模型運算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記憶體跟儲存資源,這意味著,即使設備銷量成長趨緩,記憶體需求仍可能持續上升。」

更重要的是,AI應用正從資料中心外擴至手機、PC、自駕車與機器人等場域,儘管不同場域對記憶體的需求不盡相同,但是,Mike認為:所有AI裝置都存在三項共同需求: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以及更高的能源效率。

正如Mike在受訪時提到的:「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與客戶和整個生態系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創造供給與產能,另一方面持續推動技術創新。」可以預期,在接下來的五年,記憶體產業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擴展產能,而是如何與客戶共同規劃需求、同步投入技術創新,而這也是美光科技積極經營AI生態體系的原因。

總的來說,AI帶來的改變,不只是算力提升,而是重新定義整個運算架構:過去,記憶體被視為支援運算的基礎元件;現在,則是決定AI效能、能源效率與創新速度的關鍵資源;當產業競爭從晶片性能延伸到資料流動效率,從裝置數量轉向Token消耗量,記憶體的重要性也將隨之水漲船高,對美光科技來說,這將是其從供應商走向AI生態系核心夥伴的關鍵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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