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政治素人川普會從共和黨出線?跟美國柔性政黨制度大有關
為什麼政治素人川普會從共和黨出線?跟美國柔性政黨制度大有關
2016.11.09 |

美國大選延燒至今,讓許多國內外評論家跌破眼鏡。首先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從獨立政客改為角逐民主黨提名分化了老臣希拉蕊的票源,接著美國地產富豪川普贏得共和黨提名,讓許多美國中間選民不知所措。

而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三權分立雖看似台灣的三院體系(剔除監察、考試),但事實上美國不論政體、民情、經濟和制度上跟台灣都有一定的差異,因此很難以台灣的情況去做類比。

美國的種族情結

台灣與美國(與部分西歐國家)相比,其實是一個文化同質性相對高且文化包容力相對低的國家。因此在閱讀美國政治與其歷史時,我們台灣人習慣以用白、黑、黃、褐、紅等膚色去理解美國的種族與文化史。因此很多人的結論都是將美國歸類為白人國家,並且將許多紛爭歸咎於種族衝突。

其實這是一種國族中心主義造成的解讀謬誤。

美國建國時,歐洲正經歷工業革命與啟蒙時期,歐洲各國之間不論在宗教、學術、政治還是經濟意識形態上,都有很大的分歧。

故此,美國(與北美)作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其實並不是台灣人慣稱之「白人國家」,而擁有巨大的內部文化矛盾。

事實上,美國原本沒有「白人」意識形態。十八與十九世紀的美國,當時被所謂的「黃蜂族」(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意思為信奉新教之英裔薩克遜白種人),掌握了美國的政經核心,並且排擠其他人種(包括其他歐裔)。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內戰爆發,北軍(聯邦軍)戰勝南軍後,南方地主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獲得自由的非裔奴隸和窮困歐裔農工聯手報復,因此煽動了一般窮困的平民(多為歐裔後代)與非裔的種族對立,並強調種族團結來弱化當時貧富階級之間的緊繃情緒。

另一方面,南方的「黃蜂族」眼見美國種族融合趨勢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地下籌組了惡名昭彰的「三K黨」(Ku Klux Klan)來對其他人種(尤其是人權領袖)進行迫害與暗殺。

大部分美國歷史教科書將三K黨形容為反非裔仇恨組織,但事實上,三K黨不只針對非裔,更是進行大規模反天主教(Anti-Catholicism,有別於黃蜂族的新教)、反閃米特人(Anti-Semitic,包含猶太人)等運動。這告訴我們,其實美國早年的種族意識形態,比「黑白之分」更複雜。

事實上,這些從現代流行影視文化中也能略知一二。以鐵達尼號為例,當時的頭等艙幾乎是「黃蜂族」美國人為主,而三流客艙則是以愛爾蘭人為主。當時愛爾蘭裔受到的歧視除了英格蘭與愛爾蘭之間的歷史嫌隙外,還有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深仇大恨。

而看過「教父」(The Godfather)三部曲的朋友也知道,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義大利人仍深受其他歐裔人種歧視。教父電影中常聽其他人以「幾內亞」(Guinea,及非洲國家,意在嘲笑義大利人膚色較黑)、「窩普」(WOP,即Without Papers,非法移民之意)等貶義詞稱呼義裔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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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教父

知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理查費曼,在30年代時因為普林斯頓大學多對猶太裔美國人有名額限制,因此改而就讀麻省理工,直到1939年才被普林斯頓的博士班錄取。

在一戰與二戰時,美國聯邦政府曾強制要求德裔移民跟聯邦政府報備,並限制其出入境自由。同時,數以十萬計之日裔與德裔美國人被聯邦政府送入集中營,嚴重違反了憲法人權。

而美國建國時雖有民主憲政,但直到1870年的15號修憲案,所有有色男性才有投票權,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各州才通過修正案來保護有色人種之投票權。而直到1920年的19號修憲案,美國聯邦政府才賦予所有女人投票權。

可見,美國的種族人權與投票權之進展,並不是像很多台灣人所想的「白人」國家,而是從原先的英裔優越主義,逐步改革才達到今日對於不同族群的包容。

今天,黃蜂族勢力不再,美國最大歐裔族群從英裔變成了德裔,而新教徒也從建國時的八成,衰退到今日的四成六。

美國政經環境從原本的黃蜂族把持,變成今天各類歐裔、亞裔、閃米特裔(如猶太)等勢力共同參與。如今,美國回教人、南亞人與奈及利亞人為受教程度與平均收入最高的族群。

經過兩百餘年變革,美國聯邦與地方法治人權也已成熟,讓所有美國公民不分膚色、宗教、生理狀況,都能獲得同樣的憲法保障。

當然,所有的不平等,仍需持續改進,但要記得不可將兩百餘年的人權奮鬥史以膚色加以簡化論之。

主導美國政治的兩大柔性政黨

欲了解美國政治,必須先了解柔性政黨與剛性政黨的差別。在台灣,國民兩黨皆為剛性政黨,而親民與時代力量則為柔性政黨。但在美國,最大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皆為柔性政黨。因此,美國政治不論在哲學、氛圍和制度上都有系統性差別。

所謂剛性政黨,泛指有硬性黨綱與權力組織的政黨。以國民兩黨而言,兩黨都有中常委與黨主席,而一切包括選舉、文宣在內之黨務,都有明確的權力核心進行商討、決策與執行。因此,剛性政黨黨內通常都有明確的「黨員資格」和「升遷制度」。

反觀柔性政黨,本身並無強硬之黨綱與權力組織,任何人皆可隨時參與或離開政黨,而政黨本身並不能「開除黨員」,亦沒有明確的升遷制度。

美國的民主與共和兩黨,其實並不是兩個完整的法律實體,而各為多個地方黨部組籌之協議組織。因此,美國並沒有民主黨黨主席、共和黨黨主席這種職務。

每逢選舉,美國各州之民主黨與共和黨分部會各自舉行投票初選或代表大會,各自宣布自己支持的人選,最後才由全國的代表委員會根據各地的投票結果來宣布誰當選。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每一州的黨部和全國性的代表大會都是獨立運作的組織,而各級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亦是獨立個體,可自由決定是否要與其他同黨政治人物合作。而不像台灣兩大黨政客受黨團高壓控制,若與黨中央意見不合會被懲處。

柔性政黨影響旗下政客的方式,就是靠媒體、輿論壓力來間接施壓。

了解美國兩大黨的柔性政黨制度後,才能夠了解為何這次桑德斯與川普能夠以素人的身分浮出檯面。

在台灣,不要說政治素人,只要不是黨內大老的嫡系人馬,常常在初步協商就被黨團給勸退或封殺了,根本輪不到參加黨內初選。

但是在柔性政黨中,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在一夕之間成為民主黨或共和黨黨員,並參加黨內初選。若各地支持度夠高,一路殺到全國代表大會,即使黨內其他政治人物反對,也無法阻止其贏得初選。

川普和桑德斯這次都是不被黨內大老看好的素人,尤其是川普的強烈言詞引起許多黨內政治人物不滿,造成許多共和黨代表政治人物如小布希、羅姆尼(2012年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萊恩(現任眾議院發言人)都未參加今年度之全國代表大會。

除了今年總統大選外,美國的柔性政黨趨勢也產生了很多有趣的現象,最有意思的不外乎兩大黨之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對調。

當初美國內戰北軍領袖是林肯總統,其為共和黨員,而南軍的領袖為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為民主黨員。很奇怪的是,北軍與共和黨支持廢除奴隸制度和走向種族平權,而南軍與民主黨則是主張保留奴隸制度,反觀今天散發反穆斯林、反拉丁、反中言論的川普卻是共和黨候選人,而傾左派的希拉蕊則是民主黨提名候選人。

美國內戰時,共和黨主要勢力來自於北方的政商界以及民運人士。當時的共和黨是改革派,而民主黨則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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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時期的政黨分布情形,與現在大相逕庭。
圖/ legends of america

這兩政黨為何會互換政治意識形態呢?

這一切轉變發生於內戰後七十年的1930年代,當時富有改革思想之小羅斯福總統選擇透過民主黨政治平台競選(以避開共和黨改革派對手的競爭),而其政治協商手腕高明,透過說服實業家、銀行家、工會、農民、少數族群與民運人士等族群,再加上原本的南方白人的支持,組成了一強大的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民主黨因此稱霸美國政治三十年。

而從小羅斯福總統開始,美國人權運動有了大幅進展,從小羅斯福的少數族群保護政策,到杜魯門總統的反隔離政策(Anti-segregation,即法律上完全終止一切種族隔離),到甘迺迪總統在少數民族就業機會以及懲罰族群歧視政策上的努力,讓以上民主黨總統在政治銀彈充足的情況下能進行許多美國史上最重要的人權改革。

然而,這一系列種族政策自然使得許多保守派出身的老民主黨員相當不滿。而居於劣勢的共和黨,見機不可失,便開始向大量憤怒的民主黨員(尤其是南方選民)行銷保守派意識形態,造成大量民主黨員跳槽至共和黨,於是兩黨政治意識形態在三十年間幾乎完全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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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美國兩大黨分布圖,恰好與現在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反。
圖/ 270 to win

民主黨的新政聯盟稱霸至60年代末期,因人權爭議、越南戰爭以及都市治安惡化,使得新政聯盟派系鬩牆,最後聯盟在共和黨的尼克森當選後逐漸崩毀,此後二十餘年直到柯林頓當選前,美國政治幾乎是共和黨主導。

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演進和大幅度的變革在民主國家中相當罕見,而原因在於其柔性政黨政治使得政治上相對有彈性。

而在台灣的剛性政黨文化下,這種意識形態翻盤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聯邦、地方的權力之爭

說到美國的聯邦與地方分權制度,嚴格上來講,美國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五十個國家(加上一些自治區)組成的聯邦。

美國的聯邦制與大部分其他國家(如加拿大、巴西等)的聯邦制不同,那就是美國所謂的「州」有完全內政自主權。

而美國所謂的聯邦政府,除了外交、軍事、國土安全、貨幣政策和跨州基礎建設以外, 大部分內政如教育、治安、交通等,美國聯邦政府完全不得插手地方事務

打個比方,美國並沒有統一教育綱領,而是每一州制定自己的教育標準;而美國亦沒有聯邦警力,而是由一萬八千個州級、區級與市級獨立的警政單位分散管理,聯邦政府只有聯邦調查局(FBI)、軍火菸酒管制局、特勤局(Secret Service)等特別法務單位。

更有趣的是美國除了國軍歸聯邦管理以外,每個州又可以依法成立自己的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s)。而美國各州國民警衛隊除了被聯邦政府徵招進入正規軍時,受美國國防部指揮,否則平時國民警衛隊聽命於該州州長。

美國為何有如此複雜的政治系統?得從獨立戰爭和建國講起。

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前,當時北美有13個英國殖民地,各自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因此當時13個殖民地決議合作、共同舉兵脫離大英帝國獨立時,大家的共識是以邦聯(Confederacy)的方式合作,因而保有各州的自主權。

獨立戰爭勝利後,美國建國元勳們才逐漸意識到邦聯的制度缺陷(比如說無法舉國債來進行基礎建設),因此許多元勳建立了「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贏得國會多數,制定新憲法,將原本的邦聯宣示(Article of Confederation),重新制定為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自1788年實施美國憲法後,才產生了一強勢的聯邦政府以及總統、行政內閣、國會以及高等法院等制度。

當然,當聯邦黨強力推動以聯邦取代邦聯,部分建國元勳也組成了反對勢力,希望阻止美國聯邦政府介入各州的內政,而這政黨是後來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領導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也就是現代民主黨的前身。

自此,往後兩百多年的美國政治,都可見聯邦與地方政府在政治影響力上拔河。即使到了今天,美國的聯邦與地方意識形態板塊仍存有兩百年前制憲前後的影子。

比如說美國早期南方州因為以務農為主,多半自給自足,因此對於聯邦介入內政相當反感;反觀美國北方是政經和貿易重鎮,眾多的企業家與銀行家自然希望聯邦政府能擴大影響並整合全國經濟,進而增加貿易和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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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柯林頓當選前,美國政治幾乎是共和黨主導。
圖/ shutterstock

如今,大家時有所聞的美國「大政府與小政府」之爭,其實就是聯邦與地方權力之爭的延伸。 當今,南方州與中西部多半支持縮減聯邦政府編制,而東北與西岸則多支持擴大聯邦政府職權。

有趣的是在美國,左派意識形態(多為社會自由主義者,多以改革派自居)與擴大聯邦政府相輔相成,而右派意識形態(多為古典自由主義,多以保守派自居)則與縮減聯邦政府站在同一邊。

在此借個篇幅淺談現代美國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台灣人很喜歡將歐美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差異用「個人主義 vs. 集體主義」淺淺帶過。事實上,個人主義不代表自私,而集體主義也不代表互惠,實際上要探討的層面並沒有如此單一。

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受兩大因素影響,第一因素是宗教,自羅馬帝國殞落後,羅馬的天主教跟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成了基督教的兩大教派,而這兩大教派不管是哲學思想、權力結構還是政治文化,都擁有相當的中央集權色彩,並將所有學術思想發展集中於教廷,以控制歐洲大陸的思想自由。

直到16世紀後的基督教新教革命(Protestant Reformation,主要以英格蘭、日耳曼以及北歐地區為主)強調思想自由與地方政治自主,才逐漸脫離了兩大教派的政治控制。

第二因素就是啟蒙時期以後的近代哲學思想。

要說什麼叫做個人主義?我們必須從自由人權的角度去探討。美國早期(與同期歐洲國家)當時崇尚的古典自由主義(以亞當‧史密斯、約翰・洛克等為始祖),粗淺的解釋就是強調個人的行為與思想自由,並要求政府尊重且不干涉個人自由。

但是今天與古典自由主義打對台的社會自由主義,卻更趨近於關懷倫理學,強調每個人因為生長環境不同,都有許多自己難以掌控的劣勢(與優勢),因此政府應該致力於保護社會弱勢,使其不被邊緣化。

當初因為脫離君主專制、羅馬教廷等集團,古典自由主義被歐洲各國視為改革派。而今天,由於社會自由主義強調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來幫助弱勢,反而成為了改革派(左派),而反對聯邦政府擴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則成了保守派(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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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左派多聚集於大型都市,美國右派則多出自鄉鎮郊區。
圖/ shutterstock

因此,美國左派和右派都相信自己是在保護個人權益,但是保護的方式與目的卻不盡相同,難以「個人 vs. 集體」一言道盡。

從美國政治板塊上看來也很有意思:加州、紐約州、麻省州、華盛頓州、伊利諾州等都是美國左派鐵票倉;而德州則是美國右派的大本營。論起居住型態,美國左派多聚集於大型都市,美國右派則多出自鄉鎮郊區。

因此,人口大州多左傾,但右傾的州數量較多,因而形成了兩強鼎立的情勢。

從經濟型態來看,支持左派與聯邦政府擴張的加州、紐約、麻省等州,除了加州的產業型態較多元完整以外,大部分的州的經濟都有相當的外部連結性,並且積極與國際貿易交流。

以支持右派和聯邦政府縮編的德州為例,則是偏向發展州內產業,而德州因為本身擁有重工業、農業、醫療、國防等強勢產業,其發展方向較其他大州來講,更趨獨立。

若參考世界城市的經濟連結度評比,你會發現,德州雖是美國人口與經濟產值第二大州,其州內城市的國際連結度,遠低於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舊金山、華盛頓特區等城市,幾乎都不是國際貿易大城。

可見美國聯邦與地方的分權角力,對美國各地政經與社會文化有極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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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自 2022 年底 ChatGPT 引爆生成式 AI 浪潮以來,企業競相導入 AI 加速內容產出,效率看似提升,品牌訊息破碎化與品質失控的風險卻也隨之浮現。行銷、客服、業務各自運用 AI 工具產出文案,語氣與規範逐漸失去統一標準,消費者接收到的品牌形象因此愈趨模糊。

「一旦 AI 成為人人可及的工具,它本身幾乎不再是差異化的因素。真正的差異,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企業如何運用它。」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指出,長期來看,勝出的不會是使用最強大 AI 的企業,而是那些將品牌定位得足夠清晰、即使在技術趨於同質化的情況下依然與眾不同的企業。「AI 正成為常態,但唯有強大的品牌,才具備真正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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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圖/ 數位時代

如何運用 AI 加快內容產出速度,並同時兼顧品牌信任所需要的一致水準,這是 1995 年創立於瑞士蘇黎世的普羅品牌顧問,近年積極思考的問題。為此,普羅提出「Process 2.0」服務,將顧問角色從建立品牌策略,延伸到協助企業建立可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Process 2.0」服務:提升企業品牌溝通力

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洪翠霞觀察,品牌訊息之所以失焦,關鍵在於策略完成後,仍缺乏一套持續運作的溝通系統銜接執行。她將這種落差歸納為五種斷層:

首先,一旦策略完成後未能落實到日常工作,便形成策略斷層。同時,當品牌理解過度仰賴少數主管,一旦人員異動,傳承便隨之中斷,造成轉譯斷層。

在執行面上,各部門對外溝通的語氣逐漸分散不一致,也會有語氣斷層的問題;內容產出雖多,卻缺乏共同標準判斷是否符合品牌,則是驗證斷層。最後,所有品牌知識散落各處、未被系統化管理,導致治理斷層,也讓最初的策略價值難以發揮效果。

這五個斷層背後,指涉的是同一個關鍵。也就是品牌策略與實際執行之間,少了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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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洪翠霞。
圖/ 數位時代

為此,普羅開發出「Process 2.0」解方,從三個階段解決落差。首先,從「Brand Strategy」出發,先釐清品牌的定位與價值主張;接著才是「Brand Communication System」,將策略轉化為跨部門可依循的語言規則;最後則是「AI Brand Communication」,把品牌知識整合進安全可控的 AI 工作環境,讓行銷、業務、客服、人資,乃至海外代理商,都能基於統一的品牌基準產出內容,並持續進行審核與知識更新。

「AI 內容產出速度已遠遠超過品牌治理速度,品牌基礎若模糊不清,AI 只會更快放大既有的問題。」洪翠霞強調,AI 時代讓斷層問題更加明顯,因此她也期待透過「Process 2.0」品牌專屬 AI 助理,延伸顧問影響力,幫助品牌長期把關、一同成長。

品牌力 + AI:打造品牌專屬 AI Agent

為實現「Process 2.0」,普羅攜手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將品牌策略、知識與 AI 技術整合,協助企業建立專屬品牌 AI 助理。

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執行長林庭箴指出,「Process 2.0」鎖定的是品牌再造:AI 除了應用在企業內部流程,還能如何用在品牌溝通面。他分析,當電商進入超微利的時代,零售產業正走向三個不可逆的趨勢,包括:到 2030 年,將有五成消費行為由 AI 協助完成,商品資料必須完整到能讓 AI 讀懂;其次是超個人化,信任愈稀缺,推薦卻必須愈貼近個人需求這件事將更挑戰;第三,則是預測型消費將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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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Hit 執行長 林庭箴。
圖/ 數位時代

尤其,在非零售場域,品牌溢價更為關鍵,因為品牌價值與品牌溝通內容不只要讓消費者理解,也要讓 AI 讀懂,才能持續發揮影響力。不過,當企業想要運用 AI 做行銷卻沒想像中容易。林庭箴強調,企業 AI 最大的挑戰,多半集中在機敏資料的存取與管理層面。

因此在「Process 2.0」的開發協作上,普羅負責定義場景,AccuHit 則提供技術與產品面支援,將品牌規範與知識納入 Gen AI 系統,讓所有輸出都能經過品質控管,如同 AI 版本的品牌指南,確保每一次輸出都建立在信任與安全之上。

目前品元實業、昇昇膠業等品牌已導入試用這項服務工具,無論是行銷內容撰寫、客服回覆、產品諮詢或內部教育訓練,皆能依據統一的品牌規範,輸出兼具效率與品質的內容。

Brand-to-Revenue:探索成長新引擎

根據台經院發布的《2026 台灣企業品牌力大調查》,過去五年(2021 至 2025 年)收集的 1,167 家企業數據顯示,台灣企業普遍呈現「內強外弱」的品牌結構。也就是品牌定位與內部管理已具基礎,但對外溝通與價值主張,如品牌好感度與互動性,卻相對薄弱,導致多數企業雖有高重複購買率,卻缺乏品牌溢價能力與市場認同。

對此,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朱俐穎指出,「Process 2.0」的目標,是協助企業建構可落地的溝通能力,最終讓品牌策略實質驅動營收成長。

她以多年輔導近千家品牌企業的經驗為例,企業經過品牌輔導後,形象全面升級、設計語言更聚焦,市場識別度也隨之提升。她觀察,品牌塑造的成果平均在一至兩年後開始發酵,客戶能明顯感受到不同:「以往客戶只是單純買產品,但有了品牌之後,就多了願景與合作想像,能吸引其他企業一起創新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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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 朱俐穎。
圖/ 數位時代

AI 的本質就像一面放大鏡:品牌定位清楚,AI 能加速轉譯、提升溝通效率;定位模糊甚至混亂,AI 也會同步放大這份混亂,後果難以收拾。品牌梳理是否到位,決定了 AI 是阻力還是助力。

為協助企業及早驗證成效,普羅已推出「60 天品牌成長試用計畫」,讓企業在正式導入「Process 2.0」前展開深度合作,鎖定成長機會。從 Made in Taiwan 到 Trusted Taiwan Brand,信任,才是品牌溢價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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