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瑪斯．佛理曼 Thomas L. Friedman
1953年出生，1975年於Brandeis大學獲得地中海地區研究的學士學位，1978年獲得牛津大學中東研究碩士學位。1981年加入《時代》雜誌，1982年被指派擔任派駐貝魯特當地的主任。1984年從貝魯特調到耶路撒冷，擔任以色列分部主任至1988年。1983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普利茲國際報導獎。1995年加入《紐約時報》，曾為該報贏得三個普利茲獎。現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最新著作為《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其他著作包括《凌志汽車與橄欖樹》（2000 年出版）、《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1989年出版）。其中，《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獲得1989年的美國非小說獎。《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在2000年時獲得了海外出版商俱樂部的最佳外交政策非小說獎項，並被翻譯成27種語言。
今天我的心情沉重。我一生中只為兩家公司工作，而這兩家公司分別雇用我的良師益友，也相繼辭世。
一九七八年，我開始記者生涯，這要感謝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ＵＰＩ︶的倫敦主管尼歐．丹尼爾︵Leon Daniel︶，他在三月過世。當尼歐決定雇用我，把我從英格蘭的學院中拉出來擔任夜班工作時，我的報導經驗幾乎是零。一九七八年，兩位教宗短短時間內相繼逝世時，我正在值班。我永遠不會忘記ＵＰＩ的廣播頭條：﹁難以置信，一個月內第二次教宗去世﹂。尼歐第二天一早進辦公室，看了看頭條，然後用他慢吞吞的語調拉長了說：﹁這才是難以置信。﹂
每當我聽到記者說，
我不做報導，我只做新聞分析，
我真想回嘴，我懷疑你的分析會有多好，
因最好的分析，是從每天寫報導觀察而來。
尼歐曾是海軍陸戰隊，並在越南報導，他的筆鋒如絲順滑，他的舉止粗獷。他教導我多出去走走、探聽消息的實地採訪報導︵shoe-leather reporting︶，不管你是新聞寫作、新聞分析或是發表意見，沒有實地採訪做為基礎，任何新聞報導或分析都一文不值。
直到今天，每當我聽到記者說：﹁我不做報導，我只做新聞分析與意見發表﹂，都會想起尼歐教我的報導基本功，我真想回嘴說：﹁我真懷疑你的分析會有多好，因為最好的分析，是從每天寫作一則報導觀察趨勢而來。﹂我喜歡部落格，但是只有那些從事報導的部落客才會吸引我，而不是坐在家中、穿著睡衣，頻頻發射數位砲火的傢伙。
為尼歐在倫敦與貝魯特工作之後，我在一九八一年被︽紐約時報︾雇用。羅山塔︵A.M. Rosenthal︶，一位傳奇性的編輯雇用了我，他也在日前去世。當時，只有Abe︵A. M. Rosental的簡稱︶能雇用記者，在雇用我之前，他特別讓我從貝魯特飛到紐約，只為了問我一個問題：﹁我如何送一個猶太人去黎巴嫩報導新聞？﹂這是個好問題。我是猶太人，貝魯特正爆發內戰，那裡可沒有販賣符合猶太教教規潔淨的熱狗攤子，而且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是當時的市長。
自己身為猶太人，Abe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也曾為猶太人可被允許報導哪類題材吃過苦。他想要中止這類廢話。︵他的文章撰稿人署名是A. M. Rosenthal，裡頭大有文章，因為當時報紙放上Abraham為撰稿人，還是會讓許多人皺眉的。︶他告訴我說，他決定打破報社的禁忌，送希普勒︵David Shipler︶去以色列進行報導，讓猶太人去報導猶太國家。但他後來發現希普勒並非猶太人，他只是看起來像猶太祭司而已！但是最終，Abe還是打破了報社裡所有的猶太禁忌。
沒錯，這個人愛摔瓷器，有時候還摔在編輯或是記者頭上，但他在新聞報導上溢於言表的衝勁與熱情，特別是在新聞室都變成如同無菌保險公司辦公室的今日，Abe仍然使我信服。就像我朋友雷恩斯︵Howell Raines︶說過的，當Abe在的時候，你就知道新聞要發生了。當然囉，一些盤子或者甚至一些骨頭，可能會被摔斷，但也會有許多新聞即將發生。
在《紐約時報》，沒有人是明星，
只有報紙本身才是明星。
你不僅不能忘記這理念，
更該把在這工作當作榮譽與責任。
許多讀者在Abe變成專欄作家後才認識他。他非常保守並支持以色列的右翼政黨。但讓我告訴你，當他是新聞編輯時，我從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向他報告多年，我知道我寫的有些報導讓他心痛不已。但這麼多年，他從來不抱怨。在他成為專欄作家之前，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政治主張。做為一個新聞編輯，Abe一心只想讓︽紐約時報︾保持中立。就像他常說的，沒有一個編輯或記者可以伸指衡量新聞。
任何跟Abe工作的人會知道，他對︽紐約時報︾有一個崇高的理想——在︽紐約時報︾裡，沒有人是明星，只有報紙本身才是明星。你不僅不能忘記這理念，更應該把在這報紙工作當作一份榮譽、一份巨大的責任。Abe相信一個財務健全、報導公正的︽紐約時報︾，是確保美國民主健康、政府誠實的必需品。
在這個黨派相爭的時代，許多自由派希望︽紐約時報︾變成自由派的福斯新聞網︵Fox News︶。但我們生來並不是為此目的，Abe對這樣的想法必定厭惡至極。他了解，這份報紙的力量來自於公平客觀的報導。這才是建立與讀者信任關係的基礎，與任何一份報紙力量的泉源。
Abe本人就是誠信、慈悲、暴政與憐憫的獨特組合。
一九八二年，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我被捲入一場爭議。有一天我描述以色列對西邊貝魯特的砲擊是不分軍民︵indiscriminate︶的。Abe當時在休假，而其他編輯拿掉了indiscriminate這個形容詞，認為這是我逾矩的新聞判斷。我寫了一篇備忘錄，控訴新聞編輯懦弱犬儒。這備忘錄被公開了。當Abe回來後，他對我的反抗大發雷霆，我為我的不知節制道歉，但我告訴他，我知道我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當戰爭結束後，我接到命令馬上去見Abe。
Abe要求我們在報社外碰面，在西城的一家義大利餐廳。我以為我的工作到了尾聲。我們坐下來，他嚴峻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說：﹁我剛剛給了你五千塊的加薪，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很長、充滿情感的午宴，我們彼此都流下眼淚。午餐結束後，他起身，雙臂圍繞著我，給我一個Abe式的擁抱，告訴我說我已被原諒，並悄悄在我耳邊說：﹁現在，聽好，你這聰明的小伙子，可不要再來一次。﹂
現在報社鮮少有人這麼做了。上帝寵愛你，Abe。祈禱你的回憶帶來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