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責任是品牌的絕地任務
企業責任是品牌的絕地任務
2006.04.15 |

變革管理專家格理馬第(Vincent Grimaldi)於二○○三年在brandchannel.com網站上曾發表文章指出:「品牌策略太過重要,不可以完全丟給行銷人員處理。」我深表同意,而且我也認為,前述說法在三年後的今天,遠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加重要。
當今各種品牌不斷進行肉搏戰,企圖爭取消費者的注意力,還有更重要的,他們的信任感。但是我認為,各家品牌及品牌規劃師都應該偃兵息鼓。信任感並非戰勝者當然獲頒的獎品,它必須透過與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共同努力,採取負責任的商業手法,經年累月長期培養而得。
本年度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召開前所發表的二○○五年十二月調查報告指出,對於全球性大企業的信任感,目前已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點。在最值得信任的組織排行榜上,非政府組織(NGOs)已經連續第四年名列第一。

信任感是絕對的競爭優勢

對企業的品牌規劃師而言,WEF調查報告意義何在呢?首先而且最切中要害的是,它代表他們的工作愈來愈困難,因為消費者愈來愈不容易被那些精心打造的訊息所唬住。其次,如果企業希望效法那些「較被信賴」的組織,那麼在日常營運當中,必須更加重視社會目標及抱負。我指的不是那些膚淺的所謂「公益行銷」(cause-related marketing),而是真正的企業變革與責任感。
很顯然,那些被認為對於社會最佳福祉有所貢獻的組織,才會得到利害關係人信任。確實,在當今經濟體系中,很多企業都認知到這層關係,而且積極改變品牌形象,以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望。但是若欲建立長久的信任感,我認為,應該讓大眾知道,公司所採取的立場是:萬一無法信守承諾時,一定會確實負起責任。
從品牌立場而言,公司其實並不需要捨近求遠,去尋覓激發組織責任感的最佳方法。事關重大時,你會信任誰?我知道我會選誰:那個五官知覺未被蒙蔽的人。 簡而言之,品牌不應該只想一味討好消費者,它必須透明化,坦然揭露真實資訊。而且具有包容性,廣納各方意見,才可望爭取到信任感。
二十一世紀的消費者,熟知各種行銷伎倆,而且在檢視品牌,找出破綻方面也非常內行。所謂破綻就是指消費者得自其他來源的資訊,與品牌本身提供的資訊,兩者間不一致之處。這兩種資訊之間的差異或相似之處,正是當今利害關係人評斷企業責任與責任感的方法之一。 如今擁有「重形象」(image heavy)品牌的公司都知道,即使明知自己沒錯,搞錯的是NGO,還是很難為自己辯護。
就拿鼎鼎有名的NGO「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為例,當它決定盯上某家公司時,往往就有辦法使自己的批判意見介入該公司與消費者之間。理由何在? 因為正如WEF調查報告顯示,一般人認為它比單一公司值得信任。但是公司本身採取透明化策略之後,若與NGO發生衝突,在公司聲譽上所造成的負面衝擊,將可大幅減輕。不過,這種透明化的作法,應該在發生衝突之前就已實施,才不致立刻就被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放下身段展現包容性

在眾人眼中,跨國企業愈來愈傲慢,這不見得是因其所作所為或品牌形象使然,反而只是因為其規模龐大所致。很多被這種印象拖累的企業藉由推出廣告攻勢,加以反擊。「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 BP)公司改名為「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就是重要案例之一。 我認為,那些批評跨國企業傲慢的偏見,並非在既有企業形象上增添一些材料就可加以扭轉;反之,最好是做一些完全「反傲慢」的事,例如取下耳機,仔細傾聽。
這正是BP的競爭對手雪弗龍石油(Chevron)目前推出全球能源線上辯論(www.willyoujoinus.com)所採取的策略。就現況而言,雪弗龍石油在透明化方面已經往前跨出很大的一步,但是利害關係人仍然未做出最後裁決。該公司是否會採納各方意見,並在政策及實務上做出重大改變呢?答案若為否定,雪弗龍石油的品牌價值將會遭到嚴重破壞。
Armani、Gap、Converse及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提供了另一種範例。這些公司似乎聽到廣大群眾對於愛滋病的關切,因此與著名搖滾樂團U2的主唱波諾(Bono),及人道救援組織「債務、愛滋、貿易非洲」(DATA)主席薛瑞佛(Bobby Shriver)合作(此二人深受利害關係人信任),推行「紅色產品」(Product Red)計畫。身為合作夥伴,這些企業只要捐出一部分利潤,用來支援非洲的抗愛滋病計畫,就可以在其零售產品貼上「紅色產品」的標識。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這個新計畫對於參與的公司而言,正是大好良機,評論家甚至新創「企業的社會契機」(Corporate Social Opportunity)一詞來形容。但是我也必須指出,它同時代表重大危機。由於簽署參與這項計畫,這些合作夥伴在無意之間,使利害關係人對它們的期望提高,遠超過其本意。像我本人就因而深切盼望,上述參與者在企業責任方面,能夠成為領導同業的表率。
信任感是二十一世紀企業必備的競爭優勢。在企業追求這項優勢的過程中,品牌規劃師扮演著核心角色。他們必須確保其品牌奠基於資訊透明化,並充分包容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至於品牌本身,就讓它以實際行動為基礎,順勢自然地演進發展吧。
所以,最後唯一會受到透明化品牌威脅的,就是那種不按正軌經營的公司,而依我看來,那樣的公司根本就不配獲得成功。

本文作者:布萊迪(Arlo Brady)是Mott MacDonald的顧問、劍橋大學Judge商學院的研究員,也是商業評論家。他的著作(持續性效果:二十一世紀企業名譽再省思)(The Sustainability Effect, rethink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於二○○五年出版。

本文授權自Interbrand旗下網站brandchannel.com 。
原文網址:http://www.brandchannel.com/brand_speak.asp?bs_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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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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