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李安在拍電影《臥虎藏龍》時，自認最難跟西方人溝通的一件事，就是要解釋劇本口白裡四處出現的「江湖」這二字，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涵？從某個角度看：西方人要理解鴻海精密這家公司的成功文化，也同樣有著此類馬可波羅式的困境：
──除了一個明星老闆，鴻海找不到第二個明星，有時連一個肯露臉的「配角」都找不到。
──鴻海在美國註冊了數千項的專利，可說是台灣科技公司的頭號模範生，但卻從來沒見鴻海拿出來宣傳過。此外，台灣投資客把「銅製程」、「九十奈米」的半導體技術背得滾瓜爛熟，惟獨對鴻海有什麼差異性技術，說不出任何道理。
──鴻海的年度營收和員工數量成長得一樣快速，轉眼間這家公司已有十三萬位員工，而這等同十個重裝師的兵力，運作效率比美國駐紮在伊拉克的戰鬥兵團還要好，郭台銘到底有什麼樣的本領，讓這十三萬雙手無縫地銜合在幾個簡單的指令裡。
也許「江湖」二字，或可概略而籠統地解釋鴻海，就好像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虛構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揣測到某些東方世界的真實面一樣。

郭台銘憑絕世武功運轉江湖

「江湖」，是一個充滿「俠客」、「無能官府」與「險測人生」的世界，借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克里斯碼」（具有奇幻人格與能力的「神才」）概念，一個個武功高強的「俠」，就是一個個的「克里斯碼」，他凝聚社會對超人的崇拜，接收眾人甘願割捨的權力，但不同於韋伯的是：「俠」得從自己的武功與人格、受盡蒼涼的命運，對照出芸芸眾生的平凡與感慨，而獲得眾望，但也就僅止於此──「俠」能獲取的多半是仰慕，而不是制度化的支配性權威。
藉由手邊竭盡心力所能掌握的資料，我們所能發現與解釋鴻海文化精義的：就是郭台銘身體力行、毅力非凡地成就自己作為一個「俠」的角色，並且將鴻海封閉成一個自給自足的「江湖」，在各種重要場合或關鍵時刻（truth moment），這個「俠」必定現身展露絕世武功，而且留下各類經營「奧義書」，藉著員工的感動、傳誦與俯仰，來運轉著這江湖內不變的向心力與執行效率。
曾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報告董事長，我出到歐洲的貨出了問題，我要親自去解決，」一名鴻海主管向郭台銘緊急通報，郭台銘一方面點頭贊許主管上火線解決問題的決心，也同時明白告訴他：「機票錢你要自己出！」
中國人的「俠」，是相當對立於西方理性世界管理學的，管理學要求經理人指令和程序的標準化，由制度來鎖住不服從的人心，但東方人卻可由一個人的言行，來引動著十個重裝師向左轉與向右轉，而不漏掉任一個打瞌睡的懶卒。
也許郭台銘的挑戰，不在於世界EMS的江湖多麼詭譎，而是像《臥虎藏龍》裡的李慕白那樣，愈大的「俠」，可是愈難得以退隱江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