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賢（電腦公會理事長、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很多人說，學生是草莓、學生怕22k，但是很多大人最近也跟我說，他們下班後也去參加學運，大人被小孩帶著跑。這個我聽了很感動，孩子的熱情與活力感染了你，雖然孩子說的話稚氣一點，理論未必成熟，思考未必周到，但他們希望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他們質疑，這些影響我未來的決定為什麼不告訴我？就在黑箱中處理掉了。學生這樣的態度，我給他們用力鼓掌，我不但贊成，更用行動表達支持。
有人說我是不是立場矛盾？我完全不矛盾。我對服貿的看法和學運領袖南轅北轍，但我們追求的民主價值是相同的。家裡有孩子的人都知道，當孩子想自己站起來嘗試走路，你不能永遠扶著他，這樣他以後無法自立。今天你的孩子願意展現他自主思考的時候，你應該把這場運動當成民主洗禮。我其實在現場很多次，聽到很多人互相辯論，正反都有，但當有人喊激動口號的時候，旁邊跟著喊的人就少了，表示每個人都會思考，不是甚麼口號通通買單。
我在現場跟很多孩子交談，有的激動、有的冷靜，我講一個冷靜的：我跟幾個讀歷史的學生交談，他們在辯論，這場運動對台灣的發展或民主發展應該有怎樣的歷史定位，以後歷史會給他甚麼評價？我以為他們都很激動熱心，但學生自己知道，一直重複喊口號只是像鸚鵡。我說：你們不錯嘛！學生瞪著眼睛看我：我們又不是娃娃。有時候是錯覺，以為他們不成熟，但其實他們都有辯證思考。
所以大人其實不用太擔心，把孩子投到那個場域裡，就會刺激彼此辯論思考，有的人贊成、有人不贊成，但最後都會把垃圾帶回家，這很難得，所以我覺得不要一直批評年輕人是草莓。現場還有人辯論高房價問題，我覺得這就是世代焦慮、世代落差。
我到了現場才發現，原來這場運動跟某些電視、平面媒體的報導很不一樣。他們展現的是很多種不同的不安和焦慮的投射，對中國、台灣處境的探討，更包括台灣社會裡本身的落差，和資源配置不公的問題。
很多人談解套的方法，我認為唯有讓台灣的大人和年輕人心中沒有恐懼和包袱，每個人都可以思考自己要的究竟是甚麼，未來要往哪裡去。在學運現場，也有人問我這個大人的想法，我說，你們說的很多很有道理，某些東西不應該開放到台灣來，我聽了以後，才認知到自己考慮的也不見得周到。
但我能說的只是代表電腦公會、電子產業的立場，這個產業早就開放很久了，早就習慣充分競爭。這個產業因為開放，該垮掉的早就垮掉了，該站起來的就憑著自己能力站起來。可是我們也模擬一下，如果當初沒有緩衝時間，我們也可能會措手不及，可能很多該站起來的沒有站起來，早就垮下去。我在現場聽了一些討論，發現很多產業的狀況可能是我們、政府、立委諸公在討論的時候沒有很慎重考慮過它們的需求。
台灣有值得珍惜的民主運動傳統，是值得肯定的，但台灣必須走出去，這也是肯定的，但這些肯定難道沒有最大公約數？包含垃圾要清，在街頭有訴求時不要有暴力的恐慌，這就是台灣最大公約數，我非常樂見這樣的現象。不是所有亞太國家都有能力進行這樣的活動，而沒有反對派出來丟汽油彈，台灣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了，這是很多人流血流汗，包括台灣所有曾經參與民主活動的夥伴，一同建立起很深厚的民主文化。
我女兒在美國，她在脖子上圍個國旗圍巾，掛一塊牌子，寫「台灣是非賣品」，竟然有中國同學跟他做一樣的打扮。我說：竟然有中國同學也這樣？她說：對呀，同學說台灣這樣很好，千萬不要被黑掉了。如果我女兒是林飛帆那樣的角色，我會給他很大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