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的一堂 一.二億公關課
郭台銘的一堂 一.二億公關課
2006.09.15 |

鴻海營收要破兆,最大的挑戰可能不是來自其他電子代工同行,或者割喉見血的產業環境,而是來自它與媒體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媒體。
上個月二十八日一大早,當新浪網把鴻海旗下富士康控告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求償三千萬人民幣(約一億兩千萬元台幣),並凍結他們名下財產的消息,放到首頁重點新聞位置時,一個捲動中國媒體集體情緒的事件迅速展開。包含《中國企業家》、《財經》、《經濟觀察報》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等中國主流財經雜誌和報紙,都在當天於新浪網上發表聲明,一面倒地批評富士康作法,並聲援兩位同行。隨後跟進發表意見的媒體和讀者,如野火燎原,充斥各種情緒。

中國媒體一面倒痛批富士康

「台商根本不把大陸人當人」、「滾回台灣去,這裡不歡迎你」、「打倒台灣人」、「政府在做什麼,為什麼縱容這種企業欺負自己同胞?」、「我們到底要給台灣人超國民待遇到什麼時候?」類似的發言,在網頁留言上處處可見。當天更把這個事件送上晚間新聞播報台,成為全國皆知的消息。
輿論都在等富士康出面回應,但什麼都沒等到,反而是兩名被告的記者在新浪剛開的部落格,點擊次數一下子突破百萬,還在快速上升。其中一名在部落格中寫到自己對新聞業懷有理想,所以長期投身其中,如今被告並求償天價的消息,還不敢向父母說,面對房子、車子和存款被凍結以及訴訟,會挺身對抗到底,即便他得工作一百年不吃、不喝才能湊足錢。在文章後回應的讀者,都鼓勵他堅持到底,甚至有人號召發起全民捐款,並主動表示願意出錢,分擔一旦敗訴所面臨的巨額求償。

被指「血汗工廠」提告求償

這件事讓中國媒體業出現少見的大團結。一時之間,整件事變成大企業以猙獰可憎的手段,欺凌手無寸鐵的記者。至少從公眾情緒來解讀是如此。也因此,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有太多人知道。
鴻海在中國,一如它在世界各地一般低調。儘管它於一九八八年就到深圳投資,目前光是在深圳龍華廠就雇用二十萬人,還沒算入它在昆山、北京和山西省多處的工廠。鴻海旗下的鴻富錦,已連續四年蟬聯中國出口百強第一名。可是民眾根本不清楚富士康做什麼,甚至有人誤認這是日本富士通的子公司。
低調,讓富士康在過去十八年安靜長大,但當它達到世界級規模時,再也無法按奈媒體獵奇的慾望。
事情是這樣開始。六月十二日,英國《週日郵報》上刊登一篇〈iPod之城〉報導,揭開序幕。文章中提到,精巧而售價不菲的iPod,是由富士康深圳廠代工,但這裡的生產線和住宿條件不佳,照明和空間不夠,工人經常加班,並被強迫勞動,但每月工資不到四百元人民幣,未達深圳市規定的最低標準。這篇報導很快引起國際關注,對蘋果形成道德壓力,迫使其組織調查團到富士康工廠內部了解事實。
六月十五日,上海《第一財經》日報跟進發表一篇記者王佑撰寫的〈機器罰你站十二小時〉報導,文章提到富士康的員工有連續站十二小時工作的情況,以及富士康的員工健康不佳,「招進一千位,本來五百位就有病」,還有「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等說法出現其中。通篇文章裡沒有具名受訪者,在諸多方面做了較為主觀的陳述,卻鮮少提供證據和出處,記者本人也並未到深圳龍華採訪。
差不多時間,廣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也有一篇關於富士康「血汗工廠」(編按:工作場所給予勞工的薪資不足,並要求超長的工時、惡劣的工作環境危及勞工安全或健康。)的報導,由記者到深圳龍華採訪,在措詞和引用受訪者說法上較為中立。
根據《第一財經》執筆記者王佑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指出,文章見報後幾天,就有富士康關係企業賽博數碼的人出面找他們談,但沒有結果。再來就是七月十六日富士康在深圳中級法院提出告訴,將這名記者和她的編輯列為被告,共求償三千萬元人民幣,並凍結他們名下財產。

一場雙方都輸不得的訴訟

到此為止,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或在意這件事,主要只有《第一財經》持續緊追富士康血汗工廠的新聞,其他媒體多未報導這兩名媒體人被告的事,一直等到上個月二十八日在新浪網曝光。連續三天,從周一到周三,各種撻伐富士康的言論在網路上爆炸開來。那幾天我遇到幾位上海的媒體同業,每個人都熱烈討論這件事,鬥志昂揚,長期被堵塞的言論空間一下子找到宣洩口。
我逐一問過這些朋友,他們是否看過引發訴訟的《第一財經》那篇報導。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一個人看過,他們對這件事的興趣,都是從新浪揭露之後開始。至於他們聲援兩位同行的原因,主要是求償金額太過匪夷所思,而且沒有把報社列為被告,卻把工作者列為被告,與法規不合;再來則是深圳中級法院在訴訟結果未定之前,就採納富士康意見逕行凍結被告財產,太過偏袒企業。
事情發展至此,焦點已經轉移,沒有人再對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廠、或裡頭的員工是否受到違規待遇有興趣,所有重心都圍繞在三千萬元人民幣的求償金額上。不管富士康的索賠金額是如何定出,但顯然沒有預見這個數字最後是讓這件事從沒沒無聞,變成家喻戶曉的關鍵,對公司的形象破壞極大。
原告和被告雙方都輸不得。如果富士康敗訴,今後類似報導將層出不窮,特別是國外媒體早已虎視眈眈,想藉人權問題好好報導中國的缺失。原先下單給富士康的客戶,從微軟(Microsoft)、英特爾(Intel)、戴爾(Dell)、惠普(HP)、新力(Sony)、諾基亞(Nokia)到蘋果(Apple),也將在道德壓力下抽單或減單,或要求富士康限期改善工作條件。
如果媒體敗訴,許多過去被媒體修理或批評的企業,勢必大舉興訟,控告媒體的案件將應接不暇。中國媒體業的素質差距極大,有不少媒體常假借報導之名,向企業行敲詐之實,企業要上某些報導得付費,或者為了撤銷負面報導也得付費。在知名電視台的知名節目上,都一定註明「本欄目不收費」,以杜絕不肖之徒假電台之名招搖撞騙,其他媒體也有類似作法。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有不法行為的比例也不低,而媒體是少數能有效監督的社會公器,一旦媒體敗訴,以後再無監督企業的正當性,我所認識的上海媒體朋友們都持這個意見。
這件官司牽涉捍衛中國媒體的言論自由,以及企業捍衛自己的名譽,不管結果如何,都極可能立下標竿。但沒想到情勢後來急轉直下,成為一幕比《全民大悶鍋》更無厘頭的鬧劇。

六十三小時內態度大轉變

上月三十日上午十點,富士康打破沉默,主動聯絡新浪,並發表聲明,解釋巨額求償的目的不在於要錢,而是捍衛名譽,如果勝訴,不管判賠金額多少,都將捐出做為慈善用途。這多少緩和了先前眾多媒體圍剿的聲音,但更驚人的還在後頭。當晚十點,富士康再次發表聲明,將求償金額降為一元,並增列《第一財經》報社為被告。
對中國社會敏感的人不免猜測,應該是政府出面介入,才會在十二小時內發表兩次聲明。三天後,富士康更和《第一財經》發表共同聲明,「為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撤銷告訴,富士康尊重媒體的報導權,《第一財經》尊重企業維護名譽的努力,互給對方台階下。
「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政府目前的基調,重點是消弭貧富和城鄉差距過大造成的社會對立,這和告訴雙方關係不大,明眼人都看出政府運作的痕跡。
至此,延續一周的鬧劇結束,新浪賺了眼球,《第一財經》免了官司,富士康讓血汗工廠報導消音,都是贏家,那些積極奔走串連的媒體同行和網友,則有虛擲熱情之嘆。

以代工邏輯應付媒體失策

鴻海向來以治軍嚴明、當機立斷聞名,為何此次讓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大火?這可能來自它的代工邏輯。二○○三年SARS在廣東流行時,富士康廠區沒有傳出任何感染案例。廠區內幫不同客戶代工的生產線工人,進出路線原本就分開,也互不往來,甚至不准交談,這是為了讓客戶放心,交給富士康代工的產品,商業機密不會流出去。也因為分隔清楚,一旦出問題,很快就能定義問題範圍,並將之隔離,然後定向處理,不讓問題有擴大的可能。但這種方法面對媒體完全無效,特別是網路媒體。
富士康一開始就鎖定打擊面,直接控告兩名記者,而不告他們的報社、發行人和總編輯,與常例不符。但與四年前在台灣控告《工商時報》記者的方法相同,就是先界定問題範圍,再將之切割隔離出來,單獨對付,但顯然忽略國情差異。

鴻海與媒體關係仍待加強

中國的媒體都是官方背景,挑戰媒體等於挑戰政府,最終形成地方政治勢力的博奕,而不是對錯的追究。此次事件,深圳市政府明顯站在富士康這一邊,不管是出於在當地的雇用人口和交稅金額,但上海市政府顯然沒有這個顧慮。在富士康撤訴前,《第一財經》已提出反訴,目的是把這件案子的管轄權,從深圳移到上海。與其說富士康主動提出告訴是挑動兩地政府對決,不如說它最後的撤訴更像地方政府角力下的祭品。
其次,在重視關係的中國社會,媒體工作者對同學、同校和同行的認同,遠高於對所屬媒體的認同,使得他們容易被動員串連,透過網路更加速這件事。這造成問題範圍很難被定義,自然無法切割隔離,讓問題遲遲無解而滾大。記者開的部落格,以及在某個網站形成的討論區,很容易就被搬到另一個網站上。
鴻海去年以二百八十三億美元營收,排名《財星》雜誌「全球五百大」榜單第二百○六名,是全球第一大電子代工業者,營收破兆指日可待。媒體關係和資訊透明度,是它較為外界詬病之處,最終則被中國媒體聯手上了一課。要成為世界第一,除了產能、管理和專利,鴻海還有許多課要補,這應是這堂課帶來的最大啟示。


*富士康控告媒體大事記
06/12 英國《週日郵報》刊登〈iPod之城〉報導,指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工作、待遇和住宿條件不佳。
06/15 上海《第一財經》刊登〈機器罰你站12小時〉報導,對富士康工廠環境多有負面陳述。
07/16 富士康於深圳中級法院控告《第一財經》記者和編輯,求償3千萬元人民幣,並凍結財產。
08/17 蘋果電腦調查小組發表結論,富士康工廠確有頻繁加班,但無強制勞動,工作環境亦符合要求。
08/28 新浪網首頁刊登富士康告記者並巨額索賠之事,消息迅速傳開,引起媒體高度重視。
08/30 富士康上午於新浪發表聲明,強調會告到底,但到了晚上再發表聲明,將求償金額降為1元。
09/03 富士康和《第一財經》發表共同聲明,強調為構建和諧社會,撤銷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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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人人用 AI,訊息更分散?普羅品牌顧問「Process 2.0」助企業建品牌 AI 助理、精準溝通驅動成長

自 2022 年底 ChatGPT 引爆生成式 AI 浪潮以來,企業競相導入 AI 加速內容產出,效率看似提升,品牌訊息破碎化與品質失控的風險卻也隨之浮現。行銷、客服、業務各自運用 AI 工具產出文案,語氣與規範逐漸失去統一標準,消費者接收到的品牌形象因此愈趨模糊。

「一旦 AI 成為人人可及的工具,它本身幾乎不再是差異化的因素。真正的差異,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企業如何運用它。」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指出,長期來看,勝出的不會是使用最強大 AI 的企業,而是那些將品牌定位得足夠清晰、即使在技術趨於同質化的情況下依然與眾不同的企業。「AI 正成為常態,但唯有強大的品牌,才具備真正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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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創辦人 Martin Kessler。
圖/ 數位時代

如何運用 AI 加快內容產出速度,並同時兼顧品牌信任所需要的一致水準,這是 1995 年創立於瑞士蘇黎世的普羅品牌顧問,近年積極思考的問題。為此,普羅提出「Process 2.0」服務,將顧問角色從建立品牌策略,延伸到協助企業建立可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Process 2.0」服務:提升企業品牌溝通力

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洪翠霞觀察,品牌訊息之所以失焦,關鍵在於策略完成後,仍缺乏一套持續運作的溝通系統銜接執行。她將這種落差歸納為五種斷層:

首先,一旦策略完成後未能落實到日常工作,便形成策略斷層。同時,當品牌理解過度仰賴少數主管,一旦人員異動,傳承便隨之中斷,造成轉譯斷層。

在執行面上,各部門對外溝通的語氣逐漸分散不一致,也會有語氣斷層的問題;內容產出雖多,卻缺乏共同標準判斷是否符合品牌,則是驗證斷層。最後,所有品牌知識散落各處、未被系統化管理,導致治理斷層,也讓最初的策略價值難以發揮效果。

這五個斷層背後,指涉的是同一個關鍵。也就是品牌策略與實際執行之間,少了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品牌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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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普羅品牌顧問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洪翠霞。
圖/ 數位時代

為此,普羅開發出「Process 2.0」解方,從三個階段解決落差。首先,從「Brand Strategy」出發,先釐清品牌的定位與價值主張;接著才是「Brand Communication System」,將策略轉化為跨部門可依循的語言規則;最後則是「AI Brand Communication」,把品牌知識整合進安全可控的 AI 工作環境,讓行銷、業務、客服、人資,乃至海外代理商,都能基於統一的品牌基準產出內容,並持續進行審核與知識更新。

「AI 內容產出速度已遠遠超過品牌治理速度,品牌基礎若模糊不清,AI 只會更快放大既有的問題。」洪翠霞強調,AI 時代讓斷層問題更加明顯,因此她也期待透過「Process 2.0」品牌專屬 AI 助理,延伸顧問影響力,幫助品牌長期把關、一同成長。

品牌力 + AI:打造品牌專屬 AI Agent

為實現「Process 2.0」,普羅攜手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將品牌策略、知識與 AI 技術整合,協助企業建立專屬品牌 AI 助理。

愛酷智能科技(AccuHit)執行長林庭箴指出,「Process 2.0」鎖定的是品牌再造:AI 除了應用在企業內部流程,還能如何用在品牌溝通面。他分析,當電商進入超微利的時代,零售產業正走向三個不可逆的趨勢,包括:到 2030 年,將有五成消費行為由 AI 協助完成,商品資料必須完整到能讓 AI 讀懂;其次是超個人化,信任愈稀缺,推薦卻必須愈貼近個人需求這件事將更挑戰;第三,則是預測型消費將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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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Hit 執行長 林庭箴。
圖/ 數位時代

尤其,在非零售場域,品牌溢價更為關鍵,因為品牌價值與品牌溝通內容不只要讓消費者理解,也要讓 AI 讀懂,才能持續發揮影響力。不過,當企業想要運用 AI 做行銷卻沒想像中容易。林庭箴強調,企業 AI 最大的挑戰,多半集中在機敏資料的存取與管理層面。

因此在「Process 2.0」的開發協作上,普羅負責定義場景,AccuHit 則提供技術與產品面支援,將品牌規範與知識納入 Gen AI 系統,讓所有輸出都能經過品質控管,如同 AI 版本的品牌指南,確保每一次輸出都建立在信任與安全之上。

目前品元實業、昇昇膠業等品牌已導入試用這項服務工具,無論是行銷內容撰寫、客服回覆、產品諮詢或內部教育訓練,皆能依據統一的品牌規範,輸出兼具效率與品質的內容。

Brand-to-Revenue:探索成長新引擎

根據台經院發布的《2026 台灣企業品牌力大調查》,過去五年(2021 至 2025 年)收集的 1,167 家企業數據顯示,台灣企業普遍呈現「內強外弱」的品牌結構。也就是品牌定位與內部管理已具基礎,但對外溝通與價值主張,如品牌好感度與互動性,卻相對薄弱,導致多數企業雖有高重複購買率,卻缺乏品牌溢價能力與市場認同。

對此,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朱俐穎指出,「Process 2.0」的目標,是協助企業建構可落地的溝通能力,最終讓品牌策略實質驅動營收成長。

她以多年輔導近千家品牌企業的經驗為例,企業經過品牌輔導後,形象全面升級、設計語言更聚焦,市場識別度也隨之提升。她觀察,品牌塑造的成果平均在一至兩年後開始發酵,客戶能明顯感受到不同:「以往客戶只是單純買產品,但有了品牌之後,就多了願景與合作想像,能吸引其他企業一起創新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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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耀飛計畫小組副主任 朱俐穎。
圖/ 數位時代

AI 的本質就像一面放大鏡:品牌定位清楚,AI 能加速轉譯、提升溝通效率;定位模糊甚至混亂,AI 也會同步放大這份混亂,後果難以收拾。品牌梳理是否到位,決定了 AI 是阻力還是助力。

為協助企業及早驗證成效,普羅已推出「60 天品牌成長試用計畫」,讓企業在正式導入「Process 2.0」前展開深度合作,鎖定成長機會。從 Made in Taiwan 到 Trusted Taiwan Brand,信任,才是品牌溢價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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