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的一堂 一.二億公關課
郭台銘的一堂 一.二億公關課
2006.09.15 |

鴻海營收要破兆,最大的挑戰可能不是來自其他電子代工同行,或者割喉見血的產業環境,而是來自它與媒體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媒體。
上個月二十八日一大早,當新浪網把鴻海旗下富士康控告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求償三千萬人民幣(約一億兩千萬元台幣),並凍結他們名下財產的消息,放到首頁重點新聞位置時,一個捲動中國媒體集體情緒的事件迅速展開。包含《中國企業家》、《財經》、《經濟觀察報》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等中國主流財經雜誌和報紙,都在當天於新浪網上發表聲明,一面倒地批評富士康作法,並聲援兩位同行。隨後跟進發表意見的媒體和讀者,如野火燎原,充斥各種情緒。

中國媒體一面倒痛批富士康

「台商根本不把大陸人當人」、「滾回台灣去,這裡不歡迎你」、「打倒台灣人」、「政府在做什麼,為什麼縱容這種企業欺負自己同胞?」、「我們到底要給台灣人超國民待遇到什麼時候?」類似的發言,在網頁留言上處處可見。當天更把這個事件送上晚間新聞播報台,成為全國皆知的消息。
輿論都在等富士康出面回應,但什麼都沒等到,反而是兩名被告的記者在新浪剛開的部落格,點擊次數一下子突破百萬,還在快速上升。其中一名在部落格中寫到自己對新聞業懷有理想,所以長期投身其中,如今被告並求償天價的消息,還不敢向父母說,面對房子、車子和存款被凍結以及訴訟,會挺身對抗到底,即便他得工作一百年不吃、不喝才能湊足錢。在文章後回應的讀者,都鼓勵他堅持到底,甚至有人號召發起全民捐款,並主動表示願意出錢,分擔一旦敗訴所面臨的巨額求償。

被指「血汗工廠」提告求償

這件事讓中國媒體業出現少見的大團結。一時之間,整件事變成大企業以猙獰可憎的手段,欺凌手無寸鐵的記者。至少從公眾情緒來解讀是如此。也因此,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有太多人知道。
鴻海在中國,一如它在世界各地一般低調。儘管它於一九八八年就到深圳投資,目前光是在深圳龍華廠就雇用二十萬人,還沒算入它在昆山、北京和山西省多處的工廠。鴻海旗下的鴻富錦,已連續四年蟬聯中國出口百強第一名。可是民眾根本不清楚富士康做什麼,甚至有人誤認這是日本富士通的子公司。
低調,讓富士康在過去十八年安靜長大,但當它達到世界級規模時,再也無法按奈媒體獵奇的慾望。
事情是這樣開始。六月十二日,英國《週日郵報》上刊登一篇〈iPod之城〉報導,揭開序幕。文章中提到,精巧而售價不菲的iPod,是由富士康深圳廠代工,但這裡的生產線和住宿條件不佳,照明和空間不夠,工人經常加班,並被強迫勞動,但每月工資不到四百元人民幣,未達深圳市規定的最低標準。這篇報導很快引起國際關注,對蘋果形成道德壓力,迫使其組織調查團到富士康工廠內部了解事實。
六月十五日,上海《第一財經》日報跟進發表一篇記者王佑撰寫的〈機器罰你站十二小時〉報導,文章提到富士康的員工有連續站十二小時工作的情況,以及富士康的員工健康不佳,「招進一千位,本來五百位就有病」,還有「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等說法出現其中。通篇文章裡沒有具名受訪者,在諸多方面做了較為主觀的陳述,卻鮮少提供證據和出處,記者本人也並未到深圳龍華採訪。
差不多時間,廣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也有一篇關於富士康「血汗工廠」(編按:工作場所給予勞工的薪資不足,並要求超長的工時、惡劣的工作環境危及勞工安全或健康。)的報導,由記者到深圳龍華採訪,在措詞和引用受訪者說法上較為中立。
根據《第一財經》執筆記者王佑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指出,文章見報後幾天,就有富士康關係企業賽博數碼的人出面找他們談,但沒有結果。再來就是七月十六日富士康在深圳中級法院提出告訴,將這名記者和她的編輯列為被告,共求償三千萬元人民幣,並凍結他們名下財產。

一場雙方都輸不得的訴訟

到此為止,並沒有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或在意這件事,主要只有《第一財經》持續緊追富士康血汗工廠的新聞,其他媒體多未報導這兩名媒體人被告的事,一直等到上個月二十八日在新浪網曝光。連續三天,從周一到周三,各種撻伐富士康的言論在網路上爆炸開來。那幾天我遇到幾位上海的媒體同業,每個人都熱烈討論這件事,鬥志昂揚,長期被堵塞的言論空間一下子找到宣洩口。
我逐一問過這些朋友,他們是否看過引發訴訟的《第一財經》那篇報導。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一個人看過,他們對這件事的興趣,都是從新浪揭露之後開始。至於他們聲援兩位同行的原因,主要是求償金額太過匪夷所思,而且沒有把報社列為被告,卻把工作者列為被告,與法規不合;再來則是深圳中級法院在訴訟結果未定之前,就採納富士康意見逕行凍結被告財產,太過偏袒企業。
事情發展至此,焦點已經轉移,沒有人再對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廠、或裡頭的員工是否受到違規待遇有興趣,所有重心都圍繞在三千萬元人民幣的求償金額上。不管富士康的索賠金額是如何定出,但顯然沒有預見這個數字最後是讓這件事從沒沒無聞,變成家喻戶曉的關鍵,對公司的形象破壞極大。
原告和被告雙方都輸不得。如果富士康敗訴,今後類似報導將層出不窮,特別是國外媒體早已虎視眈眈,想藉人權問題好好報導中國的缺失。原先下單給富士康的客戶,從微軟(Microsoft)、英特爾(Intel)、戴爾(Dell)、惠普(HP)、新力(Sony)、諾基亞(Nokia)到蘋果(Apple),也將在道德壓力下抽單或減單,或要求富士康限期改善工作條件。
如果媒體敗訴,許多過去被媒體修理或批評的企業,勢必大舉興訟,控告媒體的案件將應接不暇。中國媒體業的素質差距極大,有不少媒體常假借報導之名,向企業行敲詐之實,企業要上某些報導得付費,或者為了撤銷負面報導也得付費。在知名電視台的知名節目上,都一定註明「本欄目不收費」,以杜絕不肖之徒假電台之名招搖撞騙,其他媒體也有類似作法。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有不法行為的比例也不低,而媒體是少數能有效監督的社會公器,一旦媒體敗訴,以後再無監督企業的正當性,我所認識的上海媒體朋友們都持這個意見。
這件官司牽涉捍衛中國媒體的言論自由,以及企業捍衛自己的名譽,不管結果如何,都極可能立下標竿。但沒想到情勢後來急轉直下,成為一幕比《全民大悶鍋》更無厘頭的鬧劇。

六十三小時內態度大轉變

上月三十日上午十點,富士康打破沉默,主動聯絡新浪,並發表聲明,解釋巨額求償的目的不在於要錢,而是捍衛名譽,如果勝訴,不管判賠金額多少,都將捐出做為慈善用途。這多少緩和了先前眾多媒體圍剿的聲音,但更驚人的還在後頭。當晚十點,富士康再次發表聲明,將求償金額降為一元,並增列《第一財經》報社為被告。
對中國社會敏感的人不免猜測,應該是政府出面介入,才會在十二小時內發表兩次聲明。三天後,富士康更和《第一財經》發表共同聲明,「為構建和諧社會」,決定撤銷告訴,富士康尊重媒體的報導權,《第一財經》尊重企業維護名譽的努力,互給對方台階下。
「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政府目前的基調,重點是消弭貧富和城鄉差距過大造成的社會對立,這和告訴雙方關係不大,明眼人都看出政府運作的痕跡。
至此,延續一周的鬧劇結束,新浪賺了眼球,《第一財經》免了官司,富士康讓血汗工廠報導消音,都是贏家,那些積極奔走串連的媒體同行和網友,則有虛擲熱情之嘆。

以代工邏輯應付媒體失策

鴻海向來以治軍嚴明、當機立斷聞名,為何此次讓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大火?這可能來自它的代工邏輯。二○○三年SARS在廣東流行時,富士康廠區沒有傳出任何感染案例。廠區內幫不同客戶代工的生產線工人,進出路線原本就分開,也互不往來,甚至不准交談,這是為了讓客戶放心,交給富士康代工的產品,商業機密不會流出去。也因為分隔清楚,一旦出問題,很快就能定義問題範圍,並將之隔離,然後定向處理,不讓問題有擴大的可能。但這種方法面對媒體完全無效,特別是網路媒體。
富士康一開始就鎖定打擊面,直接控告兩名記者,而不告他們的報社、發行人和總編輯,與常例不符。但與四年前在台灣控告《工商時報》記者的方法相同,就是先界定問題範圍,再將之切割隔離出來,單獨對付,但顯然忽略國情差異。

鴻海與媒體關係仍待加強

中國的媒體都是官方背景,挑戰媒體等於挑戰政府,最終形成地方政治勢力的博奕,而不是對錯的追究。此次事件,深圳市政府明顯站在富士康這一邊,不管是出於在當地的雇用人口和交稅金額,但上海市政府顯然沒有這個顧慮。在富士康撤訴前,《第一財經》已提出反訴,目的是把這件案子的管轄權,從深圳移到上海。與其說富士康主動提出告訴是挑動兩地政府對決,不如說它最後的撤訴更像地方政府角力下的祭品。
其次,在重視關係的中國社會,媒體工作者對同學、同校和同行的認同,遠高於對所屬媒體的認同,使得他們容易被動員串連,透過網路更加速這件事。這造成問題範圍很難被定義,自然無法切割隔離,讓問題遲遲無解而滾大。記者開的部落格,以及在某個網站形成的討論區,很容易就被搬到另一個網站上。
鴻海去年以二百八十三億美元營收,排名《財星》雜誌「全球五百大」榜單第二百○六名,是全球第一大電子代工業者,營收破兆指日可待。媒體關係和資訊透明度,是它較為外界詬病之處,最終則被中國媒體聯手上了一課。要成為世界第一,除了產能、管理和專利,鴻海還有許多課要補,這應是這堂課帶來的最大啟示。


*富士康控告媒體大事記
06/12 英國《週日郵報》刊登〈iPod之城〉報導,指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工作、待遇和住宿條件不佳。
06/15 上海《第一財經》刊登〈機器罰你站12小時〉報導,對富士康工廠環境多有負面陳述。
07/16 富士康於深圳中級法院控告《第一財經》記者和編輯,求償3千萬元人民幣,並凍結財產。
08/17 蘋果電腦調查小組發表結論,富士康工廠確有頻繁加班,但無強制勞動,工作環境亦符合要求。
08/28 新浪網首頁刊登富士康告記者並巨額索賠之事,消息迅速傳開,引起媒體高度重視。
08/30 富士康上午於新浪發表聲明,強調會告到底,但到了晚上再發表聲明,將求償金額降為1元。
09/03 富士康和《第一財經》發表共同聲明,強調為構建和諧社會,撤銷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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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代理式 AI 」(Agentic AI)的創新服務正在重新塑造企業對AI的想像:成為內部實際運行的數位員工,提升關鍵工作流程的效率。代理式AI的技術應用清楚指向一個核心趨勢:2025 年是 AI 邁向「代理式 AI」的起點,讓 AI 擁有決策自主權的技術轉型關鍵,2026 年這股浪潮將持續擴大並邁向規模化部署。

面對這股 AI Agent 浪潮,企業如何加速落地成為關鍵,博弘雲端以雲端與數據整合實力,結合零售、金融等產業經驗,提出 AI 系統整合商定位,協助企業從規劃、導入到維運,降低試錯風險,成為企業佈局 AI 的關鍵夥伴。

避開 AI 轉型冤枉路,企業該如何走對第一步?

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生成內容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應用場景也從單一任務延伸至多代理協作(Multi-Agent)模式。

「儘管 AI 前景看好,但這條導入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綜合多份市場調查報告指出,到了 2028 年,高達 70% 的重複性工作將被 AI 取代,但同時也有約 40% 的生成式 AI 專案面臨失敗風險;關鍵原因在於,企業常常低估了導入 GenAI 的整體難度——挑戰不僅來自 AI 相關技術的快速更迭,更涉及流程變革與人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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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
圖/ 數位時代

正因如此,企業在導入 AI 時,其實需要外部專業夥伴的協助,而博弘雲端不僅擁有導入 AI 應用所需的完整技術能力,涵蓋數據、雲端、應用開發、資安防禦與維運,可以一站式滿足企業需求,更能使企業在 AI 轉型過程中少走冤枉路。

宋青雲表示,許多企業在導入 AI 時,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轉換率提升 50% 的關鍵:HAPPY GO 的 AI 落地實戰路徑

博弘雲端這套導入方法論,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已在多個實際場域中驗證成效;鼎鼎聯合行銷的 HAPPY GO 會員平台的 AI 轉型歷程,正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陳亭竹說明,HAPPY GO 過去曾面臨AI 落地應用的考驗:會員資料散落在不同部門與系統中,無法整合成完整的會員輪廓,亦難以對會員進行精準貼標與分眾行銷。

為此,博弘雲端先協助 HAPPY GO 進行會員資料的邏輯化與規格化,完成建置數據中台後,再依業務情境評估適合的 AI 模型,並且減少人工貼標的時間,逐步發展精準行銷、零售 MLOps(Machine Learning Operations,模型開發與維運管理)平台等 AI 應用。在穩固的數據基礎下,AI 應用成效也開始一一浮現:首先是 AI 市場調查應用,讓資料彙整與分析效率提升約 80%;透過 AI 個性化推薦機制,廣告點擊轉換率提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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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為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及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宋青雲分享企業導入案例,許多企業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圖/ 數位時代

整合 Databricks 與雲端服務,打造彈性高效的數據平台

在協助鼎鼎聯合行銷與其他客戶的實務經驗中,博弘雲端發現,底層數據架構是真正影響 AI 落地速度的關鍵之一,因與 Databricks 合作協助企業打造更具彈性與擴充性的數據平台,作為 AI 長期發展的基礎。

Databricks 以分散式資料處理框架(Apache Spark)為核心,能同時整合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並支援分散式資料處理、機器學習與進階分析等多元工作負載,讓企業免於在多個平台間反覆搬移資料,省下大量重複開發與系統整合的時間,從而加速 AI 應用從概念驗證、使用者驗收測試(UAT),一路推進到正式上線(Production)的過程,還能確保資料治理策略的一致性,有助於降低資料外洩與合規風險;此對於金融等高度重視資安與法規遵循的產業而言,更顯關鍵。

陳亭竹認為,Databricks 是企業在擴展 AI 應用時「進可攻、退可守」的重要選項。企業可將數據收納在雲端平台,當需要啟動新型 AI 或 Agent 專案時,再切換至 Databricks 進行開發與部署,待服務趨於穩定後,再轉回雲端平台,不僅兼顧開發效率與成本控管,也讓數據平台真正成為 AI 持續放大價值的關鍵基礎。

企業強化 AI 資安防禦的三個維度

隨著 AI 與 Agent 應用逐步深入企業核心流程,資訊安全與治理的重要性也隨之同步提升。對此,宋青雲提出建立完整 AI 資安防禦體系的 3 個維度。第一是資料治理層,企業在導入 AI 應用初期,就應做好資料分級與建立資料治理政策(Policy),明確定義高風險與隱私資料的使用邊界,並規範 AI Agent「能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防止 AI 因執行錯誤而造成的資安風險。

第二是權限管理層,當 AI Agent 角色升級為數位員工時,企業也須比照人員管理方式為其設定明確的職務角色與權限範圍,包括可存取的資料類型與可執行的操作行為,防止因權限過大,讓 AI 成為新的資安破口。

第三為技術應用層,除了導入多重身份驗證、DLP 防制資料外洩、定期修補應用程式漏洞等既有資安防禦措施外,還需導入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對 AI 的輸入指令與輸出內容進行雙向管控,降低指令注入攻擊(Prompt Injection)或惡意內容傳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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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進一步說明「AI 應用下的資安考驗」,透過完善治理政策與角色權限,並設立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降低 AI 安全隱私外洩的風險。
圖/ 數位時代

此外,博弘雲端也透過 MSSP 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從底層的 WAF、防火牆與入侵偵測,到針對 AI 模型特有弱點的持續掃描,提供 7×24 不間斷且即時的監控與防護。不僅能在系統出現漏洞時主動識別並修補漏洞,更可以即時監控活動,快速辨識潛在威脅。不僅如此,也能因應法規對 AI 可解釋性與可稽核性的要求,保留完整操作與決策紀錄,協助企業因應法規審查。

「AI Agent 已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陳亭竹強調,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在這波變革浪潮中,博弘雲端不只是提供雲端服務技術的領航家,更是企業推動 AI 轉型的策略戰友。透過深厚的雲端與數據技術實力、跨產業的AI導入實務經驗,以及完善的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博弘雲端將持續協助企業把數據轉化為行動力,在 AI Agent 時代助企業實踐永續穩健的 AI 落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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