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書介】《落腳矽谷》:一本完全洞悉盛產創業家城市的貼身觀察
【數位書介】《落腳矽谷》:一本完全洞悉盛產創業家城市的貼身觀察
2015.02.28 | 創業

你以為身價293億的Google創辦人賴利·佩吉(Larry page)在矽谷會開著保時捷跑車?那你就錯了,其實他都只開平價親民的豐田Prius油電混合車,或是Tesla Roadster跑車。在Google的停車場裡,若是停滿豪華汽車,仍視為無法接受的事。這是作者黛博拉·裴瑞·彼頌恩(Deborah Perry Piscione)所觀察到的矽谷,一個「盛產」創業家的地方。

曾是政治家的黛博拉,在搬到矽谷後,也感染了創業精神,在6年內創辦了3家公司,並且驚訝的發現,這個處處充滿創業家精神的地方,有著難以抵擋的魅力。於是,她撰寫了這本《落腳矽谷》,描繪矽谷之何以成為這樣一個充滿活力、創意的城市。

不斷改造而繁榮

作者發現,矽谷之所以這麼這麼令人難以抗拒的原因,「這裡靠著不斷改造而繁榮。」這是黛博拉待在矽谷六年的心得。然而要談到矽谷之所以成功孕育出這麼多創業家,要先談到史丹佛大學,它正是矽谷的人才輸出庫。

史丹佛大學在1952年時推出一項前所未聞的舉動,就是鼓勵學校老師去擔任企業的付費顧問,這也成功連結了學術界與產業界的之間的落差。這種風氣演變至後來,更讓許多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從大學、研究所時期,就開始創業、甚至直接到新創公司工作、實習,不會只是乖乖的待在課堂上等待,為得就是與產業緊密結合。

所以,黛博拉認為直到今日,史丹佛這項產學結合的作法,就是讓史丹佛現可以成為創新發明的保壘,並協助孕育出近6000家的創新企業。

矽谷企業的文化特質也和其他地區的企業很不一樣?談企業文化之前,先來了解一下,美國東岸和西岸的社會氛圍,作者自身過去一直在美國東岸居住,直到搬到矽谷,她才發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以這麼親近與熱情。

專屬於西岸的熱情文化

就像她在書中所描述,「在東岸可能一整年和同住一層大樓的住戶說不到一句話,且相互不熟識,但在西岸卻是無論到走哪裡都有人願意與你聊天。大家不會問你『為了什麼來上班』?而是問『你最熱愛的是什麼』?在矽谷要遇見人是很容易,而在這裡的人多半都屬於懷有點子,且想要把它實現商品化的夢想。」

除了人與人的親近與熱情之外,作者也發現,矽谷重視休閒娛樂、家庭生活。過去她在東岸上班時,整個城市的氛圍是不能接受老是提到小孩、或把小孩帶在身邊這類行為,因為這會讓人有種散漫、無法專注手邊工作的印象。可是在矽谷,沒有人會在意這件事,甚至梅麗莎·梅爾(Marissa Mayer )在受聘接擔任Yahoo!執行長的六年以前,她接任時37歲,同樣也已懷孕,但卻不會有人以任何異樣眼光看待這件事。

因為人與人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矽谷的企業文化也與傳統企業文化很不相同,最大的特色就是「扁平化管理」,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打造高生產力的組織,沒有繁複的層層階級。「矽谷的領導人將經理人視為團隊的參與者,而非企業的守門人。在傳統企業裡的經理人如果沒有溝通能力,很可能會拖垮整個公司,但若企業把員工視為一個團隊或家庭,工作和責任就會分攤到每個人身上,就能避免一人需要負責所有的成敗。」

這也使得矽谷的創業家有著不怕失敗、越挫越勇的精神。作者就提到,在1929年股市崩盤之後,華爾街有有許多高階主管從自己的辦公室跳樓身亡,但若在矽谷情況則很不一樣。

矽谷曾流傳著一句玩笑話,「因為矽谷沒有高樓大廈,如果創業者創業失敗了,他可以從2樓辦公室跳,隔天裹著扭傷的腳重頭再來,又是好漢一條。」因為,對矽谷的創業家而言,失敗次數的多少是榮譽的勳章,他們對於失敗並不會有畫地設限、不會有丟臉問題,反而用另外一種視角來觀看事情,不怕冒險、有想法就行動、值得信任,並且適應力佳,這和東岸華爾街對失敗的態度截然不同。

複製矽谷可能嗎?

矽谷的生活型態也影響人的心情與健康,由於矽谷位在內陸、三面環山、又擁有世界上最宜人的氣候,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也讓生活在矽谷的人喜歡去做更多戶外運動。例如,早上可以去衝浪、航海、健行、騎自行車、傍晚去滑雪、露營等。如此天生優沃的地理環境,讓在此生根的企業,從執行長到員工不但重視生活品質、也注重運動與健康,包括Google、Facebook、到Apple,甚至史丹佛大學都積極參與各項運動聯盟的活動。例如,他們每年都會參與矽谷自行車聯盟所推出的騎車上班日的運動,這也代表了矽谷人重視生活、健康、環保的一面。

至於人人稱羨的矽谷有辦法被複製嗎?黛博拉認為,一開始最難複製的就是文化本身,在強調「用人唯才」文化的矽谷,有創新概念、會獨立思考,它是個互動、刺激、連結與重組的網路,靠一種破壞式創新而興起,對規範感到不耐煩的文化。

許多國家與城市企圖複製矽谷文化所遭遇到的挑戰就是,在既有的政治、法律與社會的框架之下,如何能真正扶植到創新者,包括政府本身也應該具有創新性,這對某些較保守的政治體系將充滿挑戰。

最後,作者認為要完全複製矽谷的成功模式是不可能的任務,因其成功在歷史上有正確的時間點選擇了正確的地點。但是卻可以學習矽谷的那種創業性的文化,不只是在技術上的創新性,而是全面對人文、教育、金錢都要具有創造性,才有可能從社會、政府、人民等各層面慢慢逐一改造。

(作者Jasmine,曾擔任科技媒體記者,現為Readmoo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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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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