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進決策過程?
如何改進決策過程?
2005.11.01 | 科技

相信你可能有這樣的經驗,在會議室裡,來自組織裡的各路人馬齊聚一堂,經過冗長的討論,所有的人都還在各說各話,始終無法有個結論,最後的決議,就是下次開會時再做決定。就這樣,每天有開不完的會,討論不完的議題。
這樣的場景在強調由專業經理人負責管理運作的現代企業組織裡非常常見,這些採取團隊運作的組織,不像家族企業,凡事都是老闆說了就算,所有的決定都是在取得共識的情況下產生。這種決議產出的過程,符合現代企業的精神,但是在凡事講求效率的商業競爭中,如何能夠緊抓市場脈動,快速地做出決策,有時候會比做出好的決策更重要。

決策之前要有良好的對話

全球擁有十四萬五千名員工的惠普(HP)公司,在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的資訊市場裡,深深體會到決策效率的重要性,因此特別花了兩千萬美元引進一套「動態領導」(Dynamic Leadership)的課程,讓全球一萬兩千名的管理人員都進行相關課程訓練。這套課程運用在協助跨部門、跨領域的決策會議上時,效果最為顯著。
擔任惠普大中華暨東亞區教育訓練協理的隆佳慧指出,惠普的人力資源部門規劃了非常多種教導員工如何做決策的課程,針對不同層級的管理者,給予不同的訓練,但是唯有動態領導課程,最讓同仁獲益良多。
「形成一個決策要包含三個部分:專業知識、判斷和溝通,」隆佳慧進一步分析說,專業知識是最基本也是問題最小的部分,因為員工要知道這個決策會產生多少營收?需要多少行銷費用?對於市場占有率的影響為何?在做跨領域溝通時,知識只是形成對話的工具,而在做出判斷之前,就需要參與者運用系統化的思考來解釋,形成對不同提議的評價,但是要做出決策關鍵則是在「良好的對話」。

討論之中聆聽多數的意見

但什麼是「良好的對話」?如果請教育訓練、管理學的專家來解釋一定會有各種答案,市面上更是不乏相關的參考書籍與教材。儘管可以佐證的理論有無數種,惠普卻採取最直接、最有效的「情境模擬」:首先是將經歷、資歷接近的管理人員齊聚一堂,再跨部門打散,分成四至五組,每組人數不等,依據指定題目,進行四十五分鐘的討論後,各組提出一個企畫提案,再各自上台為自己的提案進行簡報,最後挑選一個提案做為決策的結果。
「討論的過程裡,可以看到每一組人馬都在盡力地sale(推銷)自己的點子,如果被接納就會很高興,無不希望自己的想法被採納,」曾經上過這個課程簡易版的企業公關品牌經理李惠菁說,跨部門討論的時候,會看到各部門不同的思考邏輯。
「這個課程重點不在於決策的結果,而是決策形成的過程,」隆佳慧說討論過程中,會有兩名外部指導員在旁邊不停地紀錄每個人的反應,例如A和B如何為一個觀念僵持不下,C在一旁敷衍了事,而D則是靜坐一旁玩弄手機等。
討論結束後,外部指導員會給予「回饋」,也就是根據記錄提出詢問,例如當A和B爭執時,問B剛剛是不是覺得受到傷害,再反問A剛剛為什麼口吻要這麼尖銳?就連沈默的C和D也會被追問為什麼不參與討論。「當事人被講師詢問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啊!我有這樣嗎?」,」隆佳慧指出,「這種像是照鏡子般的提醒,往往讓很多人知道原來自己過去在討論時,都是堅持己見,而沒有真的就事論事,才知道是溝通方法有問題。」

加速決策,要問對的問題

「在群體決策的過程裡,很多時候大家忙著推銷自己,不知不覺就會繞著議題原地打轉,」隆佳慧說,甚至更多的人在參與會議時,可能會因為提議被反駁,就放棄原來的想法,失去繼續討論的勇氣。
「在進行情境模擬前,大家都聽了很多關於決策的理論,但是在講師提醒後,才會真正明白溝通技巧應該如何使用。」隆佳慧自己則是因為負責安排訓練陪同上了數次課程,在講師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裡,對於自己在會議裡的發言方式也有極大的轉變。
「以前我很怕衝突,只要會議裡有人爭吵,就會嚇得不敢說話,」隆佳慧說,「但是現在只要有爭執,我反而會開始覺得興奮。」隆佳慧日前受邀參加一個跨部門的會議,當主席為了執行前次會議的決議,而和台下的人開始激辯時,隆佳慧卻開始發問,並且運用動態領導課程裡學到的對話技巧,適時地丟出問題,讓大家重新腦力激盪,會議結果不但推翻前次決議,而且很快地幫助大家找到共識,做出可以滿足多數人的決策,「靠問對的問題,進行良好的對話,就能縮短決策的過程。」
「很多主管分享在工作裡運用溝通技巧的實戰經驗,除了可以讓組織變得更有效率外,也帶給自己更多的成就感,」隆佳慧說,這樣也可以幫助每一個惠普員工,讓他們覺得自己在工作上更有價值。

隆佳慧 1967年生,台大國際貿易系畢業。1989年進惠普,擔任過HP Taiwan徵信收款暨進出口部經理、大中華暨東南亞教育訓練協理,目前擔任HP北亞教育訓練協理。長期駐守中國大陸,負責兩岸三地、東南亞各國等跨國人才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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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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