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 Google 讓人變得更聰明?
[曹家榮] Google 讓人變得更聰明?
2015.09.30 | 科技

大學生愛抄襲?

過去幾年,我在大學兼課的時候,一直有的一個疑問是:為什麼不管老師怎麼說,總會有幾個學生以「抄襲」網路資料的方式來交報告。甚至我都已經清楚明白地告訴學生,老師相當擅長於請Google大神抓抄襲,仍有學生自投羅網。當然,一個簡單的解釋是,總是有人「賭性」堅強想要搏一把。不過,某一次,一個學生下課後問我的問題,改變了我的想法。

那是一門大一的課程。某一天課堂上,我宣布了個人報告的注意事項,並照例跟學生們說明,注意文獻引用與抄襲的問題。下課後,一名學生到講台前來問我,他說:「老師,如果我查了維基百科的資料,然後把它寫進報告裡,這樣也算抄襲嗎?」我當時楞了一下,並心想:這不是抄襲,什麼才是抄襲?當然,為了不傷及學生心靈,我並沒有直接說出口,而是花了不少的時間跟他解釋這個問題。

這個經驗才讓我理解到,原來學生們跟我想的不一樣。

美國研究表示…

而就在前一陣子,許多媒體都報導了一個發表在實驗心理學期刊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上的研究。這個研究指出,習慣事事找Google大神要答案的人,會覺得自己比較聰明。研究者認為,這些慣於搜尋資訊的人,「誤」將這些資訊看作是自己的知識,因而膨脹了對於自身的認識。因此,在最後的總結討論中,研究者指出,這個實驗證明了,過於依賴網際網路,會導致一種危險,人們會漸漸無法認清到底自己有多少能耐。

圖說:事事上 Google,張家毓攝影
(圖說:事事上 Google,張家毓攝影)

看到這則報導時,我馬上就聯想到那個學生問我的問題,以及我後來的猜測。這群被歸類為「數位原民」的學生們,成長於電腦、網際網路的環境,就像那些研究中的受測者,早已習慣了透過Google大神取得資訊。這樣的習慣,甚至讓他們認為,這就是他的「智慧」的一部分。就像有一次,我在上課時丟出一個問題,台下的一個學生很自然且迅速地滑開他的手機,並在10秒內找到了答案,然後帶著自信且驕傲的神情舉起手來。

作為教育者,我們必須正視並嘗試去解決這一「代溝」。我們認為明顯錯誤的事情(例如,抄襲維基百科),對於數位原民世代的學生來說,也許根本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持續站在不同的道德基礎上譴責甚至處罰學生,雖然可能有其強制性的效果,但卻無助於真正解決問題,也無法讓我們認識彼此所面臨的差異處境。

關鍵的問題在於,為什麼依賴於搜尋引擎的人,會產生這種膨脹的自我認識?會將「搜尋到答案」與「自己知道答案」這兩件事情混為一談?

再說一次,人與科技的關係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得要再說一次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幾篇文章中,我不只一次提到了這樣的概念:科技物「不只是」工具。雖然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相當直觀、理所當然地將各種科技物當作工具使用,以便快速、有效地達到目的。但是,如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 曾經說過的,將科技物看作是工具,這樣的觀點雖然沒有錯,但卻也沒有掌握到科技物的本質。

因此,我在討論物聯網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物不只是工具,而是會對人產生影響與改變的「人的延伸」或是「人的擴增」。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很抽象,但其實所要表達的就是:科技物不只是一種便利的工具,它也改變了作為使用者的我們自身。例如,研究科技發展的歷史學家們相信,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這種重視序列性的時間觀,一直要到鐘錶被發明並普及使用後才形成。或者,一個與我們這時代人更切身相關的例子是,(就如我上兩篇文章談到的)行動電話、網路這類科技物也改變了我們對於彼此關係距離的想像。

圖說明

那麼,回到我們的問題:為什麼依賴於搜尋引擎的人,會產生這種膨脹的自我認識?如果電腦、網路只是工具,我們大概可以說,這些人就只是單純有了錯誤的自我認知。然後(不切實際地)以一種陳腔濫調的口吻要人們「認識自己」。又或者,我們也可能極端地說:網路是個壞東西。因此,學齡、心智未成熟的兒童、青少年禁止使用,以免造成依賴與影響,巴啦巴啦巴啦…。

但是,如果我們能嘗試轉換一下視野。如果科技物不只是工具,我們該問的問題又是什麼?我們該問:在使用搜尋引擎時,它如何改變了使用者的自我認識?

「誰」在思考?

讓我們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在使用搜尋引擎的人們,當下「就是」比較聰明的話,這是否比較能合理解釋人們的「自我膨脹」?那麼,關鍵的問題就變成:使用搜尋引擎當下的人們真的有比較聰明嗎?

過去我們一般都認為,一個人聰明與否是他腦袋裡的事情。因為是這個人、這顆腦袋在思索著問題的答案。然而,晚近的一些認知科學研究卻指出,也許不是那麼簡單。在思考的這個「誰」,也許並不單純是我們的那顆腦袋,而是這顆腦袋加上我們的身體,以及外在各種可能提供資源的工具。

圖說:紙本工具的應用,賀大新攝影
(圖說:紙本工具的應用,賀大新攝影)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部分的人一定都可以非常輕易地計算出1+1等於多少,對吧?但是如果今天問題是:√68呢?也許有一些心算高手,也可以在短時間算出來,不過大概有不少人都必須找紙筆來算一下。那麼,這時是「誰」在計算?也許我們仍然會直覺地認為是自己在計算。但一些認知科學家們主張,此時在計算的其實是你的大腦、寫字的手、以及紙筆工具所有這些所構成的系統。

透過寫字的手、紙筆工具,我們將計算過程中暫時性的答案記錄在紙張這個外部(或是說,延伸的)儲存裝置上,以便大腦可以更有效、快速地進行下一個計算工作,進而於此一反覆過程中迅速獲得解答。換言之,當下在思考、計算的,並不只是我們的大腦,而是包含了紙筆工具的,這一整個資訊不斷於其中循環的認知系統。

膨脹的不是自我認識,而就是「自我」

因此,如果不管是在計算√68的時候,還是在使用搜尋引擎的時候,在思考與認知的那個「誰」,不再只是過去以為的那個大腦,而是包含了外部工具的整個認知系統。那麼,我們確實可以說,在那個當下的那個「誰」真的就是比較聰明。因為透過外部的工具、資源,那個「誰」的能力被擴增了。

換言之,我們或許可以說,其實人並沒有膨脹自我的形象。毋寧地,是人自身在那個當下擴增了。

等等,我必須趕緊地在這裡喊個暫停。以免有人認為我正在宣揚某種天真的科技樂觀主義。當我說:「人確實在工具(紙筆、電腦、搜尋引擎)的使用中擴增其能力」,我並不是要說:「看!這是多美好的未來,我們將變成更完美的(超)人」。若是這樣,我就該回去向我的學生道歉,因為善於使用網路的他們應該沒有抄襲。
不是這樣的。雖然科技物、工具的使用確實擴增了人的能力,但這不該是被頌揚的成就。相反地,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反省、反思自身的不足。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說:我們應該要藉以認識到,人其實沒有多偉大、多厲害。許多事情我們不僅要藉助工具來完成,甚至自身也常被工具所控制。偉大的演員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便諷刺著現代化生產線如何奴役著工人們。

回到美國研究。這個研究確實突顯了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對人的影響。但是若僅從「工具」的角度看待這些科技物,我們就只會得到空泛的道德訓誡或是威權的強制禁令,而無法看到它們真正的影響所在。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確實讓人變得更聰明,因為這些科技物已然成為我們認知系統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不是該小心過度膨脹的自我認識,而是要警醒於我們自身確實被擴增了。進而,才可能避免誤以為一切仍在(人)自我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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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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