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觀點] Uber在台灣合法的三種可能途徑|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可能途徑一：美國加州模式

第一種途徑就是台灣政府修法或設立新法規。台灣提出類TNC法規，讓Uber光明正大在台營運，但前提是Uber在納稅與保險等議題，有心溝通並和政府達成協議。

「Uber是全球公司，希望像美國一樣『有（TNC）法規』可以被納入。」Uber台灣資深營運總監吳罡說。2013年美國加州因應Uber等新型運輸服務，在法規中新增TNC(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類別，Uber平台上的私家車可以合法載客，來自加州的Uber也希望台灣政府能參考此作法。

除了Uber，台灣科技新創圈也有股強勁力量，支持修法（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或設立新法規，並且實施計程車彈性費率與多元計程車方案，讓台灣業者可以公平競爭，也讓類Uber業者合法經營。

不過，由於Uber目前僅用Uber荷蘭所授權的台灣宇博數位服務公司之名營運，用境外架構，逃避在台的實質車資納稅與乘客保險等責任。因此這個途徑有個大前提，就是Uber必須真心誠意和政府協議，營業登記符合法規，繳納實質車資總額稅捐，並且考量台灣乘客權益，提供國際險之外的在地保險。

可能途徑二：中國滴滴出行模式

第二種途徑則是Uber賣給台灣業者。Uber台灣也可以依照Uber中國併入滴滴出行的模式，賣給台灣相關業者，輕鬆當個背後股東。

在法規層面，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指出，「若Uber台灣賣給台灣業者，成為背後股東。Uber提供技術，台灣業者承擔納稅、保險與消費者保護等責任，法規上可行。」

不過，依目前的狀況來看，台灣環境，沒有太多誘因讓Uber台灣選擇走這條路。

首先，Uber中國併入滴滴出行是Uber公司的「以退為進」策略，心元資本創辦人鄭博仁就指出Uber藉此成為少數能實際營運中國市場的矽谷科技公司。Uber僅取得滴滴出行的5.89%股權，但享有17.7%經濟收益，17.7%的經濟收益如何想像？2015年滴滴已經擁有超過3億個註冊用戶，1500萬名司機，年訂單總量就高達14.3億筆，商機驚人。

再者，Uber中國的股東組成和滴滴出行的股東重疊度相當高，溝通容易。滴滴出行的「補貼戰法」嚴重威脅Uber中國的營運。加上，中國政府在法規上否定Uber原有主張，因此賣給滴滴出行是Uber中國最佳出路。

相比之下，Uber台灣和產業中相關公司並沒有股東上的重疊，台灣市場小的多，也沒有如滴滴出行般商業模式雷同、在競爭版圖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因此雖然也是一種途徑，但可能性不高。

可能途徑三：Uber出資入主台灣業者

第三種途徑，則是Uber出資直接入主台灣業者。這種途徑，在其他國家還很少見。由於台灣法規上對此產業沒有外資投資限制，Uber有可能直接砸錢，入主台灣交通運輸相關產業。

《東森新聞》指出，「市場盛傳，Uber找金融業想合夥買台灣大車隊。」不過，台灣大車隊總經理李瓊淑反駁此新聞，她說「此事為『子虛烏有』，台灣大車隊從來沒有和Uber有任何的接觸，也沒有和台灣金融業有任何接觸。」《數位時代》繼續詢問，假設Uber真的來找台灣大車隊，公司的態度是？李瓊淑回應，「我們不答覆任何假設性問題。」「是否擔心Uber買下其他競爭同業？」「台灣大車隊專注於車隊服務品質的提升，外界的看法對我們來說不是這麼的重要。」

除了台灣大車隊，台灣也還有很多交通運輸與租賃相關業者。Uber台灣已經有約100萬註冊用戶，上萬名司機，市場說大不大，說小又不小，若Uber真的有心繼續經營台灣市場，聯手台灣本地企業或自己砸錢，負起經營者該有的責任，讓投審會點頭，入主台灣業者並非不可能。

不過，這是付出成本與回收利益間的商業考量。Uber全球佈局擴張，Uber是否願意花時間與精力和台灣業者談合作？台灣政府在後續協商過程中，是否能給予Uber壓力或是提供誘因？都是關鍵因素。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