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觀點] Uber在台灣合法的三種可能途徑|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可能途徑一：美國加州模式

第一種途徑就是台灣政府修法或設立新法規。台灣提出類TNC法規，讓Uber光明正大在台營運，但前提是Uber在納稅與保險等議題，有心溝通並和政府達成協議。

「Uber是全球公司，希望像美國一樣『有（TNC）法規』可以被納入。」Uber台灣資深營運總監吳罡說。2013年美國加州因應Uber等新型運輸服務，在法規中新增TNC(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類別，Uber平台上的私家車可以合法載客，來自加州的Uber也希望台灣政府能參考此作法。

除了Uber，台灣科技新創圈也有股強勁力量，支持修法（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或設立新法規，並且實施計程車彈性費率與多元計程車方案，讓台灣業者可以公平競爭，也讓類Uber業者合法經營。

不過，由於Uber目前僅用Uber荷蘭所授權的台灣宇博數位服務公司之名營運，用境外架構，逃避在台的實質車資納稅與乘客保險等責任**。因此這個途徑有個大前提，就是Uber必須真心誠意和政府協議，營業登記符合法規，繳納實質車資總額稅捐，並且考量台灣乘客權益，提供國際險之外的在地保險。**

可能途徑二：中國滴滴出行模式

第二種途徑則是Uber賣給台灣業者。Uber台灣也可以依照Uber中國併入滴滴出行的模式，賣給台灣相關業者，輕鬆當個背後股東。

在法規層面，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指出，「若Uber台灣賣給台灣業者，成為背後股東。Uber提供技術，台灣業者承擔納稅、保險與消費者保護等責任，法規上可行。」

不過，依目前的狀況來看，台灣環境，沒有太多誘因讓Uber台灣選擇走這條路。

首先，Uber中國併入滴滴出行是Uber公司的「以退為進」策略，心元資本創辦人鄭博仁就指出Uber藉此成為少數能實際營運中國市場的矽谷科技公司。Uber僅取得滴滴出行的5.89%股權，但享有17.7%經濟收益，17.7%的經濟收益如何想像？2015年滴滴已經擁有超過3億個註冊用戶，1500萬名司機，年訂單總量就高達14.3億筆，商機驚人。

再者，Uber中國的股東組成和滴滴出行的股東重疊度相當高，溝通容易。滴滴出行的「補貼戰法」嚴重威脅Uber中國的營運。加上，中國政府在法規上否定Uber原有主張，因此賣給滴滴出行是Uber中國最佳出路。

相比之下，Uber台灣和產業中相關公司並沒有股東上的重疊，台灣市場小的多，也沒有如滴滴出行般商業模式雷同、在競爭版圖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因此雖然也是一種途徑，但可能性不高。

可能途徑三：Uber出資入主台灣業者

第三種途徑，則是Uber出資直接入主台灣業者。這種途徑，在其他國家還很少見。由於台灣法規上對此產業沒有外資投資限制，Uber有可能直接砸錢，入主台灣交通運輸相關產業。

《東森新聞》指出，「市場盛傳，Uber找金融業想合夥買台灣大車隊。」不過，台灣大車隊總經理李瓊淑反駁此新聞，她說「此事為『子虛烏有』，台灣大車隊從來沒有和Uber有任何的接觸，也沒有和台灣金融業有任何接觸。」《數位時代》繼續詢問，假設Uber真的來找台灣大車隊，公司的態度是？李瓊淑回應，「我們不答覆任何假設性問題。」「是否擔心Uber買下其他競爭同業？」「台灣大車隊專注於車隊服務品質的提升，外界的看法對我們來說不是這麼的重要。」

除了台灣大車隊，台灣也還有很多交通運輸與租賃相關業者。Uber台灣已經有約100萬註冊用戶，上萬名司機，市場說大不大，說小又不小，若Uber真的有心繼續經營台灣市場，聯手台灣本地企業或自己砸錢，負起經營者該有的責任，讓投審會點頭，入主台灣業者並非不可能。

不過，這是付出成本與回收利益間的商業考量。Uber全球佈局擴張，Uber是否願意花時間與精力和台灣業者談合作？台灣政府在後續協商過程中，是否能給予Uber壓力或是提供誘因？都是關鍵因素。

隨著代理式AI（Agentic AI）快速發展，人工智慧的角色也從被動問答的對話工具，轉變為能主動代為執行搜尋的商業介面；兩者根本的差異在於，前者仍須仰賴使用者逐步下達指令，後者則能自主完成任務。當AI代理為人類代勞搜尋、比價、甚至決策等任務，品牌競爭的對象便不再限於消費者，也涵蓋替消費者把關的AI代理。

因此，「Business to Agent」（B2A）成為當代企業必須面對的新命題，為了擁抱嶄新的思路，跨國AI轉型解決方案供應商iKala舉辦第二屆「iKala Connection Day」論壇，以「數據領航：AI時代的真實價值」為題，邀集Google Cloud、Google Ads等產業領袖，一同剖析企業如何從基礎建設走向市場端，搶佔AI先機。

不只SEO，還要GEO！企業如何讓AI認識你

回顧過往科技發展週期，新科技普遍需10至12年才能成熟。iKala共同創辦人暨集團董事長程世嘉引述AMD執行長蘇姿丰的比喻來說，若AI是一場棒球賽，目前僅走到第三局。這意味著，只要企業採用率持續攀升，尚且毋需擔憂AI泡沫化；反之，AI產業可能才正要邁入超級循環。

不過，程世嘉也提出「智慧通膨」的現象，他表示：「各大廠不斷推出新模型，資本支出也不斷提升，但使用成本並沒有因此下降，因為算力供不應求；不過長期來看，成本曲線一定會往下走，未來AI智慧會像水龍頭一樣，打開就有。」

隨著AI逐步普及，使用者尋找資訊的方式也隨之轉變。程世嘉強調，搜尋行為正從關鍵字轉向AI對話與生成式搜尋。企業除經營傳統SEO，更需布局GEO（生成式引擎優化），提高被AI引用與推薦的機會。這波版位重分配與十餘年前SEO興起時無異，及早掌握規則者，才能在新流量分配中卡位。

迎戰Business-to-Agent，如何搶進AI決策新戰場

要爭取AI時代的流量紅利，關鍵前提在於企業內部的基礎建設是否到位。「現在超過9成的企業都有AI焦慮症，大家都很急著導入AI工具，但背後缺乏整體的策略與架構。」iKala AI服務事業部副總經理Gary Yang認為，AI專案應如培訓新進員工，結合商業策略與數據資產雙向評估，才能真正落地。

「如果沒有穩定的雲端基礎，企業的AI就會是空中樓閣。」他強調，雲端即是企業佈局AI的關鍵基礎建設之一。如多數企業選擇Google Cloud，看重的就是技術護城河、數據主權與總體擁有成本；而iKala推出的企業級AI代理平台iKala Nexus，定位為策略中樞與營運大腦，即立基於此。

然而，架構穩固只是起點。Google Workspace銷售總監Murray Chiang指出，全球僅約3%企業成功透過AI達成深度轉型，關鍵就在AI代理能取得多少企業資料與情境。因此，企業級Gemini Enterprise App結合個人級Google Workspace，構成Google所主張的「代理型工作轉型」（Agentic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AWT）主軸，讓AI從被動對話框升級為跨系統執行的代理，並恪守數據主權歸屬企業的原則，讓企業級AI能真正發揮效益。

當企業打穩內部地基，外部競爭也才能順勢轉向市場端。「Google Search全球年搜尋量達5兆次，近八成消費者認為AI讓購物決策更快、更有信心。」Google Ads廣告產品行銷資深總監Alvin Tsai指出，「B2A」（Business to Agent）的時代來臨，當AI代理主導決策時，看重的是API串接流暢度與數據結構化程度，企業必須從爭取「被看見」的SEO排名，走向爭取「被推薦」的AI清單，並進一步走向「被選擇」。其中，信任將成為AI時代品牌經營的關鍵。

從洞察到執行，iKala全方位解方引領品牌佈局

這份信任要能落地，關鍵在於底層數據是否可信。對此，iKala行銷科技事業部總監Donna Hsu提出的IMC整合行銷架構，正是iKala因應Agentic Commerce時代所提出的整體解決方案。

面對高度碎片化的行銷環境，品牌需要建立的，是一套能從市場洞察延伸至全通路執行、並持續優化的整合行銷系統。Ontix即時掌握消費者社群聲量與市場趨勢，代表品牌對人的理解；Kuroma則從AI搜尋視角，分析品牌在生成式搜尋中的能見度與引用表現，代表對AI的理解；兩者合力，讓品牌同時掌握人類與AI代理的決策脈絡。再透過Kolr行銷數據平台，將洞察轉化為具體行銷執行，使每一次決策都能以數據驅動、持續優化，協助品牌在AI時代建立長期競爭優勢。

最後，在論壇壓軸的高峰對談中，程世嘉強調，當前正是典範轉移的關鍵時機，如同過往率先布局SEO的業者得以享有紅利；他認為，這同樣是企業重生的契機，提早深耕者將在此波轉型中佔得先機。尤其，AI轉型已非單機運作所能達成，企業應優先建立基礎建設與治理架構；當自身能力有限，也須慎選合作夥伴、借助外部資源，並在安全可信任的前提下，實現共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