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宜振] 蘋果研發中心落腳深圳對台灣的影響|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時間正值中國第二屆的創客週以及雙創週主站場落在深圳。中國力推雙創已經有許多人探究了各種原因或者不得不的理由，我們在此也不多探究雙創的理由，反而對於台灣人情感上比較有意義的莫過於Apple竟然在深圳設了研發中心。

身為一個熱愛檢討自身的台灣人，立馬可以在網路上臉書上看到許多檢討我們自身的貼文或者文章。

大多數的論點都會來檢討為何這不會發生在台灣，事實上這樣的狀況在多年前Intel開始不在台灣舉辦IDF（Intel Developer Forum）不就已經該知道是這樣的局面了嗎？

我們做了什麼能夠留住科技大廠嗎？

國際大廠設置研發中心確實有其意義，所以我們可以思考的是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讓國際科技大廠願意把研發中心放在台灣呢？

千萬別說稅制、補貼等，只要是這一類外顯或者說硬體資源，永遠可以有人比你補貼的好。加上可能還有我們沒有的資源，例如「龐大的內需」。拿錢補貼更不用說了，永遠有人可以比你拿更多錢出來勾引這些業者。

人才地圖與需求不對稱

回想過去為何DELL、HP、IBM、Intel這些外商為何都會在台灣設置大的研發中心。然而新的高大上的國際企業如Facebook、Google等不設置規模大的研發中心在台灣？

答案倒也可以說簡單，除了政府可以提出的硬體資源外，人才地圖與他們需要的不對稱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這人才可以說是軟體人才和互聯網人才。

而Apple把研發中心放在中國，如果你是庫克，那不正是一個再合理也不過的一個決策嗎？甚至很有可能從來沒有台灣這個選項或者其他國家的選項。

從別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還是倚賴類似Apple的研發中心，那是否也代表著某種的代工心態的延伸呢？

總不能一邊高喊著要有自我品牌，要有自我研發能力，卻又一邊希望國際大廠來拯救我們的代工生態。

改變現況的唯一解：Keep working

Apple的動作已經做了，你也無須去試著改變。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如果現在深圳就是真正的亞洲矽谷了，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跳躍前進到下一個階段，取得未來的制高點？」

策略性的思考就是得不斷的往前看並且看更遠，而非去探討為何我們過去的地位被深圳搶走了？這並不能改變現況，能夠改變現況的思考是我們現在開始做些什麼，能夠在下一個未來產業崛起時，我們已經在那！

這答案也可以說極度簡單，依然就是「人才」二字。

人才培育仍是根本

台灣過去能夠有輝煌的電子業，肇因於早年第一批從事電子業的前輩們。如果我們認為未來是網路是資訊軟體等，企業或許有自己的原因無法變革，並且只看三、五年的回報，政府該看的就是十年以上，甚至可以說是二十年以上的遠景，再回頭來做設計。

記得與cacaFly執行長邱繼弘的交流中，他提到了一個我很喜歡的觀點，已經是個具體的策略：與其花錢在各項被罵臭頭的硬體建設，還不如把錢直接投資在1千個人身上，讓他們去國外念我們指定的最優秀的學校系所，投資一個人1千萬台幣。整個方案不管是人才回來發展與否，都會對台灣有所助益，回來台灣的人，可以一起建立下一個未來產業，留在國外的人，最好能夠成為該國的社會中堅，依然可以幫到台灣。

只要、只要、只要我們能夠真心想改變，不要以為這樣叫圖利，不要以為這樣投資人才叫做肥貓，我們身為公民真的要有自覺，不要一邊酸政府不投資，一邊又罵政府的不作為。

一千個頂尖人才能夠帶來多少改變？我們就看看當年出國的優秀前輩們創造出來的電子業榮景，那就是我們可以想像的未來了。

絕對、絕對不是創造個物聯網園區就可以達到的，只要沒想清楚不以人為本，那我們就是繼續蝕本。

若我們真的能夠上下一心投資在未來的人才，那麼Apple把研發中心放在深圳又有何干？

延伸閱讀：庫克再訪中國，宣布蘋果年底前將設中國研發中心

《數位時代》長期徵稿，針對時事科技議題，需要您的獨特觀點，歡迎各類專業人士來稿一起交流。投稿請寄edit@bnext.com.tw，文長800至1000字，兩天內會回覆是否採用，文章會經編輯潤飾，如需改標會與您討論。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