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文件與真相、裝置

2016.12.02 by
李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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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輿公司noema.io共同創辦人,網路文化運動者、獨立研究者。前中研院資訊所專案經理、資訊社會學博士研究,過去十年投入開放源碼與數位文化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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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這些對談過程變成了逐字稿,就會進入到鍵盤鄉民的領域,成為可以被Ptt網民拿來回文逐一辯駁與延伸的賦權物,從現在開始,台灣的政治環境裡,會有一種「逐字稿」公民參政模式,從外圍直接介入權力系統。

這是一個透過資料追索真相的世界,在社會現實如此複雜的時代,資料尤其格外重要,而逐字稿也可以變成人們切入問題的進入點,成為一種新的權力裝置,等待在社群媒體間流通被檢視、畫線、反白。

在上個月的專欄文章刊出之後,我深深地反省了一番:作為讀者的我們,其實不太懂喜劇,尤其不懂這些所謂新興潮流的「調查喜劇」。顯然難度有點高:不只是因為這是英語的脫口秀,主持人以反應快速、類比荒謬而見長,而是因為當我們踏進今日的任何爭議事件中,世界的複雜度早已遠遠超過以往的公民參與及「正常社會」的想像。

數位政委的「逐字稿」遊戲

在9月爆出行政院將邀請35歲的網路神人唐鳳入閣擔任政務委員新聞時,一個很少被拿出來仔細討論的微小細節:逐字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並非好奇逐字稿製作困難程度、在政府機關當中落實的容易與否。我好奇的是:為何(why)要打逐字稿?為何這是許多網路世代的資訊專家,進入政府在協助討論進行時,所優先採取的一種「介入方式」?

蔡仁譯攝

我自己的擬答是:因為公務系統中的會議(包含程序與內容)是個太過於巨大的怪獸;謄寫成白紙黑字的簡要版會議記錄,裡面具有巨大的權力決定事情的進行方式,且可作為咎責或卸責的重要關鍵事證。大部分的會議其實溝通協調功能相當的糟,專家們的表達與利害相關者的對話溝通,若是能夠切中問題要害,則可以被會議的主持與安排給迴避、閃躲掉而直接造成某種決議結果。對抗這種權力巨獸,一旦這些對談過程變成了「逐字稿」,就會進入到鍵盤鄉民的領域,成為可以被Ptt網民就拿來回文逐一辯駁與延伸的「賦權物」(empowering object)。逐字稿可以變成讓各種角度的人們切入問題的進入點:它成為扭轉麥克風,朝向真正想要講話的每一個人的新作法。

唐鳳政委入閣,我覺得一個最樂觀的意義,應該是「逐字稿」這種象徵物,進入到台灣政治的舞台正中央:當「話語」變成一種更為積極的、勾連性的力量,不再是過往的被動、被代表、被監控、被檢視,而是直接進入到權力系統中,成為往下一步討論的基礎時,應該就是那樣的新政治可能被展開的時機吧。

開放資料裡面有個關鍵字,是「資料」。什麼意思?我們只能夠沿著資料的面向來理解資料,而非某種想像物。資料不是無中生有,資料需要維護,需要規劃生產過程。

兆豐金的新聞令人震驚。如果不是出來坦調查,而是真實狀況的話,兆豐金因為逗點點錯,把交易金額提高了十倍。難怪網民接著說:「乘十是一種美德」啊!無論是否是這樣的結果,立法委員黃國昌也在財政委員會的質詢中,指出調查方向與時間區段根本就是一系列的錯誤:巴拿馬分行已經在2012年被該國開罰,而我國的金融監理機構完全沒有處理。今日追著2016年的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的幾十億裁罰結果來公布懲處,不就等於「刻舟求劍」這個經典成語的再現嗎?

假使這些荒謬混亂都不斷地發生,媒體記者可以做什麼?該如何從資料的專業來建立觀點,逐一檢視系統錯誤的源頭;而非僅僅作為擠牙膏式的立院判案的轉播台,一點一滴地把質詢台上演的青天審案編綴成章?當媒體發揮媒體的角色時,立法委員是否可以回到建構未來社會基礎的起動者角色,讓官員在政治結構中真的重新負起該負的責任?

《巴拿馬文件》中南德日報記者領導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組成跨國數百人的專案團隊,一同抽絲剝繭,找出荒煙蔓草資料現場裡面的人事物連結。倘若不用指涉那麼龐大數量與求證壓力的國際事件,今日台灣社會中所爆發的種種問題,哪一個不是需要一種清晰而取信於民的追索行動,向社會大眾釐清這些事件背後的重要意義?兆豐銀行發生這樣的問題,背後的陰謀論早已指向內控失靈之外的政治想像。當年的那些關鍵人士現在何方?與他們一起工作的其他證人在哪裡?行政院聘任新任政務委員,邀請35歲網路界的創業家與跨性、自學資賦優異人士唐鳳入閣,究竟對各方來說有著什麼樣的指標意義?未來有哪些可以檢視這項任命案成效的判讀指標?原本爭議許久的亞洲矽谷案,再加上斷點後重新送出與通過,在政院方面是否有任何改變?

數位政委唐鳳
郭涵羚/攝影

新創界的反對與冷眼旁觀聲音,代表著什麼樣的文化與意義?輔大夏林清院長在網路上對決「性侵事件」中「官僚勢力」與「網民批判」,各方累積的大量文字紀錄,媒體該如何深入剖析,並且對社會公正地呈現問題?這個案例又該怎麼被納入課程典範來被反省與檢討?

這些議題的共同特色,就是資料,大量的資料。兆豐被罰款數十億元,涉及到三個以上的國家、多少個帳戶中流通的多少金額,銀行的運作環節為何?法遵長一職所代表的意義與執掌,所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是什麼?有沒有國外同樣被懲處,或者表現績優的銀行法遵長角色的說法?巴拿馬政府裁罰單位有沒有說法?唐鳳的各個階段同事是否願意接受訪問?熟稔國內政治領域的老手,怎麼看待科技議題在政治中的真實分量?有哪些過往的預算數據可以被拿來加減,估算出唐鳳能夠對新政府的影響勢力範圍?

過往政務委員有沒有機會做專訪,並且請他們留下具有未來檢證意義的證詞?新創界與政治的關係,跟其他產業界有什麼樣的不同?輔大「性侵事件」與各方的大量檢討與反省文字,讓我們看到如果一個事件有超過300人是「第二層」參與的當事人時,互動與對話的現場在網路上廣泛地引起對話,任何人該怎麼樣試圖描繪出全貌?

資料的處理該怎麼辦?我們需要工具。我們的真相產業還在手工業階段,甚至還沒有辦法生產劇本,拍成《新聞急先鋒》(Newsroom)與《驚爆焦點》(Spotlight),角逐金鐘獎或改編成《屍速列車》(부산행),無法提出控訴作為一個討厭《熔爐》(도가니)般社會的不公不義。當媒體拿掉調查的功能,那就只剩下一個放話與操弄輿論的用途。

電影《屍速列車》
《屍速列車》劇照

這時候我們可以回到最基本的新聞現場,打開網路連線,開始 Hackpad之類的網路共筆軟體,開始寫下已知的任何線索。沒有工具就自己打造工具,自己設計需要的工具。當你帶著「工具意識」走進現場時,任何關心事情發展的陌生人就將變成你的同盟,一起改造現場的材料,動手製作新的真相裝置。例如把萬年不變的權力裝置「會議記錄」,動手改成留下所有真相痕跡、等待在社群媒體間流通被檢視、與評註的彩色「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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