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透過資料追索真相的世界，在社會現實如此複雜的時代，資料尤其格外重要，而逐字稿也可以變成人們切入問題的進入點，成為一種新的權力裝置，等待在社群媒體間流通被檢視、畫線、反白。
在上個月的專欄文章刊出之後，我深深地反省了一番：作為讀者的我們，其實不太懂喜劇，尤其不懂這些所謂新興潮流的「調查喜劇」。顯然難度有點高：不只是因為這是英語的脫口秀，主持人以反應快速、類比荒謬而見長，而是因為當我們踏進今日的任何爭議事件中，世界的複雜度早已遠遠超過以往的公民參與及「正常社會」的想像。
數位政委的「逐字稿」遊戲
在9月爆出行政院將邀請35歲的網路神人唐鳳入閣擔任政務委員新聞時，一個很少被拿出來仔細討論的微小細節：逐字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並非好奇逐字稿製作困難程度、在政府機關當中落實的容易與否。我好奇的是：為何（why）要打逐字稿？為何這是許多網路世代的資訊專家，進入政府在協助討論進行時，所優先採取的一種「介入方式」？
我自己的擬答是：因為公務系統中的會議（包含程序與內容）是個太過於巨大的怪獸；謄寫成白紙黑字的簡要版會議記錄，裡面具有巨大的權力決定事情的進行方式，且可作為咎責或卸責的重要關鍵事證。大部分的會議其實溝通協調功能相當的糟，專家們的表達與利害相關者的對話溝通，若是能夠切中問題要害，則可以被會議的主持與安排給迴避、閃躲掉而直接造成某種決議結果。對抗這種權力巨獸，一旦這些對談過程變成了「逐字稿」，就會進入到鍵盤鄉民的領域，成為可以被Ptt網民就拿來回文逐一辯駁與延伸的「賦權物」（empowering object）。逐字稿可以變成讓各種角度的人們切入問題的進入點：它成為扭轉麥克風，朝向真正想要講話的每一個人的新作法。
唐鳳政委入閣，我覺得一個最樂觀的意義，應該是「逐字稿」這種象徵物，進入到台灣政治的舞台正中央：當「話語」變成一種更為積極的、勾連性的力量，不再是過往的被動、被代表、被監控、被檢視，而是直接進入到權力系統中，成為往下一步討論的基礎時，應該就是那樣的新政治可能被展開的時機吧。
開放資料裡面有個關鍵字，是「資料」。什麼意思？我們只能夠沿著資料的面向來理解資料，而非某種想像物。資料不是無中生有，資料需要維護，需要規劃生產過程。
兆豐金的新聞令人震驚。如果不是出來坦調查，而是真實狀況的話，兆豐金因為逗點點錯，把交易金額提高了十倍。難怪網民接著說：「乘十是一種美德」啊！無論是否是這樣的結果，立法委員黃國昌也在財政委員會的質詢中，指出調查方向與時間區段根本就是一系列的錯誤：巴拿馬分行已經在2012年被該國開罰，而我國的金融監理機構完全沒有處理。今日追著2016年的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的幾十億裁罰結果來公布懲處，不就等於「刻舟求劍」這個經典成語的再現嗎？
假使這些荒謬混亂都不斷地發生，媒體記者可以做什麼？該如何從資料的專業來建立觀點，逐一檢視系統錯誤的源頭；而非僅僅作為擠牙膏式的立院判案的轉播台，一點一滴地把質詢台上演的青天審案編綴成章？當媒體發揮媒體的角色時，立法委員是否可以回到建構未來社會基礎的起動者角色，讓官員在政治結構中真的重新負起該負的責任？
《巴拿馬文件》中南德日報記者領導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組成跨國數百人的專案團隊，一同抽絲剝繭，找出荒煙蔓草資料現場裡面的人事物連結。倘若不用指涉那麼龐大數量與求證壓力的國際事件，今日台灣社會中所爆發的種種問題，哪一個不是需要一種清晰而取信於民的追索行動，向社會大眾釐清這些事件背後的重要意義？兆豐銀行發生這樣的問題，背後的陰謀論早已指向內控失靈之外的政治想像。當年的那些關鍵人士現在何方？與他們一起工作的其他證人在哪裡？行政院聘任新任政務委員，邀請35歲網路界的創業家與跨性、自學資賦優異人士唐鳳入閣，究竟對各方來說有著什麼樣的指標意義？未來有哪些可以檢視這項任命案成效的判讀指標？原本爭議許久的亞洲矽谷案，再加上斷點後重新送出與通過，在政院方面是否有任何改變？
新創界的反對與冷眼旁觀聲音，代表著什麼樣的文化與意義？輔大夏林清院長在網路上對決「性侵事件」中「官僚勢力」與「網民批判」，各方累積的大量文字紀錄，媒體該如何深入剖析，並且對社會公正地呈現問題？這個案例又該怎麼被納入課程典範來被反省與檢討？
這些議題的共同特色，就是資料，大量的資料。兆豐被罰款數十億元，涉及到三個以上的國家、多少個帳戶中流通的多少金額，銀行的運作環節為何？法遵長一職所代表的意義與執掌，所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是什麼？有沒有國外同樣被懲處，或者表現績優的銀行法遵長角色的說法？巴拿馬政府裁罰單位有沒有說法？唐鳳的各個階段同事是否願意接受訪問？熟稔國內政治領域的老手，怎麼看待科技議題在政治中的真實分量？有哪些過往的預算數據可以被拿來加減，估算出唐鳳能夠對新政府的影響勢力範圍？
過往政務委員有沒有機會做專訪，並且請他們留下具有未來檢證意義的證詞？新創界與政治的關係，跟其他產業界有什麼樣的不同？輔大「性侵事件」與各方的大量檢討與反省文字，讓我們看到如果一個事件有超過300人是「第二層」參與的當事人時，互動與對話的現場在網路上廣泛地引起對話，任何人該怎麼樣試圖描繪出全貌？
資料的處理該怎麼辦？我們需要工具。我們的真相產業還在手工業階段，甚至還沒有辦法生產劇本，拍成《新聞急先鋒》（Newsroom）與《驚爆焦點》（Spotlight），角逐金鐘獎或改編成《屍速列車》（부산행），無法提出控訴作為一個討厭《熔爐》（도가니）般社會的不公不義。當媒體拿掉調查的功能，那就只剩下一個放話與操弄輿論的用途。
這時候我們可以回到最基本的新聞現場，打開網路連線，開始 Hackpad之類的網路共筆軟體，開始寫下已知的任何線索。沒有工具就自己打造工具，自己設計需要的工具。當你帶著「工具意識」走進現場時，任何關心事情發展的陌生人就將變成你的同盟，一起改造現場的材料，動手製作新的真相裝置。例如把萬年不變的權力裝置「會議記錄」，動手改成留下所有真相痕跡、等待在社群媒體間流通被檢視、與評註的彩色「逐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