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白領階級遠赴中國工打拚，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在台灣已經小有成就的中高階經理人，願意放棄台灣的一切，到一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重新開始呢？
這一群知識工作者像候鳥般地遷徒，他們並不是隨季節變動而飛，而是為生存發展而戰。過去在台灣，有多少人從台中、台南北上台北打拚，為的就是求生存與發展，「那是一種經濟誘導的因素，」三年前決心到中國發展的凹凸科技（O2 Micro)企業發展總監曾子敬就認為，現在台商到中國來打拚，其實就是一種經濟磁吸效應的結果，這是一場全球化、世界級的資金、人才吸納風暴，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上海發揮經濟磁吸效應
**
十九世紀，英國倫敦是世界之都時，全球商業都以它為中心運轉；二十世紀，美國紐約取代倫敦，登上世界中心舞台，承接了過去倫敦的榮耀，更創造了屬於紐約自己的時代；二十一世紀，中國上海的接班潛力已備受期待，因此許多台灣中高階經理人為了追求更高的個人理想與事業版圖，決心離開台灣，遠赴中國，求的就是「發展」二字，即便轉業依舊值得。
過去在台灣曾任新育創投網路、通信、軟體基金經理人的曾子敬，在二○○○年全球網路泡沫化之後，「以創投這個行業來看，台灣已經沒有什麼大的機會可以發展。」 所以創投業者在二○○○年矽谷泡沫化之後，一堆人都到中國來觀望，希望能繼矽谷之後，在中國尋找好的投資標的，而他也不例外。
二○○一年，曾子敬特地以創投業者的身份到中國考察，目的就是想要藉此進軍中國市場。不過，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資本市場運作的架構，因為當時中國的企業，不論是民企或是國企，要不沒有股份制度，即使有股份制度也不完整，完全沒有辦法操作，因此這些投資日後拿到的所有權也是不被保證的，「因為這不是股份，鎖在保險箱也不會增值，」曾子敬就說，即使這些公司上市之後，股票也無法流通，因此也就無法換回投資成本，所以連最基本的投資模式都沒辦法操作。
「其實在二○○○年網路泡沫化之後，我個人就很想到中國發展，但是二○○一年到中國觀察之後，發現還是不行，所以就打消在中國創投的事業。」但是曾子敬前進大陸的想法卻沒有止步，只是換個領域而已。
由於曾子敬先前曾在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投資經理，因此與台灣科技廠商主事者都非常熟悉，包括台積電、華邦、旺宏等公司，所以當二○○二年，華邦創辦人楊丁元入主香港上市公司福邦科技，需要有人幫忙協助營運規劃時，專長ＩＴ管理又兼具財務操作的曾子敬，便因此加入了福邦科技，後來更成為外派上海，一手成立福邦科技旗下福華微電子的操盤手，曾子敬進入了與創投行業完全不同的事業曲線。
**決心將精華歲月投入中國
**
二○○三年，曾子敬在上海一切由零開始，從公司登記、招聘人員到訓練等，都是一個人搞定，這個隻身一人赴上海打拚的過程，他至今仍印象深刻，或許是因為這是他之前所沒有過的經驗，由創投經理人一躍成為企業代表，這亦是他第一次真實在中國市場打拚搏鬥的現況。
轉行投入中國市場，這或許是一個轉折，但是卻不影響曾子敬留在中國市場的決心。
二○○六年，曾子敬夫妻兩人下定決心，在人生最精華的工作歲月階段，決定以中國為基礎，在事業上努力，「我已經熟悉這裡的運作方式，因此也是該決定的時刻，」曾子敬認為，如果一個人離開家鄉超過三到四年，其資訊的疏離感就會開始產生，很多台灣正在流行的人事物，他都已經不認識。雖然現在有衛星電視可看，但是這群在台灣都很少看電視的高階經理人，來到中國更不可能為看而看，因此與台灣資訊的管道，因為生活不在當地，因此流行的人、話題與議題就不敏感，「這些疏離感會驅使你決定要在那裡生活下去，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過去還沒決定時，台灣與中國兩邊都各有資產。」如今，二○○六年曾子敬賣掉了台北的房子與車子，「一旦把有形的資產處理掉之後，在情感上就已經做了決定，」曾子敬認為時間到了，就必須做決定。
全球頂尖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在二○○五年所做的人力報告當中，中國未來十到十五年亟需七萬五千個有國際經驗的高階經理人，而目前中國供給的人力只有三到五千人。這也說明了一個曾經手握數十億甚至上百億資金的創投經理人，毅然放下台灣所建立的一切成就，而寧願在對岸的中國轉換跑道，重新開始的原因。今年才三十七歲的曾子敬說：「中國的舞台的確比台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