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在大學擔任教授的我們，本週新聞兩件大事，除了「大學訪視評鑑停辦」大家拍拍手之外，就是「陳良基教授接任科技部長」這個新聞。
陳部長提出了三大使命：(1) 「打底基礎研究，創造科技新的價值」、(2)「深耕創新創業，啟動摩爾定律思考」、(3)「科學人才奠基，連結未來世界」。其中，第三項政策中又提到要「每年送50位博士生去矽谷這個政策」，因此引來網路前輩蕭瑟寡人的一篇「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文章，立委也對此政策的質疑。
大家質疑的點有幾項：(1)好的人才自會找到出路，不用政府推一把；(2)花錢讓個人成長，萬一不回來了，對國家有什麼幫助；(3)矽谷難道沒台灣人嗎？為什麼還要花國家錢送去？(4)去了又怎樣會有什麼效果嗎？到此一遊又如何？上面這四個問題我認為都可能存在，但都非必然存在。
政策就是這樣的，如果為政者腦中有更好的選項，就不會傻傻的拿這個政策出來給大家罵。但如果我們去批評的點都是「如果」，都是「萬一」、都是「特例」的話，任何政策都有其無法面面俱到之處，如此，什麼事都無法執行，國家再次停滯不前。
我對這項政策的所預期的效果是正面的，要知道一個人唸書唸到博士，身上背負了國家許多的投資。在實驗室與教授學習的幾年裡，把知識和技能練好了，如果可以再學習生涯中有增加其見聞的機會，讓腦子產生衝擊，對自己在思維的格局與層次上甚有幫助。
當然我認為長見識不一定得靠政府幫忙，管道很多，各方都應嘗試；增見聞也不一定要去矽谷，因為人文、數理、工程各領域發展卓越地點不同，應視國家所需平衡發展。其實每年送往各國研究單位的名單人文、理工方面都有，因此並沒有重科技輕人文的問題。
最後，學習成效與投入態度也可能因人而異，政策只能針對申請者做好審查管制，將錢放在有把握的人身上，至於投資了的人在國外半年、一年到底做了什麼，以及回國後的當下、十年、二十年是否可以真的貢獻國家，讓國家取回投資在其身上的成本，這件事也甚難掌握與衡量。但，難道這樣，就不值得做嗎？
在十年前，我即是拿科技部（那時叫國科會）經費（各位的納稅錢）去矽谷的一個博士生，針對這個主題，我想用我親身的經驗來分享一些心得與看法。
我的矽谷修行路
2007年，那時候的我博士班四年級，主修的是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特別專注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設計。正常來說，一個全職的博士生大概在二年級就把課都修完了，剩下所有的時間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鑽研，準備博士論文的發表。
對於新手研究者的我們來說，通常一篇普通貢獻的研究論文就需要2年左右的時間，而且幾乎是全時準備，還不一定可以被錄取。當然研究過程中，我們就從網路、期刊資料庫中掌握自己感興趣領域的研究主題又有哪些新的發展與推進，學生生涯中也有幾次出席短期的國際研討會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但通常就一週左右的時間而已。
在學校的期間，我除了協助教授和學弟妹們研討研究之外，最感興趣的是互聯網方面，特別是社群的應用。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電腦遊戲設計對使用者遊玩經驗與行為的影響」，套句現在的流行話就是做遊戲內容社群互動的UX設計。
四年級結束，總算我把論文都投稿到國外期刊等待審查中，期刊論文投稿了通常需要一年多的審查期，論文還未通過還不能畢業，天天在實驗室也沒什麼新鮮的事，所以我便想試著申請國外的研究單位，去見識一下在我這個領域的研究機構。
準備上陣的菜鳥
科技部有一個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的計畫（俗稱千里馬計畫），提供國內的博士生有一年左右的時間，赴世界各國頂尖的研究機構深度體驗（交流見習、協同研究、貢獻所學）。
當年申請的規則是我們必須先取得國際知名研究單位的同意書，才可以向國家提出申請。我因為一直嚮往著畢業後可以到業界從事應用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申請了幾家在人機互動（HCI）領域頂尖、而且是我崇拜及嚮往的企業或學術機構。
包括Nokia在芬蘭的研究中心、MIT Media Lab、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微軟亞洲研究院、以及卡內基美隆大學HCI研究所。由於我在學術論文上的表現並不傑出，所以在學術型的研究單位統統落馬，兩家錄取我的都是民間企業包括了Nokia 和 PARC。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 HCI的聖堂
當年時的Nokia的聲勢仍然如日中天，在行動電話方面的用戶體驗研究做的非常深入，是我投履歷申請這家企業的原因。但最後我選擇加入了帕羅奧圖研究中心（PARC）的電腦科學實驗室（CSL）。這家公司座落在矽谷Palo Alto市，過去包括賈伯斯、比爾蓋玆、都從這個地方獲得很大的啟發。連施密特都在這家公司擔任過暑期工讀生。
PARC在1970-80年代電腦創新能力非常的強大，PARC發展了大家熟悉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雷射印表機、網路技術的前身乙太網路、所見即所得文字編輯器（WYSIWYG）、也研發了個人電腦和滑鼠(讀這個歷史你就知道)。
他的成就如同今日科技人才景仰自己到Google或Tesla工作一般。對我這個學HCI領域的學術新兵來說，PARC就幾乎就是等於HCI的聖堂，我帶著朝聖和修行的心態去見識這樣的一個傳奇地方。
公司文化初體驗
PARC給了我客座研究員（Visiting Researcher）的職稱，我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窗外每天都是加洲的溫暖的陽光，我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到公司可以淋浴後，倒杯免費咖啡才開始工作，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工作環境。
對第一次在國外工作的我來說，可以獲得這樣的禮遇非常開心，但心理的壓力就更大了，我認為這樣的待遇應該就相對代表對方對我的期待也很高。
據我同事說97％的PARC員工都是博士，其餘的就是行政人員或是技術人員。
開放式的餐廳吃飯的過程是我第一個新奇的體驗，在這，每天用餐都是隨便坐的自由座位，每天都坐在不同的人面前吃飯。
我比較內向，也不習慣主動打招呼，對方很常和你說Hi，所以講完Hi之後，我後來才明白要懂得聊天，自我介紹還可以聊聊。畢竟大家來自不同國家，但吃飯時間大家未必想聽你講專業的事，這對剛隻身工作，沒有半點社交基礎的我來說，準備「生活類」的話題是一個挑戰。
這裡的午餐交流中，我從沒聽過有員工抱怨公司，每個人似乎是樂在自己的項目之中。我學習到的工作適應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出來新環境中的互動規則，要調整自己，學習融入、適應和樂在你自己選擇的工作。工作上的人或事不喜歡了，工作就不會快樂，不快樂就不會成長，也就更不用說成功了。
把害怕嘗試下去就是創造自信的良藥
我的第一週被通知對實驗室的同仁自我介紹，並分享我過去的研究主題和發現，這件任務對我來說並不難，但想到同事都是史丹佛、MIT、哈佛、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名校畢業的正職研究員，他們之中的部份成員還是我平常讀論文時的作者，就倍感考驗的壓力（就是那種怕丟臉的感覺）。
我雖然在台灣也是實驗室的大師兄，代表實驗室出征也不太會丟教授的臉，但在這就我一個人而已，心裡OS不知道我用盡全力頂不頂得住火力。
但最後，簡報的過程異常的順利，大家問的問題除了有時我英文不太輪轉，沒有抓對問題，要多解釋一下之外，絕大多數專業的問題，我都可以說服對方接受我的論點。
我學到自信心的創造並不是被外人鼓勵出來的，它不會在心中自己產生。我的自信是去持續和比你強的人和事多碰撞，去發現原來我們其實也不差，那些自己嚇自己的心魔自然就會消除。在專業上也就更能隨心所欲。專業領域深入鑽研、獨立思考、自主解決疑問，時間投入久了，專業就是你的。
矽谷的風氣
我非常認同很多人說的，思考矽谷的模式無法直接複製到台灣，媒體作者也常舉了許多先進國家都學習不了矽谷，憑什麼台灣可以有亞洲矽谷？導致政府政策一出，又要出來說明不是要複製矽谷，是要連結矽谷。
其實複製這件事並沒有不好，看怎麼定義複製這件事。我覺得向矽谷學習這件事，就像練武功你要先學秘笈、學專業，你要先讀前人研究成果一樣。先去體驗了，才能了解，有了解了才有比較的基礎，有比較的結果才有長短的發現，有了發現才能夠理解和領悟，最後找出適合國家自己的一帖良藥。
如果矽谷的風氣指的是科技創新的風氣，那麼十年前我的體驗是這樣的：
1. 樂於分享的自信
過去在學校的教育讓我認知到，如果你有一個新的很棒的想法，但還沒執行，不要輕易和別人說，因為說了萬一對方跑去做了你想做的事，那夢想不就白白送給別人了？這其實是非常保守與傳統的閉門造車思維。
我在矽谷那年，國家每月給我約5萬元的生活費，但加洲房價和物價高，光租一間雅房級的房子錢就花掉了一大半。房間沒有冷氣不舒服，夏天無法靜下心寫研究，所以下班後或假日通常都會帶著筆電跑去附近的甜甜圈小店，點瓶汽水吹免費的冷氣邊工作。
到了晚上，神奇的事發生了，會有許多白天在科技公司任職的員工，在下班後帶著筆電來店裡，他們不是來吹冷氣的，許多人會觀察並隨機找人聊天，分享他們正在想的軟體或網路方面的創業題目，問問你的意見，也聊聊你在做什麼，希望交流想法，甚至找到可以利用下班一起合作創業的對象。
那些人認為，只要有想法、有程式開發能力，每個人都有機會像佐克柏一樣成為下一個成功的網路創業者。這樣的DNA這幾年在台灣推動的很好，台大車庫計畫、交大清大組織的AppUniverz，以及非常多大學生自發性的活動，都帶起了「分享風」，是非常好的良善循環。
2. 敢於判斷的勇氣
台灣人給人的印象就是講話客客氣氣的，有人會說這是有禮貌、軟實力。但實情是許多人不敢說真話，原因有兩種，一種是自信問題，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怕講錯所以不敢說；另一種是勇氣問題，即使你有想法，你也沒有勇氣挑戰或得罪你的同事或上司。這樣的溝通，對組織面來說是很糟糕的。
在PARC工作的一年，我一開始就是人很好的互動方式，但我發現，沒想法原來才是最容易讓人看不起的，你會像個安靜的隱形人一樣和大家跟進跟出，怎樣都會覺得不自在。
後來我慢慢調整自己，適度的發表意見，這種怕說錯不敢講的心態一開始是自信的問題，久了就變成了習慣，非常可怕。就例如在台灣，老師問問題都沒有人想回答，在這裡，養成隨時發表自己的想法，特別當你有獨到的見解時，更能受到大家的青睞。但這議題和文化很有關聯，這方向也是我認為值得學習，但短期不容易複製的西方元素。
3. 重新挑戰的毅力
研究所的訓練是讓人具備獨力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而博士生的訓練更應該是在發現與洞察值得被解決的問題。
在工作期間，我負責執行整個研究工作的數據蒐集與分析。數據蒐集是執行性的工作，在這之前得要確認要解決什麼問題，問題確認了，才會有執行的任務產生。
我們的研究團隊當時執行一個遊戲人際互動的主題，花了7-8成的時間在整個研究架構的思考，期間提案修正多次，主管和成員們在面對把舊的規劃案拋棄否決時的心態，並不是「好可惜，我們都做了那麼久那麼多了」，而是「好棒，我們想到一個比原有題目更好的主題」。
這樣探索最好的答案，未必是矽谷獨有的DNA，也許是科學帶給研究者的訓練思維。 再聰明的團隊洞察問題和解決問題都需要時間，如何真誠的面對過程中的失敗，開心的重新再來 。除了個人在做事的態度之外，很重要的是外部環境是否在資源與時間上支持對極致的追求。
我們的組織，不論是公司或學校，常設下許多KPI，必須在特定的時間達成特定的事。有著這樣的限制存在，人們就必得要在「個人存活問題」與「追求極致道理」之間去做選擇，人性始然，無怪乎許多社會的現象也由此而生了。
回國之後的一系列嘗試
PARC的工作提升了我在專業上的能力和膽識。但我在和當地社群、甜甜圈小店裡認識的朋友，更讓我有無限的勇氣，擁有那個敢試一把沒什麼損失的傻膽。
2008年回台，2009年準備完成畢業手續和當兵。當時Facebook都還沒開始紅，我在社群互動上的研究領域讓我思考，市場上有承載真實世界友情的社群平台，而且在美國如此成功，但怎麼沒有遊戲專屬的社群平台？
我定義國內主流的論壇是交流資訊，玩家在遊戲中的情感交流需要另外有一個社群的服務，所以那時找了10位朋友、學弟妹，共同創造了英雄部落遊戲社群。
網站雖然連不上了，但一些網路的網頁還留著零碎的記憶，當然做研究和做生意是兩碼子事，我們努力了2年半左右，因公司金流控管不良而結束。2011年那一年，和我們同時在IDEAS Show發表的新創公司，包括活動通、EZTABLE、Pinkoi、Pubu等公司，現在都相當成功。
創業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難了，但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熱情與快樂，每一次的嘗試都是成長的。後來也陸續加入了Kissbambam （一個Facebook遊戲化交友應用）、Pomics （中研院發展的照片變漫畫系統）、xBeacon（室內導航與近場廣告服務）、Saihu.io（線上技能分享）、SmartDiaper（物聯網的智能尿布）、Acadeck（將複雜學術理論以易學的卡片App呈現）、以及最近正在做的Quants.ai（股市社群）、及台股大數據（一個Line bot股市社群應用）等項目，我一直在嘗試出離成功更近的路，不確定可否達成，但這過程是好玩的。
好玩的點在於，如果你心中有一件你很想實現的事，希望你經手的設計項目、發展的技術可以改變人們生活上的一些什麼，那麼你就會找到各種資源自我學習和成長，這些經歷引導我自發性的學習，不管請教別人、看TED、上Udemy, Coursera等課程。
老實說，這個年代似乎找不到什麼事是學校教得來，網路不能教的。很奇妙的，我是管理學院畢業的學生，工作都是資訊應用方面，現在在設計學院教書。
我不確定是不是矽谷和PARC帶給我這種打不死、依然向前的嘗試，讓我一直嘗試網路的服務發展與市場驗證。也許我還不知道在創業這件事上做什麼才會成功，可是我已非常清楚做什麼一定會失敗。就多試幾次，失敗沒什麼成本，大不了重頭再來，我現在也是這樣教我的學生們。
去矽谷對博士生的好處
一個台灣工程師說「矽谷待3年，抵過台灣30年！」我並不覺得我去了一年有感受到十年的成長。也許每個人的體會或感受不同，我的感受是獲益良多，也許大家可以看看這件事，對其他博士生的感受與成長如何，再來下定論。
政府花了上百億的一個大型建設還無法順利完工，一個博士生到世界各國各頂尖的企業與機構深度體驗，每人一年花政府60萬。
如果少一個不必要的大型建設，能帶來上萬個可發揮影響力的種子，埋在社會各個角落出力，那也是一種對未來的長期投資。
立委擔心錢花了，人才培養好了，最後人才跑去國外甚至對岸工作，其實這樣又如何呢？這些人才功成名就，在國際媒體上被報導時，不也創造了更多大家口中的「台灣之光」。
我只在矽谷待上一年左右，不能說我有矽谷的DNA，充其量只是去感受和體驗一個文化，只能用一個外人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和矽谷之間的差異。
我非常有把握，雙方的差異不會是在專業技術上的差異，不要說我們專長的硬體，就算是在軟體方面，台灣的技術也不會落後。這之間的差異是「思維」，而所有人腦內的思維影響了行為，所有人行為表現的整體現象就是文化。
所以要改變文化，必得先從思維的改變開始。但我們從小到大根深柢固的思維，那些怕做錯、沒勇氣、不分享、不敢夢、只敢想（不敢做）、炒短線的思維，是成長與學習環境造成的，所以我們才要去改變。
有人說，不必要學習矽谷，台灣根本的問題主要是台灣就業市場低薪、福利不佳，所以無法吸引優質的國際人才。我認為無法吸引國際人才來台工作，或是無法留住國內優秀人才的確是很重要的產業問題，政府透過企業補助、稅法優惠，的確可以改善就業環境，真的可以在台灣創造優秀的人才與工作文化，優秀的人才可以刺激我們的「思維」，幫助年輕人在思維上做根本的提升。
但這只能是政府藥方的其中一帖而已。而且現實是，勞資角力很容易令政府兩難，就過往的經驗，這些事不會馬上發生，最好的良帖未必能最快實踐或產生最大的影響力。
也因此，我們必得有第二帖、第三帖、更多帖的好的藥方多管齊下。科技部提的三個藥方，厚植專業、鼓勵創新、人才培育，以及教育部近期提出終止評鑑的作為，也許不是那個最完美的藥方，但政府都已企圖在找出好的藥方。
當然，資源投入了不見得每帖藥方都有效，但在找到更好的藥方之前，我們不能停止。而且，這些過程中大家嘗試的、從錯誤中所學習的、藉成功有所成長的，都幫助我們一點一點前進，再加上時間帶來的積累，回首看看過去與現在，多少都是進步。只是速度也許不夠快，成效也許不夠大，也許這一代來不及完全改變，但我們必須做點事去埋下下個世代的希望。
只挑一支政策出來PK都是薄弱的
每個產業的先進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像許多國家會派人來台灣和我們學習農業、製造業。我們今天不要把問題放在花錢送去博士生矽谷這個點上，應該跳脫架構來看這件事。
過去二十年，我們靠製造業和半導體產業站穩全球，但近十五年來軟體和互聯網的產業，台灣相對對岸及美國更為弱勢。如果物聯網、工業4.0等硬體、軟體、數據結合的產業，是我們國家想在既有製造業優勢上推進的產業，那我們向矽谷、中國大陸這些網路及軟體產業比我們先進的國家取經，又有何不可呢？
立委或名嘴們只從一個部會的政策中挑出一個政策來PK，無論怎麼說那個單一的政策，都會是薄弱的和不周全的。部會之間的政策必須要全面地綜合思考，才可以真看懂政策，才能真的為國家提解方。懂了再來批評、指教、建議，才會精準和有意義。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耐心，不要用期待一劑「特效藥」的心態來看這些政策，不要忘了過去我們在太多急就章的決策中，已經浪費太多資源。
每天看網路新聞以及新聞下面的留言，我深深覺得網路上應該多一點建設性的聲音，特別是擁有眾多支持者的意見領袖們，你們的言論必得要有建設性，建設性的聲音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正能量，而是客觀的去討論。
國家需要進步，能夠改善的點很多，就業面、教育面、經濟面，大家其實已經都知道問題了。現在的媒體傳播速度太快，沒有好的見解與想法，傳播的都是漫罵與抱怨的話，無怪乎整個網路社會形成仇富、酸民文化。真的，「這世界不缺抱怨，缺解決的方法」。
政府政策在記者會中被宣讀與說明，主政者及幕僚們不可能沒有思考過就敢對外公告，且每個議題專業不同，深度不同，記者們未必能對每個領域的主題都掌握得宜，在記者Po文點擊率被當做競賽指標的年代裡，媒體人也有吃飯壓力，報導怎麼能不寫出一個吸引人點閱的標題。再者，光是幾個網路新聞的解讀，怎麼可能完整陳述一個政策的想法。
網路意見很自由，但也許大家可以練習看看，討論可以不要是「你們這樣不好」而已，我想人們更期待聽見「什麼樣叫好？」、「要怎麼才能好？」的建設性言論。
今天政府提的是他們盡力思考後覺得好的政策，你如果認為你的政策比較好，應該要具體的提出來，我想人們都會看、會思考。拜託，我們現在的社會真的太需要「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和「捲袖做事的人」。
本文由作者授權轉載自溫明輝網誌，經《數位時代》編輯修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