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
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

貨物崇拜一詞,意思是盲目模仿,只知其名不懂其義。這詞彙的由來可追溯到二戰時小型海島國家上的部落文明,如萬那杜塔納島上的居民,因為美軍在二戰時在島上建立一前哨基地,大量的軍艦與貨機於此登陸、降落,並在當地發放不少民生物資,使當地居民趨之若鶩。

二戰後,美軍撤離塔納島,而當地居民開始膜拜美軍留下的軍服,並在島上建築跑道、十字架,盼望貨機再次到來、發放物資。

當然,貨機再也沒有回來過。

繼國發會、工研院等單位送人員去矽谷「觀摩」的計畫之後,這次在陳良基教授出任科技部長後又擬將「送百名博士生去矽谷」,政府的整體產業發展思維,用「貨物崇拜」恐怕再恰當不過了。

一個地方的成功,並不是該地的人事物而已,而是該地的深層文化使然。因此在思考送人出國一事,我們不應期盼一人能夠將異地的「成功模式」像是帶伴手禮一樣學回來,而是要思考我們的文化為何與「創新」二字格格不入。

答案,絕對不是砸錢送人出國那麼簡單。

不合邏輯的政策

為什麼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不合邏輯呢?原因有幾個:首先,工程科技相關的博士生早就該與美國學術界與科技業密切交流。

怎麼說呢?

文中提到的科技業以軟體和電子為主,兩者的相關學術研究以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計算機協會)以及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兩大學會為主,而兩者都是在美國成立的學會。

換句話說,若博士生從事的是科技相關研究,那對於兩大學會的各種研討會、期刊以及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特別項目研究群組)應該毫不陌生,因為這兩大學會是全世界電資相關工程研究的中樞。

目前不但全世界的頂尖大學院校都至相關研討會合作交流,美國與國際的各大科技公司(如微軟、Google、IBM、Facebook、百度等)的研究人員都積極參與。

作為工程領域的博士生,其參加的學術活動原本就不可能與美國的學術界和科技業脫節,而這些學術交流的經費是國內各大學校和研究機構就已經編列的預算。如果國家的「科技部」還需要特別編列預算去幫博士生跟美國與世界接軌,那咱們學術界的問題已經不是不懂創業,而是跟世界工程研究脫軌了!

第二,台灣已經過度濫用「矽谷」這神主牌。 台灣與矽谷的淵源,起於台灣電子代工時代與矽谷的電子大廠建立起的共生關係。如今,矽谷雖是美國科技業的最大人才與資金匯集地,但是美國整體科技業的研發與創業脈絡,卻是依產業別散落美國各地,不是只有矽谷獨大。

對美國工程研究稍微有點概念的朋友都知道,除矽谷外,美國還有其他如波士頓-康橋(Boston Cambridge)、北卡研究大三角(Research Triangle)、西雅圖、匹茲堡等重要學術聚落。每個高科技產業別的研發和技術移轉人才都散布在美國不同角落,單單把一筆輔助學術界的經費單單砸在「矽谷」上其實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第三,有利可圖之事,民間自己會動作,政府不應自作聰明。 像是技術轉移、跟國外科技業接軌這類有商業利基的活動,是有利可圖的。

會賺錢的生意讓生意人去投資就好,有錢賺的工作民間自然有人會想去做,學者、政務官來喊什麼振興產業、刺激創新,講句實在話,是文不對題。像是跟矽谷的科技產業接軌,中國、韓國、日本等國都是企業挺身去插旗、搶人才。

台灣大企業當然不乏有人在美國試水溫,政府應該做的是輔助市場機制增進效率,而不是政府自己撥預算決定要送誰出國去「跟產業接軌」。

最後,台灣教育的問題不是「跟產業脫節」,而是眼光過於短淺而忽略基礎研究。 先前中研院廖院長才表示台灣產業轉型操之過急,若忽略基礎研究整個大方向將走偏

風俗民情大不同

綜觀以上盲點,咱們勢必深入討論台灣與美國兩地年輕人的民情差異有多大。

在台灣,大家鼓吹創業的同時,公務人員考試卻是擠破頭,錄取率比哈佛還低(近年來因為少子化和年金改革問題才「稍微」退燒)。

讓人不住困惑:一個講究創業精神的地方,怎麼會有一堆人想要去考公務員?其實,台灣的創業風潮興起,有一大部分原因跟台灣年輕人薪資太低以致創業機會成本過低所致,並不是台灣年輕人的體質突然變異。

因為大家捫心自問:今天台灣名門學府的工程學生的願望是什麼?是進台積電、聯發科、晨星等大公司?還是自己跑去創業?

在矽谷(乃至整個美國),年輕人的思維相當不同。美國大科技公司不怕給不起薪水,他們最怕的就是旗下的員工嫌工作無聊、自己跑出去創業,或是跳槽到新創公司。在美國科技業,45歲以上的成熟商界人士離職創業,是科技新創界相當重要的推手

但是在台灣,35歲以上有點工作(和管理)經驗的熟男熟女,願意出來創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因此造就台灣創業生態過度注重青創。

相較起矽谷,台灣人非常容易被「高薪」牽制住。當科技部望以「送博士生出國」這招來刺激產學接軌,恐怕不得其果。

台灣每年在美國讀書有超過2萬名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工作的台灣籍人士也有超過8千人。而在美國的台灣人(與台裔)都在哪裡呢?答案是:有一半以上在加州

所以,真的是台灣人「沒有看過」矽谷嗎?

還是看到後沒感覺?還是看到後便不回台灣了?

答案很耐人尋味。

讀書為了什麼?

至此,許多政府官員和創業領袖在思考創業生態的問題,常常都喜歡將重點放在工程和研發上,頻頻指出台灣的問題在於「學校沒有與產業接軌」。

若大家真的是這麼想,那恐怕是忽略台灣更深層的文化問題。因為,美國的高等教育不但沒有比台灣更講究「與產業接軌」,反而更重視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人文價值

什麼是博雅教育?說穿了,博雅教育英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自由的藝術」,著重的是訓練能獨立思考的「自由之心」所需的教育。今日,博雅教育通常包含藝術、科學、文學、哲學、數學、社會科學等,並強調唯有在人類生活各面向都建立分析與創造能力,一個人才有辦法自由地生活。

在西方,博雅教育可追溯至希臘與羅馬帝國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在東方,類似的全人教育概念則有儒家六藝

台灣人總是喜歡打壓「全人教育」,認為缺乏實用性,「賺不了錢」。

但事實上,全人的博雅教育並不是叫你什麼都要專精,但是卻是教育你應該對於身邊所有事情都要有基本的「分析」和「創造」能力,才會對所有事物都有「健康的好奇心」。博雅教育主張培養學生的人格與涵養,比訓練專業能力更重要--後者可以透過實習與工作獲得。

若要從美國科技業找出自博雅教育的創業家,為數還真不少:賈伯斯輟學前就讀的是美國知名的博雅教育學院--里德學院(Reed College);Groupon的共同創辦人暨前執行長梅森(Andrew Mason)畢業於西北大學音樂系;Snapchat共同創辦人與執行長史皮格爾(Evan Spiegel)在自史丹佛輟學前是藝術系學生;General Assembly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施瓦茲(Jake Schwartz)是耶魯大學美國歷史系畢業生。

在台灣人眼裡,美國很多創業家都是「無一技之長」的小屁孩,對於一個人受過教育後養成的人格、好奇心與學術涵養,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事實上,當教育脫離了博雅教育的核心時,學生對於世界的認知會變得很單一偏激。久而久之,學生對於自己「本行」外的事情漠不關心。

而對於周遭事物都不關心的人,怎麼會是好創業家呢?

很可惜的,台灣社會講究量化KPI,因此只會測量招生數量、送多少人出國考察、發了多少篇論文;因為「學生的興趣」難以量化,因此永遠不會受到台灣政治和社會輿論的關注。

敝人記得在大學與研究所時,曾當作台灣人社團志工接待台灣來的交流學生以及新研究生。而每次招待台灣學生吃飯時,我總是喜歡問兩個問題:

「你讀什麼系呢?」
「你喜歡你讀的科系嗎?」

很有趣的是,過去我接觸過的數十名學生,除了兩人以外,竟然都回答我:「普通,沒特別喜歡」,甚至回答我「不討厭」。

百思不解,我通常會接著問:

「那你為什麼還要讀呢?」

我得到的答案更耐人尋味:「因為我之前讀二類組」、「聽說比較好找工作」、「爸媽建議」。

這種答案,在許多美國年輕人看來,我們台灣人簡直就是外星生物。

更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跟我說不喜歡,甚至對工程越讀越討厭的朋友,很多後來竟然申請到美國讀博士班了,繼續做著自己不感興趣、沒熱忱的事。

而與我同期在學校工程系的美國朋友,很多自己跑出去創業了。有人跑去講脫口秀,有人跑去好萊塢寫劇本,不管發展是好是壞,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選的。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到底具多少代表性,但是我看到的是兩個世界的人。

從長計議

送人出國受訓不是壞事,但是當台灣從學術到產業界都已經砸了不知多少錢送台灣學生與創業家出國,這政策作為新科技部長的政策,有點了無新意。

若新政府希望能夠改善台灣的研發與創業環境,咱們的眼光必須放遠點。

首先,請重視基礎研究。

我們無須再吹噓台灣在工程研究領域是世界前五十,因為那不是我們缺少的。如果不好好發展設計學院和認知心理學,就沒有好的人機互動和使用者經驗人才;不好好發展統計學,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強不起來。

原本就沒有集中火力栽培自然科學人才,那其衍生出的生物資訊、化學資訊、天文資訊,通通與我們無關。即使我們再怎麼吹噓自己工程學術領域多強,也只能當壁紙。

我們不能整天想著如何收割,我們必須要在學術和教育的基礎上進行耕耘。這些投資短期內不會化作經濟產值、不會創造就業機會,但是卻是為台灣下一個50年奠定人才和產業的基礎。

第二,請重視人才回流問題。

請問,若要理解矽谷和美國的產業脈絡,是送去矽谷觀察六個月、一年的人比較懂呢?還是應該找一位在美國產業界工作多年的台灣人?

當台灣人才流失嚴重,許多人才出走至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我們一直強調短期的考察團、受訓團有什麼意義嗎?真正理解國際脈動的台灣人都離開了,此時再不重視,再過10年、20年,出走的人才就移民了。

最後,請家長、政客、教職人員等大家一同重新思考台灣的教育風氣與台灣的「現代科舉制度」。

台灣有個很變態的現象,那就是看考試分數分配學校、分配科系。竟然有台灣學生需要考慮要去公立大學的第十志願還是私立大學的第一志願,可見我們台灣人物化教育的習性已喪心病狂。

人的志向、人的興趣,竟然要先看前一年的上榜分數才能決定,人生還有更荒唐的事情嗎?

我個人支持創業,但是敝人堅決反對台灣政府與教育界從上而下灌輸技轉、創業、產業發展為教育的目的。

因為很遺憾地,在我們正視這些教育的根本問題之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教育體系,會繼續用力擠出一個又一個因為家庭期許、因為社會期許、因為就業行情而勉強自己讀書的學生。有這種心態的學生,不管你送去哪裡、看過什麼,他們都不會有任何感覺、有任何領悟。

沒有一位無「自由之心」的人會是好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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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代理式 AI 」(Agentic AI)的創新服務正在重新塑造企業對AI的想像:成為內部實際運行的數位員工,提升關鍵工作流程的效率。代理式AI的技術應用清楚指向一個核心趨勢:2025 年是 AI 邁向「代理式 AI」的起點,讓 AI 擁有決策自主權的技術轉型關鍵,2026 年這股浪潮將持續擴大並邁向規模化部署。

面對這股 AI Agent 浪潮,企業如何加速落地成為關鍵,博弘雲端以雲端與數據整合實力,結合零售、金融等產業經驗,提出 AI 系統整合商定位,協助企業從規劃、導入到維運,降低試錯風險,成為企業佈局 AI 的關鍵夥伴。

避開 AI 轉型冤枉路,企業該如何走對第一步?

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生成內容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應用場景也從單一任務延伸至多代理協作(Multi-Agent)模式。

「儘管 AI 前景看好,但這條導入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綜合多份市場調查報告指出,到了 2028 年,高達 70% 的重複性工作將被 AI 取代,但同時也有約 40% 的生成式 AI 專案面臨失敗風險;關鍵原因在於,企業常常低估了導入 GenAI 的整體難度——挑戰不僅來自 AI 相關技術的快速更迭,更涉及流程變革與人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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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
圖/ 數位時代

正因如此,企業在導入 AI 時,其實需要外部專業夥伴的協助,而博弘雲端不僅擁有導入 AI 應用所需的完整技術能力,涵蓋數據、雲端、應用開發、資安防禦與維運,可以一站式滿足企業需求,更能使企業在 AI 轉型過程中少走冤枉路。

宋青雲表示,許多企業在導入 AI 時,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轉換率提升 50% 的關鍵:HAPPY GO 的 AI 落地實戰路徑

博弘雲端這套導入方法論,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已在多個實際場域中驗證成效;鼎鼎聯合行銷的 HAPPY GO 會員平台的 AI 轉型歷程,正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陳亭竹說明,HAPPY GO 過去曾面臨AI 落地應用的考驗:會員資料散落在不同部門與系統中,無法整合成完整的會員輪廓,亦難以對會員進行精準貼標與分眾行銷。

為此,博弘雲端先協助 HAPPY GO 進行會員資料的邏輯化與規格化,完成建置數據中台後,再依業務情境評估適合的 AI 模型,並且減少人工貼標的時間,逐步發展精準行銷、零售 MLOps(Machine Learning Operations,模型開發與維運管理)平台等 AI 應用。在穩固的數據基礎下,AI 應用成效也開始一一浮現:首先是 AI 市場調查應用,讓資料彙整與分析效率提升約 80%;透過 AI 個性化推薦機制,廣告點擊轉換率提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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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為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及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宋青雲分享企業導入案例,許多企業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圖/ 數位時代

整合 Databricks 與雲端服務,打造彈性高效的數據平台

在協助鼎鼎聯合行銷與其他客戶的實務經驗中,博弘雲端發現,底層數據架構是真正影響 AI 落地速度的關鍵之一,因與 Databricks 合作協助企業打造更具彈性與擴充性的數據平台,作為 AI 長期發展的基礎。

Databricks 以分散式資料處理框架(Apache Spark)為核心,能同時整合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並支援分散式資料處理、機器學習與進階分析等多元工作負載,讓企業免於在多個平台間反覆搬移資料,省下大量重複開發與系統整合的時間,從而加速 AI 應用從概念驗證、使用者驗收測試(UAT),一路推進到正式上線(Production)的過程,還能確保資料治理策略的一致性,有助於降低資料外洩與合規風險;此對於金融等高度重視資安與法規遵循的產業而言,更顯關鍵。

陳亭竹認為,Databricks 是企業在擴展 AI 應用時「進可攻、退可守」的重要選項。企業可將數據收納在雲端平台,當需要啟動新型 AI 或 Agent 專案時,再切換至 Databricks 進行開發與部署,待服務趨於穩定後,再轉回雲端平台,不僅兼顧開發效率與成本控管,也讓數據平台真正成為 AI 持續放大價值的關鍵基礎。

企業強化 AI 資安防禦的三個維度

隨著 AI 與 Agent 應用逐步深入企業核心流程,資訊安全與治理的重要性也隨之同步提升。對此,宋青雲提出建立完整 AI 資安防禦體系的 3 個維度。第一是資料治理層,企業在導入 AI 應用初期,就應做好資料分級與建立資料治理政策(Policy),明確定義高風險與隱私資料的使用邊界,並規範 AI Agent「能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防止 AI 因執行錯誤而造成的資安風險。

第二是權限管理層,當 AI Agent 角色升級為數位員工時,企業也須比照人員管理方式為其設定明確的職務角色與權限範圍,包括可存取的資料類型與可執行的操作行為,防止因權限過大,讓 AI 成為新的資安破口。

第三為技術應用層,除了導入多重身份驗證、DLP 防制資料外洩、定期修補應用程式漏洞等既有資安防禦措施外,還需導入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對 AI 的輸入指令與輸出內容進行雙向管控,降低指令注入攻擊(Prompt Injection)或惡意內容傳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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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進一步說明「AI 應用下的資安考驗」,透過完善治理政策與角色權限,並設立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降低 AI 安全隱私外洩的風險。
圖/ 數位時代

此外,博弘雲端也透過 MSSP 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從底層的 WAF、防火牆與入侵偵測,到針對 AI 模型特有弱點的持續掃描,提供 7×24 不間斷且即時的監控與防護。不僅能在系統出現漏洞時主動識別並修補漏洞,更可以即時監控活動,快速辨識潛在威脅。不僅如此,也能因應法規對 AI 可解釋性與可稽核性的要求,保留完整操作與決策紀錄,協助企業因應法規審查。

「AI Agent 已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陳亭竹強調,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在這波變革浪潮中,博弘雲端不只是提供雲端服務技術的領航家,更是企業推動 AI 轉型的策略戰友。透過深厚的雲端與數據技術實力、跨產業的AI導入實務經驗,以及完善的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博弘雲端將持續協助企業把數據轉化為行動力,在 AI Agent 時代助企業實踐永續穩健的 AI 落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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