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頓挑戰營收新高的秘訣
金士頓挑戰營收新高的秘訣
2006.11.01 | 科技

十月中旬金士頓一場表揚晚宴上,近百名滿十年、十五年的資深員工齊聚孫大衛常打小白球的Mesa Verde鄉村俱樂部,最後一道甜點還沒用完,會場分成兩派人馬,分別由杜紀川、孫大衛領軍,展開一場遊戲對決,頭戴花俏誇張的氣球裝飾,杜紀川與孫大衛跟小朋友般興奮,一聽到主持人下口令,瘋狂在會場中奔跑尋找盟友協助,看誰找到最多的牙線盒、口紅、帳單,二十分鐘下來,滿頭大汗,贏的隊伍每人贏得二十美元的「小菜」。
杜紀川與孫大衛當天有備而來,卸下領帶與西裝外套,滿場跑完只是餘興節目的暖身,孫大衛搶先開炮,「John(杜紀川)得親我一下,否則給在場每人一百元」,杜紀川不甘示弱加碼回擊,最後孫大衛招架不住無法再加碼,發出十年員工每人二千美元、十五年員工五千美元的大紅包。
「我以前都從背後親John(美式幽默Kiss Ass,即拍馬屁),那天為了讓資深員工高興,第一次正面親他」,孫大衛事後解釋。
全球記憶體模組的前十名市佔排名不斷洗牌,說明了競爭之激烈,金士頓卻長期穩坐龍頭,以兩位數市佔率,遙遙領先市占率僅個位數的第二大廠Smart Modular Tech,難道和員工玩戲戲、「打成一片」,是記憶體霸主的長期王道?

**獨特企業文化
公司超扁平只有四種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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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記憶體產業歷經二○○一年的跌價低潮後,去年底開始大紅大紫,年底更因Vista將上市,記憶體一路看好到明年第一季,而金士頓自一九八七年創立以來,年年都賺錢,金士頓創辦人之一、總裁杜紀川(John Tu)預估今年可望挑戰四十億美元大關,杜紀川表示,站上高峰後,怎麼站的穩、站的久,企業文化的傳遞仍為關鍵。
「對金士頓而言,如何創造高峰不再是問題,如何維持成長,才是真正的挑戰」,杜紀川說。這不是只看今日表現的競技場,衝刺後,保持顛峰才是真正學問。
「金士頓沒有這個文化,就不可能成功,這幾年愈來愈覺得就是這樣,金士頓才有今天」,杜紀川簡單以「企業文化」解釋金士頓成功的最大因素,另一位創辦人孫大衛(David Sun)的回答更阿Q,「你問我金士頓怎麼成功?我的命好啊!」
企業文化有如瞎子摸象,每人心中的答案長的都不一樣,員工手冊裡可找不到「金士頓文化」的定義,杜紀川解釋,金士頓文化,就是讓員工價值最大化,如新進員工常被當菜鳥,會被欺負,金士頓是個大家庭,不分新舊,大家都是朋友,「這是不成文的規定」。
走進金士頓位於加州芳泉谷的企業總部,沒有豪華氣派的接待大廳,更沒有高階主管獨立採光辦公室等基本配備。取而代之,杜紀川與孫大衛的「辦公室」,埋沒在一整層近百名員工的隔板辦公桌中,一張椅子、一張桌子,與坐下來會露出上半身的矮平隔間,就是金士頓兩位大老闆的辦公室。
「我常常可聽到David在講電話」,在金士頓十二年的美國業務副總裁John Holland表示,金士頓開放式的辦公空間,員工可隨時轉頭與同事溝通,甚至聽見孫大衛的所有對話,員工打趣表示,反而可提高工作效率,「瞄一眼就知道David什麼時候有空,不會浪費時間特地跑一趟去找他」。
金士頓從十人以下的小型公司,發展成近三千人的國際企業,讓大象起舞靠的不是別的,而是最基本的溝通。
「如果你在做something,卻沒人知道你在做什麼,容易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杜紀川表示,溝通絕對是公司營運的一大關鍵,近年外商公司強調「開門政策」,希望主管能敞開大門,增進與員工的垂直溝通,「金士頓連這道門都沒有了」。
金士頓十年前還是中小型企業,談溝通當然簡單,如今年營收逾三十億美元,三千名員工廣佈美國、台灣、大陸、歐洲、東南亞,怎麼溝通?
「公司愈大,愈不能建立官僚,組織越簡單、愈單一、愈扁平(flat)愈好」,杜紀川說,金士頓多數部門只有四個職位等級,員工、經理、總監、副總裁,「經過這麼多年,我只知道這種簡單經營哲學,好處多於壞處,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一點都不難」。
記憶體的市場競爭激烈,頂尖廠商必須能隨時應變調整,在金士頓十二年的資深科技經理Richard Kanadjian表示,「我們是小公司思考(small company thinking)」,很像中小企業的營運模式,但也因如此,才能簡化流程,也允許創新。

**對員工好
每年紅利至少是薪資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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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是大企業裡的小小螺絲釘,卻是金士頓最引以為傲的資產,也是金士頓的秘密武器,客戶至上前,得先對員工好,員工是金士頓舞動企業大刀的關鍵槓桿。
科技產業人才流動率高,記憶體模組市場因價格變動快速,每每市佔率一洗牌,就牽動一波人事異動,以美國市場為例,員工流動率約十二%,金士頓的流動率卻不到三%,除家庭式的公司文化鞏固員工忠誠度,員工福利也為關鍵。
以金士頓美國總部為例,每年員工紅利至少達薪資的三成,不論是工友還是副總裁,員工家庭其他成員的保險費一律由金士頓埋單。
金士頓資深員工透露一則小故事,有次跟著孫大衛出差,孫大衛居然一股腦把所有的產品策略大方公開給對手知道,孫大衛事後則跟他說,「這個策略只有我們能執行,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才,有秘密策略也沒用!」
十九年前,杜紀川、孫大衛兩人沒沒無名,在加州的車庫起家創業,成功提早卡位,使金士頓長期在記憶體模組市場獨領風騷,即使近年新興小廠多如雨後春筍,威剛更快速竄紅搶下全球老三地位,金士頓始終屹立不搖,長期稱霸。
根據iSuppli調查,金士頓全球市占率達十六%,第二、第三名的Smart Modular Tech、威剛,個別市占率仍未破十%。

**挑戰商學院理論
做成朋友生意自然就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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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頓靠靈活、彈性的文化而壯大,企業國際化管理也面臨因地制宜、制度管理的挑戰,資深員工則是金士頓開拓新市場的最佳利器。
金士頓以自有品牌起家,約十年前跨足OEM,通路遍及全球近九十個國家,曾負責德國、倫敦新辦公室的Holland舉例,新設據點一定派遣資深員工到當地坐陣帶人,金士頓文化就這麼傳承下去,因當地文化稍加調整,但基本精神不變。
MBA教室常說:做生意不能作朋友,金士頓卻有一套「朋友做生意」法則,挑戰商學院裡的經營理論,卻因此鞏固全球經銷商的忠誠度。
「不要認為我多有遠景」,孫大衛表示,「到今天我還是覺得我在做朋友,不是在做生意」。
難道金士頓在做慈善事業?孫大衛解釋,用作朋友的方式做生意,中間有良性的循環,「如果跟客戶殺價,絕對不會殺到讓人恨我,這套是MBA沒法學的,你看金士頓還屌的很,完全沒有垮的跡象」。
只是金士頓與百年老店相較,僅是二十歲的年輕小子,未來還有許多二十年要走,也面臨從人性經營到制度化的考驗。
「金士頓文化不是第一天的事,經過二十年,spirit在那裡了」,杜紀川說。企業全球化經營學問大,金士頓回歸最基本的「員工價值」,證明企業成長蛻變成大樹,尊重、彈性、溝通等創業精神不怕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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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碳纖維也能變再生材料!天翊綠能靠低溫解聚技術,獲桃園SBIR助攻產品驗證
廢棄碳纖維也能變再生材料!天翊綠能靠低溫解聚技術,獲桃園SBIR助攻產品驗證

碳纖維因重量輕、強度高,廣泛應用於自行車、汽車、航太及無人機等產業,每公斤原生碳纖維價格可達數百元,部分高階材料甚至高達數千元。然而,這些高價材料製成複合材料後,生產過程產生的邊角料與廢棄物,卻因熱固性樹脂難以分離,往往只能焚化、掩埋或降級使用,讓耗費大量能源製造的碳纖維失去再利用價值。

「產業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廢棄物處理掉,而是如何把裡面的碳纖維、玻璃纖維重新變成有市場價值的材料。」天翊綠能科技執行長莊文彥指出。深耕複合材料產業約20年的他,於2023年成立天翊,希望透過自主開發的低溫常壓解聚技術,讓廢棄複材重新回到製造業供應鏈。

低溫解聚保留纖維性能,從廢料處理走向材料再生

熱固性複合材料難以回收,關鍵在於樹脂固化後無法像一般塑膠重新加熱熔融。傳統高溫熱裂解雖能去除樹脂,卻可能損傷碳纖維性能;若回收碳纖維強度下降,製造商可能需要增加材料用量以滿足產品的強度要求,反而削弱碳纖維原有的輕量化優勢。

為突破限制,天翊開發低溫常壓化學解聚技術,在約90°C、常壓環境下分離樹脂與纖維,降低高溫處理對纖維性能的影響。不同於將樹脂直接燒除,天翊也推進樹脂回收再利用及化學溶劑循環,提高材料利用效率。根據天翊提供的第三方檢測結果,回收碳纖維在受測性能項目上的表現達原生材料的98%以上。團隊也將回收纖維製成再生碳纖維不織布、板材、塊材及工程材料。

莊文彥表示,再生碳纖維每公斤價格約150至300元,具備成本競爭潛力。天翊也規劃三層商業模式:取得合法處理資格後,協助製造商處理複材廢料並收取處理費;將回收纖維製成再生材料銷售;再與客戶共同開發終端零組件。「我們不希望公司的主要價值停留在『每公斤收多少處理費』,而是希望營收逐步往再生材料與高值應用移動。」莊文彥強調,讓回收材料具備市場需求,才是循環經濟能否持續運作的關鍵。

桃園 SBIR 助攻百公斤級驗證,跨越技術走向產品的關鍵門檻

對技術型新創而言,證明技術可行只是第一步。要讓再生材料進入製造業供應鏈,還必須建立可重複的處理流程、穩定的材料品質及產品驗證機制。這些工作需要投入設備、人力與檢測費用,對商業化初期的天翊而言,是不小的負擔。

在桃園市政府地方型SBIR計畫的研發經費支持下,天翊得以加速推進製程測試、材料檢測與產品驗證。莊文彥指出,過去團隊主要仰賴實務經驗調整回收製程,但要讓技術進入產業應用,還必須建立標準作業流程、進出料紀錄及材料品質數據。透過計畫,天翊逐步完善這些機制,並針對碳纖維自行車、碳纖維預浸布邊料、高壓氣瓶與車用零件等廢料進行測試,完成超過100公斤複材廢料的處理驗證,建立相應的操作條件。

除了製程驗證,補助也支持團隊將回收纖維製成不織布、模具及相關產品,確認再生材料能否符合實際需求。其中,以再生碳纖維氈製作的模具,相較原本的玻璃纖維模具,減重約56.96%;以再生碳纖維氈製作的產品,相較原本玻纖產品,減重約27.77%。這些成果讓天翊不再只能向客戶說明技術可行性,而能透過具體的材料與產品數據,爭取後續合作機會。

天翊也與既有下游夥伴推進汽車零組件應用,累積再生材料進入供應鏈所需的驗證經驗。「SBIR對我們而言,不只是補助研發,而是幫助公司跨過了『實驗室技術走向實際產品』非常重要的一段。」莊文彥表示,政府資源不僅分攤研發成本,更協助團隊補足商業化所需的品質管理與產品驗證基礎。

以桃園為循環基地,從碳纖維走向風機葉片回收

除了研發補助,桃園聚集電子、汽車、航空與複合材料產業,也讓天翊有機會就近尋找廢料來源、加工夥伴及應用客戶。此外,天翊與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就高壓氣瓶展開合作,嘗試將回收技術應用於地方政府實際產生的循環需求。團隊目前持續推進桃園廠區設置與再利用相關申請,希望建立「在地廢料、在地回收、在地再製」的產業模式。

不過,即使技術與產品驗證已取得初步成果,天翊仍須完成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相關許可程序,才能依核准條件擴大收料與處理規模。漫長的審查過程雖然增加營運成本,但莊文彥認為,除了回收技術,合法處理資格、穩定料源與產品市場,同樣是建立長期競爭優勢的關鍵。天翊的長期目標則不止於碳纖維。莊文彥補充,當初投入低溫常壓解聚技術,也考量到未來大型風力發電機退役葉片的回收需求。風機葉片主要由玻璃纖維、樹脂及部分碳纖維構成,體積龐大且難以回收,隨著全球風電產業發展,退役葉片處理將成為重要課題。天翊也已取得風機葉片回收處理方法的臺灣發明專利與美國發明專利。

因此,團隊選擇先從材料價值較高的碳纖維切入,累積技術驗證、設備放大與商業化經驗,再逐步拓展至大型風機葉片。「我們希望證明,複合材料不是只能從製造走向廢棄,而是可以從廢棄再回到材料、再回到產業。天翊要做的,就是把這條循環真正建立起來。」莊文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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