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頓挑戰營收新高的秘訣
金士頓挑戰營收新高的秘訣
2006.11.01 | 科技

十月中旬金士頓一場表揚晚宴上,近百名滿十年、十五年的資深員工齊聚孫大衛常打小白球的Mesa Verde鄉村俱樂部,最後一道甜點還沒用完,會場分成兩派人馬,分別由杜紀川、孫大衛領軍,展開一場遊戲對決,頭戴花俏誇張的氣球裝飾,杜紀川與孫大衛跟小朋友般興奮,一聽到主持人下口令,瘋狂在會場中奔跑尋找盟友協助,看誰找到最多的牙線盒、口紅、帳單,二十分鐘下來,滿頭大汗,贏的隊伍每人贏得二十美元的「小菜」。
杜紀川與孫大衛當天有備而來,卸下領帶與西裝外套,滿場跑完只是餘興節目的暖身,孫大衛搶先開炮,「John(杜紀川)得親我一下,否則給在場每人一百元」,杜紀川不甘示弱加碼回擊,最後孫大衛招架不住無法再加碼,發出十年員工每人二千美元、十五年員工五千美元的大紅包。
「我以前都從背後親John(美式幽默Kiss Ass,即拍馬屁),那天為了讓資深員工高興,第一次正面親他」,孫大衛事後解釋。
全球記憶體模組的前十名市佔排名不斷洗牌,說明了競爭之激烈,金士頓卻長期穩坐龍頭,以兩位數市佔率,遙遙領先市占率僅個位數的第二大廠Smart Modular Tech,難道和員工玩戲戲、「打成一片」,是記憶體霸主的長期王道?

**獨特企業文化
公司超扁平只有四種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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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記憶體產業歷經二○○一年的跌價低潮後,去年底開始大紅大紫,年底更因Vista將上市,記憶體一路看好到明年第一季,而金士頓自一九八七年創立以來,年年都賺錢,金士頓創辦人之一、總裁杜紀川(John Tu)預估今年可望挑戰四十億美元大關,杜紀川表示,站上高峰後,怎麼站的穩、站的久,企業文化的傳遞仍為關鍵。
「對金士頓而言,如何創造高峰不再是問題,如何維持成長,才是真正的挑戰」,杜紀川說。這不是只看今日表現的競技場,衝刺後,保持顛峰才是真正學問。
「金士頓沒有這個文化,就不可能成功,這幾年愈來愈覺得就是這樣,金士頓才有今天」,杜紀川簡單以「企業文化」解釋金士頓成功的最大因素,另一位創辦人孫大衛(David Sun)的回答更阿Q,「你問我金士頓怎麼成功?我的命好啊!」
企業文化有如瞎子摸象,每人心中的答案長的都不一樣,員工手冊裡可找不到「金士頓文化」的定義,杜紀川解釋,金士頓文化,就是讓員工價值最大化,如新進員工常被當菜鳥,會被欺負,金士頓是個大家庭,不分新舊,大家都是朋友,「這是不成文的規定」。
走進金士頓位於加州芳泉谷的企業總部,沒有豪華氣派的接待大廳,更沒有高階主管獨立採光辦公室等基本配備。取而代之,杜紀川與孫大衛的「辦公室」,埋沒在一整層近百名員工的隔板辦公桌中,一張椅子、一張桌子,與坐下來會露出上半身的矮平隔間,就是金士頓兩位大老闆的辦公室。
「我常常可聽到David在講電話」,在金士頓十二年的美國業務副總裁John Holland表示,金士頓開放式的辦公空間,員工可隨時轉頭與同事溝通,甚至聽見孫大衛的所有對話,員工打趣表示,反而可提高工作效率,「瞄一眼就知道David什麼時候有空,不會浪費時間特地跑一趟去找他」。
金士頓從十人以下的小型公司,發展成近三千人的國際企業,讓大象起舞靠的不是別的,而是最基本的溝通。
「如果你在做something,卻沒人知道你在做什麼,容易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杜紀川表示,溝通絕對是公司營運的一大關鍵,近年外商公司強調「開門政策」,希望主管能敞開大門,增進與員工的垂直溝通,「金士頓連這道門都沒有了」。
金士頓十年前還是中小型企業,談溝通當然簡單,如今年營收逾三十億美元,三千名員工廣佈美國、台灣、大陸、歐洲、東南亞,怎麼溝通?
「公司愈大,愈不能建立官僚,組織越簡單、愈單一、愈扁平(flat)愈好」,杜紀川說,金士頓多數部門只有四個職位等級,員工、經理、總監、副總裁,「經過這麼多年,我只知道這種簡單經營哲學,好處多於壞處,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一點都不難」。
記憶體的市場競爭激烈,頂尖廠商必須能隨時應變調整,在金士頓十二年的資深科技經理Richard Kanadjian表示,「我們是小公司思考(small company thinking)」,很像中小企業的營運模式,但也因如此,才能簡化流程,也允許創新。

**對員工好
每年紅利至少是薪資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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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是大企業裡的小小螺絲釘,卻是金士頓最引以為傲的資產,也是金士頓的秘密武器,客戶至上前,得先對員工好,員工是金士頓舞動企業大刀的關鍵槓桿。
科技產業人才流動率高,記憶體模組市場因價格變動快速,每每市佔率一洗牌,就牽動一波人事異動,以美國市場為例,員工流動率約十二%,金士頓的流動率卻不到三%,除家庭式的公司文化鞏固員工忠誠度,員工福利也為關鍵。
以金士頓美國總部為例,每年員工紅利至少達薪資的三成,不論是工友還是副總裁,員工家庭其他成員的保險費一律由金士頓埋單。
金士頓資深員工透露一則小故事,有次跟著孫大衛出差,孫大衛居然一股腦把所有的產品策略大方公開給對手知道,孫大衛事後則跟他說,「這個策略只有我們能執行,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才,有秘密策略也沒用!」
十九年前,杜紀川、孫大衛兩人沒沒無名,在加州的車庫起家創業,成功提早卡位,使金士頓長期在記憶體模組市場獨領風騷,即使近年新興小廠多如雨後春筍,威剛更快速竄紅搶下全球老三地位,金士頓始終屹立不搖,長期稱霸。
根據iSuppli調查,金士頓全球市占率達十六%,第二、第三名的Smart Modular Tech、威剛,個別市占率仍未破十%。

**挑戰商學院理論
做成朋友生意自然就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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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頓靠靈活、彈性的文化而壯大,企業國際化管理也面臨因地制宜、制度管理的挑戰,資深員工則是金士頓開拓新市場的最佳利器。
金士頓以自有品牌起家,約十年前跨足OEM,通路遍及全球近九十個國家,曾負責德國、倫敦新辦公室的Holland舉例,新設據點一定派遣資深員工到當地坐陣帶人,金士頓文化就這麼傳承下去,因當地文化稍加調整,但基本精神不變。
MBA教室常說:做生意不能作朋友,金士頓卻有一套「朋友做生意」法則,挑戰商學院裡的經營理論,卻因此鞏固全球經銷商的忠誠度。
「不要認為我多有遠景」,孫大衛表示,「到今天我還是覺得我在做朋友,不是在做生意」。
難道金士頓在做慈善事業?孫大衛解釋,用作朋友的方式做生意,中間有良性的循環,「如果跟客戶殺價,絕對不會殺到讓人恨我,這套是MBA沒法學的,你看金士頓還屌的很,完全沒有垮的跡象」。
只是金士頓與百年老店相較,僅是二十歲的年輕小子,未來還有許多二十年要走,也面臨從人性經營到制度化的考驗。
「金士頓文化不是第一天的事,經過二十年,spirit在那裡了」,杜紀川說。企業全球化經營學問大,金士頓回歸最基本的「員工價值」,證明企業成長蛻變成大樹,尊重、彈性、溝通等創業精神不怕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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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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