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勝選讓你跌破眼鏡?Google Trends呈現的大數據早就有跡可循
川普勝選讓你跌破眼鏡?Google Trends呈現的大數據早就有跡可循
2018.03.06 | Google

本文摘自:《數據、謊言與真相》,商周出版

我是網路數據專家,每天都要追蹤人們在網路上留下的數位足跡。從人們點擊或點按的按鈕或按鍵,我試圖了解我們真正想要什麼、我們真正會做什麼,以及我們的真面目。我先說明一下,我是如何步上這條非比尋常之路。

故事要從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和社會科學長久爭議不休的這個問題開始說起:在美國,種族歧視有多麼嚴重?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是第一位獲得美國主要政黨提名的非裔美籍總統候選人。他輕而易舉地贏得大選,民意調查顯示,種族不是美國人在投票時會考慮的因素。比方說,蓋洛普(Gallup)在歐巴馬第一次選舉前後進行多次民調,民調結果如何呢?基本上,美國選民並不在乎歐巴馬是黑人。選後不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兩位知名教授利用更複雜的數據探勘技術,鑽研其他以調查為主的數據,他們得出類似的結論。

所以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媒體和學界大多抱持這種看法。媒體和社會科學家八十多年來用於理解世界的民調資料告訴我們,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在決定該選誰當總統時,並不在意歐巴馬是黑人。

在講到偏見這個問題時,基於我在心理學和政治學所讀過的一切,我讓自己相信明確的種族主義只侷限於一小部分的美國人,而這群人大多是保守的共和黨人,多半居住在美國最南端那幾州。

Google呈現的大數據真相,跟你以為的不一樣

然後,我發現Google搜尋趨勢(Google Trends)。

Google在2009年推出這項工具時,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這項工具告訴使用者任何字詞或短語在不同地點和不同時間被搜尋的頻率。Google將它宣傳為一項有趣的工具──或許讓朋友之間可以討論哪位名人最受歡迎或哪種時尚突然變夯。

當時Google搜尋趨勢似乎並非「嚴謹」學術研究的適當資料來源。不像一般調查,Google搜尋數據的設計宗旨並非是要協助我們了解人類的內心世界,而是要讓人們可以了解世界。但是,我們在網路上尋求知識時留下的足跡,最後反而揭發驚人的真相。

換句話說,人們搜尋資訊,這種行為本身就是資訊。事實證明人們何時何地搜尋事實、引言、笑話、地點、人物、事情或協助,比任何人可能做的猜測,更能告訴我們許多資訊。由於人們有時不僅僅是在Google上進行搜尋,而是在搜尋欄中吐露真心,譬如:「我討厭我的老闆」、「我醉了」、「我爸爸打我」,所以網路足跡就更有真實性可言。 Google數據的強大之處在於,人們會把自己可能不會告訴任何人的事情,告訴這個大型搜尋引擎。

Google搜尋呈現出的美國概況,跟調查所勾勒的後種族烏托邦截然不同。我記得當我第一次在Google搜尋趨勢上輸入「黑鬼」(nigger)時,我想到這個字詞是如此充滿惡意,因此以為自己會看到的搜尋次數並不多。天啊,我錯了。在美國,人們對於「黑鬼」(nigger,複數niggers)的搜尋次數,竟然跟「偏頭痛」、「經濟學家」和「湖人隊」的搜尋次數不相上下。事實上,帶有「黑鬼」一詞的搜尋中,有20%的比例也包括「笑話」一詞,其他常見的搜尋還包括「愚蠢的黑鬼」和「我痛恨黑鬼」。

每年這類搜尋多達數百萬次,大多數美國人在自己家中私密地進行駭人聽聞的種族主義探索。我愈深入研究,得到的資訊就愈令人不安。

在歐巴馬第一次總統大選勝選之夜,大多數評論都專注於讚美歐巴馬和承認歐巴馬此次選舉的歷史意義。這時,包含「歐巴馬」一詞的Google搜尋,每一百則裡就有一則也包括「kkk」或「黑鬼」等字眼。也許這個比例聽起來不是很高,但想想看,人們有成千上萬的非種族主義理由,在Google上對這個有迷人家庭、大爆冷門勝選、即將接管世上最有權勢職務的年輕人進行搜尋。在某些州,「黑鬼總統」的搜尋次數甚至超過「首位黑人總統」的搜尋次數。

Barack Obama
美國總統歐巴馬
圖/ Wikipedia

那些搜尋顯示出的社會現況,跟認為種族主義只占一小部分的社會,有著極大的出入。在2012年時,我聽說過唐納德.川普這號人物,主要因為他是商人和實境節目主持人,我跟大家一樣完全沒想到四年後他會成為舉足輕重的總統候選人。

Google搜尋也告訴我們,我們對於哪些地方種族主義較為嚴重的看法其實是錯誤的。一般調查顯示和人們普遍認為,現代種族主義主要聚集在南方,而且有這些想法者大多是共和黨人。但Google搜尋數據顯示,真正的分歧不是南方與北方,東岸與西岸。換句話說,Google搜尋有助於為美國種族主義畫出一張新的地圖,而這張地圖可能跟你所推測的截然不同。南方的共和黨人或許更有可能承認自己有種族主義,但北方有許多民主黨人也有類似的態度。

2012年時,我使用以Google搜尋設計的這張種族主義地圖,重新評估歐巴馬的種族背景能發揮何種作用。數據清楚顯示,在美國針對種族主義進行大量搜尋的地區,歐巴馬的得票率大幅輸給四年前民主黨白人總統候選人約翰.凱利(John Kerry)。跟這些地區有關的任何其他因素,包括教育水準、年齡、教會出席率或槍枝擁有權,都無法解釋這項關係。種族主義的搜尋並未預測民主黨其他候選人的低得票率,唯獨歐巴馬例外。

這項結果意味著一個巨大的影響。單就種族主義這個因素,大概就讓歐巴馬的全國得票率少掉四個百分點,這項數字遠高於依據任何調查所做的預測。歐巴馬當選及連任總統,當然要歸功於一些情勢對民主黨相當有利,但歐巴馬必須克服的事,遠比依靠傳統數據來源者的認知要多得多。在對民主黨不太有利的年度來說,種族主義者的人數已經多到,足以協助贏得初選或決定大選。

現在,我們目睹了川普的總統就職典禮,我的發現似乎更為可信了。

憑藉關鍵字出現順序,Google搜尋還能用來預測人們想投給誰

Google搜尋甚至可能找出人們會投票給誰的相關資訊。我們真的可以只憑人們搜尋了什麼,就能預測出人們會投票給哪位候選人嗎?顯然,我們不能只是研究哪些候選人最常被搜尋。我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財務金融系教授斯圖亞特.加布利爾(Stuart Gabriel)發現一個跟人們打算如何投票有關的驚人線索。在川普和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爭取2016年總統寶座選舉期間,有些人搜尋「川普 柯林頓 民調」,有些人則從「柯林頓 川普 辯論」中尋找重點。事實上,人們在搜尋「川普」時,其中有12%的搜尋也包括「柯林頓」一詞,而對「柯林頓」所做的搜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比例也包括「川普」一詞。

我們發現這些看似中立的搜尋,其實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線索,了解個人究竟支持哪位候選人。

怎麼做到的呢?關鍵就是候選人出現的順序。我們的研究顯示,在進行包括兩位候選人姓氏在內的搜尋時,人們更可能將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放在前面。

在前三次選舉中,比較常出現在搜尋順位最前面的候選人獲得最多選票。更有趣的是,候選人的搜尋順序也能預測特定州別可能由民主黨或共和黨勝出。

那麼,Google預測出川普會當選嗎?這個嘛,我們還有很多研究要做,而且我需要更多研究人員加入,才能知道怎樣充分利用Google數據來預測選舉結果。

但是在網路上,在許多時間點絕對有跡象顯示,川普的得票數可能超出民調預測。

在共和黨大選期間,有線索指出選民可能支持川普。非裔美國人接受民調時表示,他們會用選票展現對川普的不支持。但Google搜尋有關非裔美國人密集地區投票的資訊顯示,會去投票的非裔美國人並不多。在選舉當天,希拉蕊就因為非裔美國人投票率低,而流失不少選票。

甚至有跡象顯示,原先表示還沒決定投誰的選民,最後會投給川普。我跟加布利爾發現,在預期希拉蕊會贏的中西部地區關鍵州,「川普 柯林頓」的搜尋比「柯林頓 川普」的搜尋來得多。後來事實證明,川普當選是因為他在這些州的得票率,遠超過民調預期。

但我認為川普從初選開始就被確認是位成功候選人的主要線索,就跟我針對歐巴馬進行研究揭發的那種隱匿種族主義有關。Google搜尋透露出某些美國人的黑暗面及對少數族群的敵意,而且人數多到足以影響大選。多年來,專家們一直沒有察覺此事。搜尋數據顯示,我們所居住的社會,跟仰賴民調的學者和記者所以為的社會截然不同。這透露出一個令人不悅、可怕和廣泛的憤怒,正有待候選人宣洩出來。

關鍵字: #Google #數位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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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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