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風範學
小店風範學
2004.11.15 | 科技

台灣經濟要成長,與其看「大廠」,不如看「小店」,會這麼說,其實有深刻道理。

**先來看「量」的變化……。

**自從八○年代「服務業」首度超越「工業」,成為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的主力後,這個趨勢便扶搖直上,到今年第三季止,服務業占台灣GDP產值比例達67.4%,幾乎是工業(31.2%)的兩倍。然而,比重雖增加,服務業近年的成長率卻遠遠落後工業,由景氣復甦的2002年起算,兩者的成長比值分別為「2.8%:5.0%」、「2.7%:4.7%」,今年第三季則是「3.6%:9.0%」,換句話說:比重大、成長卻遲緩的服務業,是讓台灣經濟失去活力的主因。
而在台灣的111.13萬家公司行號中,無疑的,製造業是「大廠」居多,而服務業則是「小店」天下,以今年6月的數字來看,13.21萬家的製造業締造了1.64兆的營業額,平均每家1241萬;而66.45萬家的服務業則只賣出17.9兆的商品勞務,單店月營業額只有269萬。
結合上述總體經濟的數字可以推斷,台灣如果要在這一波景氣循環力爭上游,如果不靠著大街小巷裡的各式小店來創新,挑戰15000美元國民所得之路,真可謂困難重重。

**再來看「質」的變化……。

**
由GDP的5項構成成分--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固定投資、存貨變動、商品勞務進出口差額來看,民間消費比重近十年以來皆獨占鰲頭,約莫近乎六成,其次則是固定投資,約近20%;政府消費則排第三,約達12~3%。
因此我們可這麼說:台灣經濟要成長,唯有讓民間「願意消費」以及讓民間「願意投資」而已。前者來自民眾對生活和工作品質期望值的提昇,也來自供應商能創新商品和服務,使消費者能有花錢的標的;而後者,則源自經營環境的改善和投資信心,如果撇開政治的紛擾不談,就屬「企業家創新經營模式」的能力,最為重要。
而不論前者和後者,都根源自經濟體所在地的社會,能否自發性地醞釀創新意願和能力,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研究美國49個都會區的調查就發現,擁有三個T--腦力(Talent)、技術(Technology)和容忍(Tolerance)的城市地區,愈容易產生創意城市生活,連帶地也有傑出的經濟成長。佛羅里達所謂的「創意城市生活」,包含有豐富的夜生活、層出不窮的街巷店舖和提供各種生活新鮮刺激的藝文活動。這些構成城市空間、體驗、消費與資訊交換、刺激城市住民創意產值的,不用說,絕不會是大企業,而是街巷里弄間的無數小店。
把這經驗拿到台灣,如果台灣城市中的小店能體現出創新的活力,那台灣每年獲得美國專利的件數,就應該不止日本的1/7、德國的1/2;台灣的「技術貿易收支比」(技術出口/技術進口)也不會只有區區的0.1,而應可躋身日本(2.39)、英國(2.22)和美國(2.36)的領先群。

**最後來看「小店」對市民就業的貢獻……。

**
根據統計,一座投資1000億台幣(30億美金)的12吋晶圓廠,約略僅能創造1000個工作機會;但是批發零售和餐飲業卻只要投資6億、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僅需8億、工商服務業則是11億,就能同等地創造1000個就業人口,換句話說:服務業的就業創造密度是晶圓代工業的100倍。
因此,如果真要讓台灣的就業率提高,我們似乎就更應該鼓勵「有能力的微型創業家」,而非「半導體巨賈」才對。
既然小店如此重要,那麼為何台灣的「小店經營」始終不出色呢?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製造業出口立國的台灣(2003年出口總值佔GDP比例高達48%,美國不過12%),長期以來也以製造業「勤奮、紀律、節儉、泯滅個性、團體齊一」的價值,作為社會的集體價值。因此,照理說是該刺激消費、活潑人心、營造體驗和夢想的服務業,也隨之成為呆板、制式(uniform)、成本導向(而非績效導向)的「製造業延伸體」。當人們不被鼓勵去消費、而社會上又欠缺值得消費的誘因,內需服務業的數十萬家小店,當然和製造業工廠裡的福利社般,難以創造亮麗的經濟產值。
但是,這樣的場景有了改變。不僅明基、台積電、聯電、華碩公司裡的「福利社」有了改變,台灣城市大街小巷的各色服務業「小店」,也起了重大變化。在愈來愈多的這些新空間裡,消費不只是「購買生活必需品」,還是「購買感動」;老闆不再是個邊收錢邊看電視或報紙的「收銀機按鍵狂」,而是個在乎氣氛和空間個人特色的「服務研發者」;小店經營模式不再是蕭規曹隨、有樣學樣(像當年的蛋塔店),而是創新、複合、體驗的多樣附加價值。
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小店,在21世紀後,逐漸、逐漸地有了「風範」(ethos)。
社會富裕、教育水準提高、年輕人成就自我的更高熱忱、全球旅行的洗禮,以及更多心靈的反省,都是「新小店風範學」誕生的眾多原因。但對於關心台灣經濟成長的我們來說,了解這些小店創業者的獨特經營理念和兵法,卻遠比大企業的重大決策,更有意義也多所啟發。 如果台北像紐約、高雄像阿姆斯特丹、台南成為斯德哥爾摩、台中變成維也納,那台灣早已是個2萬5千美元所得的國家了。
請看--《數位時代雙週》本期製作的「小店風範學」專輯,一群迷你小店的微型創業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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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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