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徵才變成裁員1500人!再見了,HTC曾經的輝煌盛世
從徵才變成裁員1500人!再見了,HTC曾經的輝煌盛世

你還記得HTC嗎?那個連蘋果、三星都緊緊跟隨的HTC、那個市值曾經達到371.8億美元的HTC、那個曾在全球創下4500萬支銷售紀錄的HTC、那個曾經引領Android陣營的HTC。

根據大數據服務商QuestMobile數據,HTC在中國手機市場市占已經被歸類到「其他」,今年為止手機出貨量僅500萬支。

說不會裁員,如今裁掉全球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去年(2017)八月時,HTC營收只剩下30億元,緊接著在九月時,宣布以11億美元(約新台幣330億元)將成員約2000人的Pixel手機代工研發團隊賣給Google,並授權Google智慧財產專利,當時董事長王雪紅還曾說:「宏達電不會裁員,還要大量找人。」

在賣掉2000名員工給Google不到一年的時間,本周HTC傳出裁員1500人的消息,受影響員工大部分來自台灣的製造部門,以目前HTC全球6450名員工來看,這次的裁員占全球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這波裁員後HTC全球員工將剩下不到5000人,單看這個數字也許感受沒那麼深刻,如果跟2013年正輝煌的時候相比,當時的員工可是有1萬9千人,幾乎是現在的四倍之多。

HTC
裁員背後說了一連串的理由,其實字面背後的意義,HTC間接承認現今銷售情況已不如以往。
圖/ shutterstock

而這次幾乎裁掉一整個廠區的員工,根據宏達電官方說法,主要是為了對台灣地區進行製造部門的「組織優化」與「策略性人力資源配置」調整,並「確保產能與市場需求相符」進而「確保營運效率及競爭優勢」,說了一連串的理由,其實字面背後的意義,HTC間接承認現今銷售情況已不如以往。

事實上,今年第一季的財報已經很慘了,HTC公布營業淨損為新台幣 52 億元,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88 億元,跟去年同期(2017 Q1)相比,當時的營業淨損為新台幣 24 億元,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45 億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一季是因為把Pixel手機團隊給Google,因此進帳11億美元,才得以扭轉連續11季的虧損,如果把這筆營業外收入扣除,HTC今年第一季相較以往其實並沒有改善,依然呈現明顯虧損。

曾經興盛的HTC王國

成立於1997年的宏達電,早期是以ODM、代工生產為主要業務,過去曾推出全球首款Windows掌上型PDA以及Windows Mobile 智慧型手機,像是從2008年開始,推出的Touch產品線,像是Touch Diamond、Touch Pro、Touch 3G 、Touch HD,在當時都是相當優秀的產品,當時Touch Pro甚至還配有前置鏡頭,用戶可以自拍、打視訊電話相當前衛。

htc Touch Pro
當時Touch Pro甚至還配有前置鏡頭,用戶可以自拍、打視訊電話相當前衛。
圖/ wikipedia

接著,HTC成為2007創立的開放手機聯盟創始成員之一,從製作Windows Mobile手機,轉為採用Android系統平台。在2009年時,推出全球首款採用Google Android為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HTC Dream」研發代號G1,這支手機雖然稱不上完美,但卻奠定了HTC日後的成功,接著推出的Hero、Droid Incredible、Evo 4G,2010年的Google Nexus One都是經典力作。

事實上,在推出「HTC Dream」後,HTC積極著手改造Android 介面,讓這套系統變得更加好用、吸引人,可以說HTC讓Android有能量與iOS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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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時,推出全球首款採用Google Android為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HTC Dream」研發代號G1,這支手機雖然稱不上完美,但卻奠定了HTC日後的成功。
圖/ wikimedia

HTC在2011年曾達到371.8億美元的市值高峰、股價也來到1,300元,根據英國市調機構 Canalys在2011年所公布的資料,當時在美國市場,HTC正式擊敗蘋果成為市占率最高的智慧手機廠商,當年第三季出貨量達 570 萬台,占比 22.9%,幾乎快要到達四分之一的比例。

不過好景不常,2010~2011年Google 轉而與三星推出第二支以及第三支的 Nexus 手機,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三星在Android陣營開始逐漸壯大,HTC接著2012年推出One X、2013年的One Max、2014年的One(M8)等,似乎都挽救不了走下坡的頹勢,反而是三星逐漸接管了Android的標準,2014年HTC開始在美國市場落後蘋果、三星、LG,市場份額只剩下6%。

陸市占率太低,淪落為「其他」品牌

至於另一個大家都想競逐的大市場 — 中國,2010年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曾在演講時說出「HTC是中國人所創立的品牌」,隔年HTC手機就在全球創下4500萬支銷售新高紀錄。但去年(2017)HTC在中國的市占率僅剩0.4%,而根據大數據服務商QuestMobile數據,今年首季HTC在中國手機市場市占少到被歸類為「其他」,連名字都淹沒在榜單中。

王雪紅 _HTC董事長兼執行長(右)_Rick Osterloh_Google硬體資深副總裁(左)_
2017年Google用11億美元買下HTC的Pixel手機代工研發團隊,宏達電4000名研發團隊中的2000人,轉而替Google效力負責生產Pixel產品。
圖/ 蔡仁譯攝影

2017年Google用11億美元買下HTC的Pixel手機代工研發團隊,宏達電4000名研發團隊中的2000人,轉而替Google效力負責生產Pixel產品,而剩下2000人的HTC自有品牌團隊,則繼續研發銷售量日益下滑的手機生意,過去HTC太過於專注在「高階手機」市場,但卻沒有意識到高階手機市場已經慢慢走向飽和,高價手機一旦賣不好,就非常容易在很短的時間內跌價。與此同時,更忽略了正在蓬勃崛起的中低端市場,沒能掌握市場先機,讓曾經輝煌一時的手機帝國,走向末日黃昏。

VR大夢也無力回天

過去一段時間,每當外界詢問HTC手機部門的未來發展時,董事長王雪紅的回答總是「我們正聚焦在虛擬實境(VR)」,彷彿VR能成功扮演支撐HTC版圖的秘密武器。

2016年HTC率先跨入虛擬現實(VR)應用領域,推出虛擬現實頭戴式顯示器「HTC Vive」,從數字來看,HTC Vive在2017年的市占率達47.26%,居所有品牌之冠,此外根據遊戲開發者大會(GDC)2017年的報告,有33%開發者偏好在Vive平台上做開發。研調機構Canalys也預測,在2017年HTC推出的VR一體機「VIVE Focus」加持下,2018年出貨量可望突破150萬台。

HTC
從數字來看,HTC Vive在2017年的市占率達47.26%,居所有品牌之冠。
圖/ shutterstock

VR事業看似能成為HTC的救命仙丹,但事實上HTC Vive在2017年出貨量只有50萬台,落後Sony的170萬台以及Oculus Rift的70萬台排名第三;同一時間,手機出貨量也僅有500萬支,經濟規模無法支持正常營運。

雖然從市占率以及開發者的偏好來看,可能會以為HTC的VR事業發展得很順利,但現實是VR裝置仍在萌芽階段,仍然在虧損當中。沒錯VR前一段時間的確非常熱,雖然HTC的產品在全球看似擁有不錯的市占率、產品品質也很不錯,但目前VR的應用場景仍有限,除了玩遊戲、娛樂用途,目前也幾乎很難看到在學校、商用等領域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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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HTC的VR產品再怎麼棒,一年頂多賣個上百萬台,營收很難超越手機。
圖/ 蔡仁譯攝

另外跟手機相比,VR裝置的市場規模本來就不大,一般人也不會三天兩頭就買一台新的VR裝置,因此就算HTC的VR產品再怎麼棒,一年頂多賣個上百萬台,營收很難超越手機。

在手機、VR產品都難以撐起經濟規模的情況下,HTC這次裁掉1500人,或許也不令人太意外,而HTC過往的盛世就像是嘎然而止的一個朝代,再見了,HTC曾經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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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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