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為何不愛薪資保密?重點不是賺多少,而是我不能「比你少」
員工為何不愛薪資保密?重點不是賺多少,而是我不能「比你少」

本文摘自《破梯效應》,大是文化出版

薪資不平等的本意是激勵員工,如果員工生產力提高,就會得到更多酬勞。既然如此,照理說為了拿到更多薪水,人人都會努力工作才對。這種用酬勞激勵績效的做法,在經濟上完全說得通,可惜人們不太會遵守經濟法則;薪資不平等也許可以激勵員工,卻也可能激發憎惡感。

當某人沒辦法保守祕密時,薪資保密就會引發麻煩。在一項關於薪資不平等如何影響員工的研究中,促狹的研究人員就故意把祕密洩漏出去。2008年,《沙加緬度蜜蜂報》(Sacramento Bee)推出一個網站,公開列出加州每一位州政府員工的薪水,包括整個加州大學體系的教職員在內。經濟學家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所率領的研究團隊想出一個點子,故意把該網站的消息,透露給大學的某些教職員,看是否影響對方的工作滿意度。

薪水低可以,但不接受比隔座同事少

研究人員寄一封電子郵件給第一組受試者,提醒有這麼一個網站,並且提供聯結,使對方能輕易的查詢薪資。另一組受試者是對照組,他們沒有收到這封郵件。幾天之後,兩組都收到一份工作滿意度調查表,內容也問到未來一年有沒有換工作的打算。

不出所料,薪資網站的點閱率暴增。得知同仁的薪水多寡,大幅影響員工對自己工作的滿意程度,不過也要看他們賺多少錢而定。薪水低於自己部門平均薪資的人,得知這項資訊之後,不但工作滿意度降低,也較容易產生另謀高就的興趣。反觀薪水高於平均值者,知道自己收入比同儕高,並沒有讓他們感到更滿足,事實上這件事對他們完全沒有影響。

這項調查過了3年之後,研究人員追蹤當初造訪過薪資網站的受試者,看看誰當真離職了。結果他們發現薪資低於平均值的員工,如今受雇於該大學的人數減少了。其實促使他們離職的原因,不單純只是低薪,因為對照組中(沒收到洩密郵件的人)薪資比他們更低的人,離職率並沒有他們那麼高。反之,知曉自己比同儕賺的少這件事,才是萌生去意的主要因素。

高薪球員所在隊,贏球次數不一定多

經濟學家麥特.布倫姆(Matt Bloom)有一項為期8年的研究,記錄期間每支大聯盟棒球隊的勝負。按照薪資不平等更能激勵良好績效的理論,我們會預測薪資差異越大的球隊,贏球的次數也越多。棒球和美國經濟一樣,收入會極度不平等,幾乎完全來自明星球員高得離譜的薪水。這麼說來,給明星球員高昂的薪水,有沒有增加球隊獲勝的機會?

布倫姆發現恰恰相反。薪資最不平等的球隊,表現遜於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球隊。針對國家足球聯盟所做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的效果: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球隊,贏球的次數越少。這份研究還透露,薪資不平等程度高的球隊,盈餘也比較高,對此最可能的解釋是,球隊斥鉅資吸引明星球員,會增加球迷買比賽門票和買媒體觀看的意願,因此就算知道給這些球員昂貴的合約,會破壞球隊的整體績效,球隊老闆也在所不惜。

研究人員最愛棒球,因為幾乎每場比賽都有紀錄球員的表現數據。布倫姆在最初研究期間,檢視了大聯盟全部1644個球員的統計資料。果然如他所料,高薪球員的表現,確實比低薪隊友傑出,不過最引人側目的發現卻是,待在薪資高度不平等的球隊中的超級明星,其成績不如那些待在薪資低度不平等的球隊的超級明星。

如果說薪資不平等的目的,是為了激勵表現,那麼這項預期剛好與現實相反。因為高度不平等會減損明星球員的績效;如果你相信薪資不平等的主要效果,是減低團隊合作與向心力,那就對了。前面提過加州大學的研究也已證明,薪資不平等對士氣和團隊造成的傷害,早就抵銷它刺激績效的正面效果。

團隊運動(如棒球或足球)的績效和單人運動(如高爾夫與賽車)有個關鍵不同處:如果有更高獎金等在前方,單人運動的選手可以更專注,也可改變自己的策略。反觀團隊運動裡,隊員合作的能力勝於任何個別成員的才華,因此薪資不公對團隊合作產生的破壞,效果大於高薪對個別球員的激勵作用。

美國執行長年薪,是一般員工的350倍

有項研究調查世界40個國家的公民,請受訪者估計自己國家中,一般非技術員工每年賺多少錢,一般大公司執行長又賺多少錢。然後再問受訪者,他們覺得一般員工和一般大公司執行長,理想上應該賺多少錢。接下來研究人員再計算兩者的比率。

不論哪一個國家,受訪者心目中理想的(可接受的)不平等程度,都低於他們所估計的實際不平等程度。平均來說,受訪者認為執行長的薪資是普通員工的10倍,至於理想比率則是4至6倍,而且受訪者的共識程度相似的驚人。

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場屬於中間偏左的人,認為理想比率應該是4倍,而自認是中間偏右的受訪者,則認為理想比率應為5倍。所得落在最低20%的受訪者,認為執行長的薪資應該是普通員工的3至4倍;所得屬於最高20%的受訪者,則認為應該是5倍。受訪者不分年齡、教育程度,也不論研究人員拿任何變項去分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數字統一得驚人。

這項資料除了令人吃驚的全球性共識外,更讓人咋舌的是,全球各地的人們根本不知道,企業界實際存在的不平等程度有多麼嚴重。研究人員調查的每一個國家,受訪者都嚴重低估實際薪資不平等的嚴重程度。舉例來說,美國的受訪者估計執行長比平均員工多賺30倍,但研究人員指出,實際上2012年美國的執行長,平均年薪高達1230萬美元,是一般員工年薪3萬5千美元的350倍左右。

員工不指望總裁只賺3萬5千美元,同樣的,他們也不指望自己能賺1200萬美元,然而350:1這個比數,對大部分員工來說,已經足以羞辱公平這個概念。最高主管固然對公司來說更有價值,可是他們的價值,真的比一般員工多350倍嗎?

我們很難量化企業執行長的確切價值,不過研究人員檢視多年來許多公司的績效,就能確定企業負責人和公司的興衰有多大關聯。假設某些執行長優於其他執行長,而最優秀的執行長,所治理的企業應該多賺一點錢,這似乎是合理的假設。不過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是執行長無法控制的,也影響著公司的利潤多寡。這麼說來,最高主管對於公司的成敗,究竟有多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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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重點一:數位詐騙生命週期極短,打完一波就轉移陣地,「下架」只處理了眼前的內容,處理不了事後追查。

重點二: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以AI蒐集、分類詐騙廣告,九成以上工作可由AI完成,最終判斷仍保留人工背書。

重點三:透過司法聯盟鏈b-JADE,只把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存證,原始資料另行保存,目標是降低被害人的訴訟舉證成本。

一則可疑的投資廣告被檢舉、下架,帳號也停權了,多數人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真正麻煩的是,廣告消失的那一刻,追查詐騙集團的線索也可能跟著消失。

為了補上這個缺口,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正與司法聯盟鏈「b-JADE」合作,替詐騙相關資料做存證。b-JADE是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資料一旦上鏈,任何改動都會留下痕跡。白話說,就是替數位證據貼上「封條」,讓證據從蒐集到進入法庭,都能驗證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詐騙廣告下架,為什麼還不夠?

原因在於數位詐騙的生命週期太短,下架只能處理眼前的內容。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指出,傳統電話詐騙一套劇本可以拉長到半年、甚至一年;數位詐騙則像打游擊,一波結束就移往下一個平台,從廣告、社群到另一個App,一路跨平台引導被害人。

更大的問題是證據跟著斷線。被害人發現受騙時,可能已是半年後,手上通常只留得住最末端的匯款與聯絡紀錄,最初看過哪則廣告、點進哪個網站,早已消失。等到一、兩年後警方抓到詐騙集團,對方就能在法庭上反問「你怎麼證明我投過這則廣告?」劉彥伯以假設情境說明,一個集團原本可能詐騙了30億元,最後因證據不足,認定金額只剩幾千萬甚至幾百萬元。

不過,詐騙活動都會留下數位足跡,包括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註冊紀錄,只要事先保存,日後調閱就「有憑有據」。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
圖/ 數位時代

AI都這麼強了,為什麼還要先做資料治理?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核心主張是:好的資料分析,從好的資料治理開始。所謂資料治理,就是把散落在各平台、格式不一的碎片資料,整理成來源清楚、格式一致、可以互相比對的資料。協會先確認每筆公開資料的來源、時間、權限、版本與隱私,再標上事件分類、風險評估、曝光平台、投放者與網址等標籤,才能找出彼此關聯、還原詐騙網絡。

根據協會的實證簡報,系統在一段監測期間內掃描309.5萬則廣告,通報62.8萬則(約占20%),投放當日偵測率達99.21%。劉彥伯也提到,協會與資安院、數位發展部在打詐通報查詢網的合作中,判斷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還需要人嗎?答案是需要。現行法律仍要求有人為判斷結果背書負責,加上詐騙劇本會隨被害人的回應即時調整,因此協會讓AI處理九成多的工作,最後由人做判斷。

截圖不能當證據?b-JADE如何替詐騙證據貼上「封條」

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今天,單純截圖很難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被竄改過。劉彥伯的比喻是:截圖比較像「我那天真的看過,還拍了一張照片」;可信存證則是把證物放進有封條、有時間、有編號、有保管紀錄的證物袋,「重點不是有沒有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不能驗證這是不是當時那一份」。

這也是b-JADE派上用場的地方,但並不是把所有資料都放上區塊鏈。協會把原始資料與AI分析結果,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裡,只把每份資料的「數位指紋」交給b-JADE存證。數位指紋的特性是,內容只要有任何改動,指紋就會完全不同,因此能證明資料沒被動過;需要時,再經授權調閱原始資料,兼顧隱私與驗證。依b-JADE規範盤點,協會既有流程已符合19項要求,其餘7項缺口也逐步補強,例如存證時間改採具公信力的標準時間來源,不再依賴電腦本機。

防詐能從事後追查走向事前預警嗎?

可以,協會正把存證從被害人受騙後,往前推到「主動式上鏈」:AI判定高風險的內容,先一步蒐集存證,不必等到有人受害。

小農是第一個場景。許多消費者在網路上支持小農,錢最後卻流進冒名的詐騙集團。協會因此與農業部合作推出「農本人」系統,讓小農自行登錄銷售管道與社群帳號形成白名單,再結合AI蒐集的黑名單,一旦遭冒名就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這套模式未來也可延伸至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等案件。

制度面也在加速。2026年8月,司法聯盟已開設認證專班,邀集司法院、法務部、高檢署、調查局與警政署相關人員受訓,相關存證應用預計明年正式推出,時程仍待聯盟拍板。

劉彥伯坦言,目前從蒐集、分案到下架的流程仍然冗長,技術正好能在保留人為背書的前提下縮短流程。他在《數位關鍵字》節目尾聲留給聽眾的一句話是:「數位安全不只是技術工具,也涉及資料的可信、法遵治理與跨領域合作。」當AI幫人更快找到線索,經得起驗證的資料,將讓每一位被害人在法庭上多一分底氣。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認為,可信存證的重點不是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被驗證。
圖/ 數位時代

常見問答
Q1:詐騙廣告被下架後,還能當作證據嗎?
A:若事前沒有保存,下架後就很難追溯。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建議在內容消失前,保存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等數位足跡,日後才能據以向平台請求調閱。

Q2:手機截圖可以當作詐騙證據嗎?
A:截圖只能證明「看過」,難以證明未被竄改。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透過數位指紋與具公信力的時間紀錄進行可信存證,才能在日後驗證資料是否為當時的原始版本。

Q3:什麼是b-JADE司法聯盟鏈?
A:b-JADE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是只將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原始資料另行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兼顧隱私與驗證,目標是降低訴訟舉證成本。

Q4:AI可以完全取代人工判斷詐騙嗎?
A:目前不行。依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九成以上的蒐集與分類工作可由AI完成,但現行法律仍要求由人做最終判斷,並為結果背書負責。

Q5:小農要如何預防被冒名詐騙?
A:可登錄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與農業部合作的「農本人」系統,自行提交銷售管道、粉絲專頁與LINE帳號建立白名單,搭配AI主動蒐集的黑名單,遭冒名時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

完整對談請收聽《數位時代》Podcast《數位關鍵字》E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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