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數不到台北市一半的歐洲小國愛沙尼亞，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推出數位身份、線上投票、程式教育，是歐洲數位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不過政府的創新腳步，往往比私人企業慢好幾拍，為何愛沙尼亞政府可以大刀闊斧、從底層開始革新？原因在於，愛沙尼亞有位串起科技腦與政治腦的前總統湯瑪斯∙亨德里克∙伊爾韋斯（Toomas Hendrik Ilves）。
一位了解「Geeks」在想什麼的總統
伊爾韋斯在2006年擔任總統，直到2016年才卸任。在他任職的這十年內，政府數位轉型就是他的首要任務，其中，伊爾韋斯指出，關鍵在於政府要有科技思維。
「政府的行政部門、民選決策者，要和極客（geeks）交流。」他認為，如果沒有互動，政府一般來說不會了解技術，而技術人才也不會了解政府的問題。他舉例，Facebook最近爆發隱私爭議，原因不在於Facebook是間很壞的公司，而是科技公司不了解哪些是不道德的事。
「我可以和兩邊的人溝通，我知道geeks在講什麼、我也有政治背景，所以我可以把科技的事情轉換成政治人物聽得懂的語言，」他說，「這類的討論必須要持續進行。」
而要能做到這點，也和伊爾韋斯的背景很有關。伊爾韋斯的父母是愛沙尼亞難民，從蘇聯的統治下逃離到瑞典斯德哥爾摩，並在伊爾韋斯三歲時搬到美國。14歲的他，因為高中老師正在實驗程式課教材，讓他很早就接觸到寫程式。1996年，愛沙尼亞推出將科技導入教育的Tiger Leap計畫，在每間學校鋪設網路、蓋電腦教室、讓學生學習寫程式，就來自於伊爾韋斯當時的經驗。
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所畢業後，伊爾韋斯陸續做了研究助理、英文老師、藝術中心負責人，直到在一間反共新聞Radio Free Europe擔任分析師才首次接觸到政治。1993年，蘇聯垮台、愛沙尼亞獨立後兩年，伊爾韋斯成為愛沙尼亞第一位美國大使，之後擔任外交官時讓愛沙尼亞成功加入歐盟。2004年，伊爾韋斯當選愛沙尼亞第三任民選總統，同時具備政治歷練和科技思維的他，讓數位化政策得以順利施行。
從數位改革出發，小國也能站上世界舞台
但數位轉型對愛沙尼亞而言，可能不只是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有關，而是關乎到國家競爭力。歷經被納粹、共產統治，愛沙尼亞在1991年獨立，但緊接著就面臨基礎建設落後、國家競爭力退步的困境，伊爾韋斯指出，獨立前愛沙尼亞的人均GDP和鄰國芬蘭一樣，到獨立後一年只剩8分之1，「當時芬蘭有Nokia，我們只有傳統轉輪電話」伊爾韋斯形容。
「這就讓我們有很多動機要往前走、積極的做新的事情，做我們之前不肯嘗試的事。」伊爾韋斯說。
對愛沙尼亞而言，數位改革已經是政治風險相對較低的議題，伊爾韋斯指出，當時經濟、社會政策、貨幣改革、私有化等議題，對政府來說是更棘手的挑戰。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小」也成為愛沙尼亞的優勢。「規模較小的民主國家達到政治共識相對容易。」伊爾韋斯說，且確實多數更數位化的國家都是小國。相較下，伊爾韋斯分享他自己住在美國矽谷的經驗，儘管特斯拉、蘋果、Google、Facebook的總部就在方圓12公里內，但當地公家單位的數位化程度仍停留在1950到60年代。
3大關鍵，推動國家數位化
從愛沙尼亞的經驗出發，國家如何做到數位化？伊爾韋斯給出三點建議。首先是建置數位身份，搭配數位簽章、雙重驗證，且資料交換必須點對點加密。
伊爾韋斯也提醒，政府要讓數位簽名的法律效力可以等同於實體簽名，例如，愛沙尼亞在2000年通過數位簽章法，被他視為是數位化成功的基礎。此外，這套數位身份必須要很廣泛的被使用，否則政府會沒有轉型的動力。
有了數位身份後，接下來是擁有資料交換機制。愛沙尼亞在2001年推出的個人資料交換系統X-Road，方便政府機關間互相調閱資料，以開公司來說，透過這套系統，相較其他國家需要七個月的時間，在愛沙尼亞只要15分鐘就能完成申請作業。
「我們提出『平行式處理』的概念，」伊爾韋斯指出，例如當其中一個政府單位已經搜集過民眾的特定資訊，當其他政府單位需要該筆資料時，不得重複向民眾詢問該筆資料，而是應該自己向資料持有部門調閱。
最重要的是，伊爾韋斯認為，政府必須打造一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想要使用的服務，像是數位處方籤、車輛登記等，而非只是財政部或國稅局需要的服務。
當然，整個國家的數位化轉型，光靠政府也不夠。伊爾韋斯表示，無論是在教育、或是建置身份驗證系統，政府都和私部門、非營利組織合作，以身份驗證中心來說，就是由政府和當地銀行聯盟，各出資50%所成立。
雖然談了這麼多技術上應該從哪邊下手，伊爾韋斯卻認為，國家數位化這件事，在技術上一直很簡單、但在政治上需要努力。「問題是你有沒有政治意志去做這件事？」他表示，有政治意志就能制定政策，接下來才能制定法律、有框架地讓這件事進行。
「我自己剛好是喜歡熱愛科技的人。」伊爾韋斯說，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愛沙尼亞能在短短幾年躍升成為全球政府數位轉型典範，更根本也最簡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