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今還不到兩年，已經有831.9億美元的公司市值，因為CEO個人醜聞而蒸發。
最近，兩個因CEO醜聞而市值暴跌的例子都是科技公司。
先是馬斯克兒戲般地在社交網路上，宣佈了私有化特斯拉的計畫，兩周又改口放棄，風波還沒過卻接著在影片直播裡抽起大麻。宣佈私有化之初，特斯拉股價當天上漲12.6%，但之後的一個月內，隨著醜聞一路下跌、多位核心成員離職。截至9月7日，市值已縮水229億美元。
另一個，則是被美國警方發起強姦刑事調查的劉強東。京東數次公開申明關於調查內容、調查原因，卻被美國警方直接推翻，公司股價也在兩天時間裡暴跌16%，市值蒸發近58億美元。已經有多個律師事務所，正在準備針對京東誤導投資方的集體訴訟。
特斯拉和京東的CEO醜聞還在發酵，而更多CEO在惹出大麻煩之後，丟了工作。
2017年以來，至少20家公司因為CEO的各種不當行為，導致公司市值暴跌、估值調低，甚至業務營運也受到影響。這20位CEO當中，有18位已離職或被解雇。
根據《好奇心日報》的統計，它們導致公司損失價值超831.9億美元，都發生在CEO的醜聞被揭露，或CEO辭職／解雇之後。
過去十年，因醜聞下臺的CEO的數量正快速增加。
普華永道2016年對2500家公司的調查資料顯示，2012年～2016年因行為不當而辭職或被解雇的CEO，比2007年～2011年增加一倍多，其中位於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金磚國家的公司CEO因醜聞而下台數量增加最快。
雖然多為道德醜聞，但CEO們離職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投資人損失了錢
因CEO不當行為，而導致公司短期內暴跌的導火線主要分兩類：像劉強東這樣的性醜聞，以及馬斯克表現出強烈的情緒不穩定。
馬斯克參加的直播節目所在地是加州，抽大麻在當地是合法行為。如果是在幾年前，馬斯克的舉動可能還會幫助他塑造自己特立獨行、挑戰傳統汽車和能源公司的反叛者形象。但現在，這事發生在特斯拉和他自己一系列負面事件之後，則會是另外一種結果。
馬斯克一系列引來質疑的行為
5月2日
財務分析師在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度財務會議上，提出了一個財務問題：「特斯拉計畫今年將資本支出降到30億美元以下的影響，以及詳細計畫？」，馬斯克直接切斷了音訊說：「不好意思，下一個下一個。」還丟下一句「無聊，蠢蛋的問題一點也不酷，下一個」。另一位分析師問到Model 3預定進展，得到的回應是「我們要去回答YouTube上的問題了，你的問題太枯燥了，問得我想死。」在次季的財務會議上，馬斯克對此道歉。
7月13日
為泰國政府提供建議、幫助搜救人員找到12名受困學生的英國潛水夫Vernon Onsworth稱，馬斯克送來的微型潛水艇什麼忙也幫不上，參加救援只是一種「公關噱頭」。
馬斯克隨後在社交網路上稱Vernon Onsworth是個戀童癖，但並未提出證據且很快就刪掉了貼文；9月5日，馬斯克再次在給媒體的信件中提及此事，稱他是戀童癖，同樣沒有任何證據。本來已經被網路淡忘的醜聞，又一次被引起大眾關注。
8月7日
馬斯克在Twitter上宣佈，將以每股420美元價格私有化特斯拉。外界頗懷疑交易的可能性。一周後，馬斯克宣稱，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多次表示將提供資金；8月24日，馬斯克則表示將放棄特斯拉私有化。
8月16日
馬斯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談到持續工作缺乏休息、缺乏社交生活等狀態，需要依賴藥物才能入睡，情緒激動之餘，還落淚表達了自己壓力很大。
9月6日
在一個有45萬觀眾收看的直播節目上，馬斯克接過主持人的大麻且抽食，感慨汽車公司生存艱難。
一系列鬧劇後，投資人和分析師開始懷疑馬斯克的精神狀況是否足夠穩定、能否領導公司走出困境。
在資本市場眼裡，特斯拉最直接的危機是Model 3的生產速度不及預期，以及資金緊張等經營問題。
特斯拉今年第二季度的財報顯示，其債務總額約為226.4億美元、現金流量負了10.5億美元。上市8年了，特斯拉至今仍未實現年度盈利。
而讓馬斯克捲入輿論風波的事件，都和特斯拉毫無關係。比如泰國的搜救行動，不過是好幾位搜救參與者，對特斯拉的救援方案表示懷疑和輕視。但這些事情不僅不能改善公司的經營狀況，還總是導致其股價下跌。
大麻更是如此。雖然加州法律允許吸食大麻，但事實上，美國多個銷售大麻的公司都禁止員工在工作時間抽食大麻。而且，馬斯克同時也是Space X的CEO。Space X和美國空軍有多項合作，按規定，持有美國政府安全許可的人禁止吸食大麻。此事引起了美國空軍將對馬斯克進行調查。
巴菲特在被問及馬斯克的表現後回答，公司CEO在熱門的社交平臺上公開談論交易意向，確實有可能引發法律問題，「我覺得發推特貼文，對他（馬斯克）沒什麼好處。」
而在馬斯克直播抽大麻前後，特斯拉三位核心成員相繼離職，他們分別是首席會計師戴夫·莫頓、全球財務與營運副總裁賈斯汀·麥卡納，以及首席人資長加布里埃爾·托萊達諾。
在這三人離職前，美國投資顧問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總裁和創辦人詹姆斯·查諾斯統計，2018年特斯拉已經有41位高管離職，包括全球銷售和服務總裁喬恩·麥克尼爾、自動駕駛部門副總裁吉姆·凱勒、財務副總裁蘇珊·萊波等人。
劉強東捲入的性醜聞是更普遍的原因。在我們統計的20位導致公司短期市值暴跌的CEO中，有11位就跟性騷擾有關。
領頭的肯定是韋恩斯坦。他名下影視公司每年發行的電影票房，排在傳統的六大影視發行公司之後，佔當年度北美票房市場2%，是一家舉足輕重的中型製片廠。它曾參與製作／發行的電影包括《因為愛你》、《柏靈頓：熊愛趴趴走》、《派特的幸福劇本》、《王者之聲：宣戰時刻》等。不少作品或主角都拿過奧斯卡，導演昆汀·塔倫蒂諾也是由韋恩斯坦影業捧紅的。
但在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挖出韋恩斯坦的性騷擾醜聞後，他和他的公司就遭到好萊塢藝人和政界的集體抵制。原計劃發行的 《電流大戰》、《柏靈頓2》等多部電影推遲或暫停。不到半年，這個估值曾達到9.8億美元的公司宣佈申請破產。這還沒算上它在北美超過100億美元票房市場中所占的部分。
「公眾對CEO的不當行為關注度越來越高，甚至過度關注，董事會必須迅速且果斷地做出反應並採取行動。」品牌諮詢企業泰明公司的CEO大衛亞·特明說。
由於資訊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輿論環境。社交媒體讓宣傳和負面資訊放大，讓公司價值在更短時間內暴跌。
而且，媒體的傳播影響並不是一時的。《哈佛商業評論》曾對2000～2015年間38起CEO不當行為的新聞進行追蹤，發現媒體報導平均在事發後4.9年內被廣泛引用。
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基本上所有人──包括董事會在內──都不願意接受一位有道德瑕疵的CEO。公司會越快讓CEO道歉甚至辭職，就越能降低公司損失。而這也是最快平息輿論的方式。
最終，掌控所有決策的CEO突然因為醜聞離職，必然影響公司運作。這也是京東股價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失去了劉強東，京東就沒辦法正常運作。
根據京東章程規定，劉強東不在場的情況下，董事會不得舉行正式會議，除非他自己迴避。京東甚至明確指出「任何違背他意願的限制」都不應成為這條規則的例外，除非他精神或身體永久喪失能力。《華爾街日報》稱，劉強東因涉嫌強姦被捕時，技術上讓京東董事會寸步難行。
當不能給股東提供回報時，無論是再風光的CEO，都還是會受到挑戰。甚至一人控制過半數董事會投票權的祖克柏，在過去兩年裡都不斷被激進投資人要求其卸任董事長，更何況是那些只被雇來打工的人，當然就會走得更快。
畢竟與CEO帶來的市值損失相比較，給一筆遣散費讓其走人的財務損失小得多。今年6月，英特爾CEO布萊恩·科再奇因曾經的辦公室戀情曝光而離職。受此消息影響，英特爾的市值減少了266.5億美元。不過，根據路透社報導，被要求辭職後，科再奇獲得公司3800萬美元補償金——比英特爾市值損失零頭還要少。
CEO逐漸被塑造成明星，也放大了醜聞的影響
CEO醜聞今天對公司影響巨大的原因在於，他們已經被塑造成明星、致富故事的主角。他們本身就是偉人理論 （Great Men Theory）的重要組成。
提出偉人理論的蘇格蘭歷史學家湯瑪斯·卡萊爾有一句名言：「世界史不過是一些偉大男性的自傳」。這曾是人類對數千年歷史的總結方法，雖然近些年它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成功的CEO被稱為「Visionary（遠見者）」，他們的工作被總結為「改變世界」。CEO們的日常習慣，也被用來佐證他們不是凡人──蘋果CEO庫克、迪士尼CEO鮑勃·艾格4點左右起床的習慣，或者為了節省時間，祖克柏和賈伯斯永遠同一套打扮（祖克柏在政府活動上的正裝、賈伯斯40歲前對各種奢侈品牌的偏愛，永遠在這些勵志故事裡被抹去）。
雖然有諸多渲染，但事實上，CEO們的責任確實越來越大，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現今大公司CEO們管理的財富規模，比60年前要多十倍。以《財富》500強門檻變化為例，1955年排前十的公司裡，CEO掌管至少159.18億美元的生意。到2018年，這個數字已經乘以10，變成了1573.11億美元（已按2018年幣值計算通貨膨脹）。
這些變化，從1950年代開始。二戰之後，波及整個大陸的戰爭再也沒有發生過，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商業增長環境，公司業務不再只局限幾個區域，而開始遍及全球。
與此同時，人們加入公司，作為一個「公司人」工作一輩子，用自由換來穩定收入和可期的未來。而管理這些公司的人，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最早意識到這個趨勢並推波助瀾的公司，可能是麥肯錫。它的合夥人阿奇·巴頓（Arch Patton） 從1951年代開始發佈的報告超過60篇，論述公司管理層收入的增長速度遠不及員工收入。這個論述幫助麥肯錫拿下一個個為公司重新設計薪酬體系、拉大管理階層與員工收入差距的諮詢訂單。
雖然巴頓在很久以後說自己對此感到愧疚，但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公司薪酬體系的變化確實是越來越傾向於管理階層拿高薪，推動公司增長、為股東帶來更高收益。
彭博社的資料顯示，1950年至2013年以來，CEO跟員工的工資比例增長了1000%。而前500強的CEO所拿到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204倍。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資料也表明，標準普爾500的公司付給CEO的薪水與其公司的市值成正比。CEO治理下的公司市值漲得越高，他的薪酬也就越高。
我們經常能在各大上市公司的財報上，看到該公司股價的階段性漲跌情況，這是華爾街最關心的事情之一。
而CEO薪水則跟公司股價高度掛鉤。比如庫克，達到股東對股價漲勢的要求時，拿到的獎金遠比工資要高。2017年庫克拿到的薪酬總額為1.02億美元，其中8900萬美元為股票形式發放的獎勵。股票獎勵源於他任職期間蘋果公司的股東回報率、超過了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中三分之二的公司。在他拿到的56萬股股票的獎勵中，一部分是限制性股票，作為繼續留任公司CEO一年的獎勵。
在這種激勵和考核機制下，CEO的經營策略免不了會更著眼於如何提高公司當下的股價。一年有四季財報，這會讓CEO傾向每三個月為一個週期做一個計畫，而不再專注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同時，一旦CEO形象出現大問題，或者經營決策失誤導致公司市值受到損失時，也更容易被董事會不留情面地解雇。
但對於由創辦人擔任CEO的公司來說，董事會要開除他們並不容易，即使他們已經對公司和股東利益造成影響。
馬斯克8月被《華爾街日報》問及誰能取代他時，說沒有人比自己更合適擔任特斯拉CEO。「不是我堅持要做CEO，」馬斯克說。他表示擔心如果他辭職了，特斯拉會陷入危機。
而Uber的前CEO卡蘭尼克，在其第二把交椅傑夫·鐘斯3月離職後，一直消極抵觸公司繼任者，最終引發投資方與其攤牌。
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阿斯沃斯·德莫達蘭說，現行的激勵機制下，科技公司是由一群患有所謂「史蒂夫·賈伯斯綜合症（Steve Jobs syndrome）」的人管理。「CEO都想成為像賈伯斯那樣的明星——推動一間公司成長為巨頭的人。」
創辦人們尤其如此，在賈伯斯的傳奇大逆轉之後，有越來越多公司創辦人東山再起的故事。
星巴克舒爾茨在2008年回歸，拯救了停滯的公司業務；張忠謀在金融風暴中回到台積電；攜程、華住、宏碁、戴爾、Twitter……甚至早已變成大慈善家的比爾蓋茲，也在2014年微軟的舵手交替之時，再次擔任顧問、拿出30%的時間來管理公司。
但就像德莫達蘭教授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的，「每一個成功的蘋果背後，都有100家想要達到同樣成就的公司，重重摔在谷底。」
研究也證明，「CEO走得越來越快」、「而創辦人被取代」的情況，同樣普遍。哈佛商學院的教授諾姆·沃瑟曼，針對1990～2000年初的212家美國初創公司調查，發現在拿到風投的第三年後，有超過50%的創辦人不再是CEO，大多數創辦人都在公司壯大過程中，交出了公司的控制權。
新的防範機制正在討論之中
無論是學者的研究統計，還是局外人的直接觀感，董事會解雇醜聞在身的CEO在大多數地方已經司空見慣。但這畢竟是一種事後的急救措施，對公司股價、業務、聲譽的負面影響多數時候也已切實發生。
因此，關於董事會如何制約CEO的權力，以及減少甚至隔離其不當行為所對公司帶來的影響，多年來一直是最熱門的企業管理話題之一。目前多數上市公司會分割董事長和CEO的職責（在中國公司法中的「總經理」其實就是CEO），就是這種探討的成果之一。
醜聞的頻發，帶來更多制衡方式的討論。思略特資料顯示，CEO集權的現象正在減少，從2012年的48%降至2016年的10%。這也是CEO容易被開除的一個原因。
隨著醜聞頻發，更多的制衡方式仍在討論，並且陸續出現。
「董事會還需要設立更高的標準，」Bagley戰略諮詢公司的CEO康斯坦斯·巴格利在談到降低CEO不當行為對公司造成的風險時，提出包括任命道德委員會、組建綜合性且可以制衡CEO的董事會的建議。
倫敦的投資公司Governance for Owners合夥人Simon C.Y. Wong也在一篇部落格中撰文寫道，要建立能夠制衡CEO的董事會，要確保非執行董事地位與CEO同等或者更高。
他舉例在英國，董事長通常能夠獲得管理階層的尊重，因為他們的年紀一般都比CEO們大十歲左右，而且他們成功領導過大型公司，或者是透過其他途徑取得過突出的成就。Simon援引一位英國獨立董事解釋說：「得有這麼一個人，在必要時敢對CEO說：『你簡直像個白癡』。」
曾看好特斯拉的風投公司Loup Ventures的董事總經理基恩·蒙斯特，在給特斯拉董事的公開信時提及，該公司應該創設一個綜合性董事會。他拿了蘋果的董事會為例，其成員包括Genentech前CEO亞瑟·萊文森、迪士尼CEO鮑勃 ·伊格爾、波音前CFO詹姆斯 ·貝爾等擁有豐富管理經驗的國際公司高管。
對於未上市公司的內部高管、創辦人的權力制衡也在進行。韋恩斯坦事件後，華爾街多了一個「韋恩斯坦條款」，指的是在併購交易中加入相關條款，除了要求賣方就其高管行為符合社會行為規範的陳述與保證之外，還要求賣方對於買方因賣方高管的不良行為或者醜聞（包括性醜聞、性不當行為等）而導致的公司損失進行損害賠償。
這些提議和方案，的確能在各方面有效約束CEO的行為，減少不當行為對公司的影響。
但是另一個現實是，從來都沒有一個可通行天下的最佳公司治理機制。而在談論CEO功過的時候，一個事實往往被忽略：綜合公司內、外部的利益相關者，解聘CEO的行為更像是拋出代罪羔羊，而不是在尋找解決方案。
本文授權轉載自：好奇心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