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紐約讀書時，每週一定要做的，是去街頭的紅色郵筒中拿一份厚厚、油墨粗糙的免費報紙《村聲》（Village Voice）。這不是一般的報紙，而是一份定義何為「另類報紙」的刊物。如果紐約是個精神分裂的城市——一面是金融資本與華麗時尚的，另一面是地下狂野與波希米亞的——那麼《村聲》就是後者的精神象徵與實質推手。

格林威治村在20世紀初就是一個左翼思想與波希米亞夾雜的基地，到了50和60年代，彼時的格林威治村就是巴黎的左岸，是一切激進思想與另類文化的起源地，也是1955年創辦的《村聲》的基地。《村聲》主要創辦人是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他的兩個朋友沃佛（Dan Wolf）與芬雪（Edwin Fancher）。梅勒是美國年輕一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雖然他並未實際參與編務，只是提供了錢和名，並且在上面撰寫專欄。

《村聲》是隨性的，不論是文章風格或者版面安排，他們的編輯哲學基本上是讓作者自己發揮，幾乎不對作者稿子做編輯。總編輯說：「《村聲》一開始就企圖打破認為新聞必須是專業的傳統觀念。」因為它相信紐約有太多厲害、有企圖心的作者，它尤其喜歡用新人的作品，但常常不付稿費，也因為不付稿費，所以更得尊重作者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因此，《村聲》的文章總是個性鮮明，可以說是平面紙媒時期的部落格平台，許多作家因而在這裡開始成名。

隨之而來的60年代，是一個道德、文化和政治的風暴年代，而《村聲》不只成為60年代文化與社會風暴的記錄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動者。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紐約一切地下的、實驗的文化場景，他們都在場，讓那些撞擊世界的聲音被看見。《村聲》更對全世界開啟了另類報紙的可能性，讓許多城市幾乎都出現這樣的媒體：以地方新聞為主，特別關注文化、重視深度報導、具有進步理念，並關注那些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

這樣的另類媒體，從一開始只是幾個好友的計畫，到漫長的60多年歷史，當然幾經經營權變遷。在1977年時，這份刊物一度賣給了一個來自澳洲的商人：梅鐸（Rupert Murdoch）。日後成為保守派媒體大亨的梅鐸當時正要來紐約大展身手，他買下了《紐約》雜誌、《村聲》以及《紐約郵報》。不過，相對於《紐約郵報》被改造為一份保守派的小報，《紐約》雜誌和《村聲》倒是保留了他們的個性。梅鐸說：「《村聲》是那種一旦你進去後如果要改變它，就會破壞它的媒體。」

《村聲》原本收入主要來自分類廣告，一般來說每期有80頁，三分之二是廣告。隨著時代轉變，經營越來越不易，於是在1996年從販售改為免費贈閱，以爭取更多廣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是靠性服務和伴遊服務的廣告收入為主要來源。

2000年代初，一家以鳳凰城為基地的週報公司「新時代」（New Times）在2005年買下《村聲》，並把整個公司重新命名為「村聲媒體」（Village Voice Media）。他們對《村聲》的（另類）輝煌過去不感興趣，開除許多任職幾十年的傳奇記者和評論人，只因為他們薪資較高。10年之後，因為仍然未能幫他大賺錢，所以賣給現任老闆Peter Barbey。

走過了麥卡錫主義、60年代的反文化革命、雷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柯林頓與全球化的90年代、九一一與伊拉克戰爭，歐巴馬與美國的種族主義之戰，來到了川普時代——而川普所代表的一切就是《村聲》最大的對比。

不過，《村聲》經營未見起色，宣布在2017年9月21日出版最後一期印刷報紙，此後只有網路版，那一期封面是巴布‧狄倫（Bob Dylan）的照片。現任老闆Peter Barbey對於取消紙本說法是：「60多年來，《村聲》這品牌在美國的新聞、政治、文化扮演了關鍵角色。他曾經是進步的烽火，並且為那些被壓抑的認同、意見和理念所發聲。我希望他會繼續如此，並且更加如此。」

話是這樣說，但《村聲》早已不是那個《村聲》了：經歷過去30年的不斷換手，且代表《村聲》精神的老人都被開除後，這個曾經努力維持編輯室自主的媒體已經精疲力盡，失去了士氣。雖然取消印刷版報紙，但是網站的商業模式本來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如果這個媒體的靈魂不再，品牌的價值也會快速蒙塵，當然很難有廣告上門。

更不要說，紐約也不是當年的紐約，「村子」更不是當年的「村子」了——不論是格林威治村或紐約，都不是波希米亞的藝術家、詩人、音樂人可以負擔得起，這個城市的文化正在不斷被掏空中。所以，或許是這個城市謀殺了這個另類報紙，又或者是無數不懂得尊重這媒體的老闆們，才是真正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