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雜誌的轉身與一座城市的精神
一本雜誌的轉身與一座城市的精神
2019.07.16 | 生活

1968年的夏天,一個21歲的英國大學生Tony Elliott來倫敦玩,那時的倫敦被稱為「搖擺倫敦」(Swing London),一切的可能正在發生。從迷你裙到地下文化,從迷幻藥到反抗政治,整個青年文化正在巨大的騷動。但他發現,不論是主流媒體或者地下刊物,都沒有足夠的資訊告訴他哪裡有很棒的文化活動,他決定自己動手做。

他以姑媽給他的70英鎊生日禮物作為基金,用A2紙印了雙面,總共5千張,出版了一份各種活動的索引,包括電影、音樂、戲劇、餐廳等。這份刊物叫做「Time Out」,每份一先令,在演唱會、書店和另類空間販賣。那是1968年8月,世界正在燃燒。一開始因為資源有限,Time Out是3週出版一次,但他們越來越受歡迎,到1971年改為每週一次。

讓非主流聲音也能被聽見

Time Out關注新生的文化與聲音,不論邊緣劇場或者激進政治。70年代初,當同志運動開始崛起,他們也予以大幅介紹。90年中期,他們也大力支持Brit-pop(新出現的英式搖滾類型)。對他們來說,這份雜誌的精神不只是提供資訊,而是傳遞態度與價值。(不過他們也有看走眼的時候,1976-77 年龐克革命爆發時,Time Out沒有足夠的報導,結果這種音樂類型不只是衝擊了整個英國,也徹底顛覆了流行音樂。)

創辦人Elliott說,當初他們要做的就是「一個包裹,它不只是藝術和文化,不也只是政治,所以人們這麼喜歡。我們報導的是主流媒體裡面沒有的東西。」不過,雖然態度另類,Tony Elliott也說,「其實我們不屬於地下刊物,我們希望這份刊物有優秀的設計和有好效率。」

資訊之外,他們也在70年代開始有更多深度新聞報導,也有許多重量級訪談,從安迪沃荷、吉米漢醉克斯到大衛鮑伊。1991年,他們為一個不知名新藝術家做了第一個訪談,他現在是全球身價最高的藝術家之一:Damien Hirst。

1995年,Time Out發行紐約版,大為成功,同年也設立網站,迎向數位時代。很快地,Time Out建立起一個全球帝國,從東京、北京、到莫斯科和伊斯坦堡都有這份雜誌。2010年,他們開始啟動電子商務。

印刷刊物時代的確快速衰落,他們也越來越難抵抗這個讓人淹沒的浪潮。2012年倫敦Time Out改為免費雜誌,在地鐵和鐵路車站發放。那一期封面只有幾個大字:「Take Me, I'm Yours」(拿走我吧,我是你的了。)這個轉型讓發行量大幅增加,並且吸引了很多不是跟Time Out一起成長的新世代讀者。很快地,其他城市也跟隨腳步,紛紛轉為免費雜誌。

在世代轉換裡重新定義自己的態度

2014年Time Out里斯本成立實體市場(Time Out Market),把他們喜歡的飲食和文化體驗集中在一起。在這個時代,實體空間的體驗經濟是另一個新趨向,而他們長期經營的品牌,讓他們建立起「品味製造」(taster-maker)的形象,可以和實體商店互利。這是一個傳統雜誌如何面對數位時代的轉型:改為免費增加廣告、強化電子商務,和建立實體商業空間。但在這種後面真正關鍵的,是這Time Out的品牌力,他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定義了什麼是「酷」,從另類文化到生活方式,他們也積極介入城市的政治與文化議題,不讓自己僅僅是一本消費指南。

例如2003年的情人節,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夕,他們的封面標題重新挪用了60年代的反戰口號:「Make love not war」(做愛不作戰)。2007年,當時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懼與排斥在西方甚烈,他們在封面用阿拉伯文作為標題,寫下:「倫敦的未來是伊斯蘭的嗎?」以凸顯伊斯蘭社群在倫敦的重要性,引起很大爭議。對一個偉大的城市來說,要有一本精彩的城市刊物來訴說一個城市的故事,尤其是大聲說出邊緣的聲音或新生的浪潮,並且能記憶那些已經或正在消逝的歷史與地景,如此才能塑造一座城市的精神。

對一個媒體來說,要具有自己的態度與價值,要能介入時代的想像,找到自己獨特的聲音,再去談如何挑戰各種商業上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陳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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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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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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