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科技不再重要?
資訊科技不再重要?
2004.06.15 | 人物

2年前,《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總編輯與甫從奇異電器退休的威爾許因採訪熟識傳出婚外情,消息曝光鬧得滿城風雨,威爾許以離婚收場,這位總編輯辭去職務,《哈佛商業評論》則賠上專業形象。
去年5月,《哈佛商業評論》再次成為話題,不過這次不涉及兒女私情,而是其中一篇文章「資訊科技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由於觀點過於獨特,一年來在全球資訊業掀起文化大革命,引發許多爭辯與討論。作者是40出頭的年輕編輯卡爾(Nicholas Carr),因這篇文章聲名鵲起,並擴充內容在今年5月出書,只是書名少了硝煙味,改為《資訊科技還重要嗎?》
(Does IT matter?)。
卡爾原本預期這篇文章只引起一、兩週的討論,沒料到捅到馬蜂窩,造成軒然大波,讓自己一夕成名。畢竟,全球資訊產業一年規模達1兆美元,與中國的GDP相當,而且在過去10年是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角色也等同目前的中國。要說資訊科技不再重要,那代誌真正大條囉。

**資訊科技不再是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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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的論點在於,隨著資訊科技走向標準化,包括軟體和硬體在內的資訊產品,已成為標準產品(commodity),意味著來自不同廠家的同類型產品之間,差異極小,這種標準化特性導致資訊產品在短期內可以大量生產,而且成本大幅下滑,因而快速普及到企業和一般消費者手上。
也因此,資訊科技成為基本配備,本身的獨特性消失,過去企業因為比競爭對手早一步投資資訊科技,或比對手多花錢買更貴的資訊產品,從而塑造出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已不復存,擁有資訊科技不再是競爭優勢來源。
卡爾以19世紀末的鐵路和20世紀初的電力為例,在這兩項產品初問世時,因為資源稀缺,能夠使用鐵路和電力的企業,比起那些無法負荷的企業,擁有更強大的競爭優勢,當時企業裡甚至設置「電力副總裁」(vice president for electricity)職位,負責制定企業的用電策略和管理電力使用,就像目前許多企業都設置「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負責制定公司資訊策略和架構系統。
隨著鐵路運輸和配電系統的標準化,鐵路和電力的成本大幅下降,成為大多數企業都能使用的資源,擁有這兩項資源不再成為企業的競爭優勢,類似電力副總裁的職位跟著消失。
卡爾認為,當資訊科技一如鐵路和電力普及,不再形塑競爭優勢時,企業接下來要面對的,只剩下「成本」和「風險」問題。他建議企業不要再花大錢追求新奇的軟硬體,成為那些天花亂墜業者和一大堆未經完整測試即上市產品的白老鼠,改做市場的追隨者,而非領先者(讓別人先試,等臭蟲除得差不多再用,省錢又省麻煩),並仔細核算風險(如當機、斷線、中毐、駭客入侵和內部資料外流)等,找到因應之道,比方把資訊系統的管理和維護外包給專業機構。
這種言論看在資訊業者眼中,簡直大逆不道,特別是這個行業在過去幾年是最會創造概念和新名詞的,像是B2B、ERP、CRM、EAI和SCM等,每一個名詞都代表一套系統,和背後數十至數百萬美元的售價。

**改用成本來衡量投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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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卡爾意見的大有人在,以美國《商業週刊》為代表,認為卡爾所描繪的景象在未來可能發生,但絕不是現在,資訊科技的演進依然日新月異,新技術和新應用不斷出現,仍是企業用來區隔對手的競爭利器。
雙方看來還有得吵,也都說對某些事。無論如何,卡爾的文章倒反映了目前資訊科技業的三項變化。
第一是回歸「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資訊產品有技術門檻,不在這個專業的人不易弄懂,使得資訊業者對於自身產品享有很大的論述空間(光華商場賣的PC不算,這裡指的是號稱能幫企業解決各種流程問題的軟體系統)。一般企業投資其他項目都會先做投資報酬率評估,唯獨對於投資資訊科技沒有,一方面是卡在技術門檻無法評估,一方面是使用資訊科技創造的價值很難量化。
但是最近幾年下來,在景氣降溫導致企業資本支出縮減,以及企業先前投資資訊科技尚未見效之下,不少企業已把採購新資訊產品的權力,從資訊長交到財務長手上,用成本而非抽象的價值,來衡量投資效益。
第二是深化產業分工。當客戶用成本來要求廠商,廠商只能回過頭去壓縮生產成本,或者乾脆放棄,重新開發價值更高的新產品。以摩托羅拉為例,原本有自己的晶圓廠,但是比技術和產能拼不過台積電,比設計又拼不過專門的晶片設計公司,非常尷尬。摩托羅拉在去年將晶圓廠獨立出來成為新公司FreeScale,本身晶片改為向外採購,傳聞已久的IDM(本身設計和製造晶片的半導體公司)轉型風潮又多一家(先前已有易利信、阿爾卡特、日立和NEC等IDM把晶圓廠脫手)。

**「賣產品」比「做產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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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是IBM。IBM在1997年就把重心放在專業服務和電子商業上,電腦製造業務一直傳言要脫手。6月初,IBM和中國長城國際合資的筆記型電腦工廠(IBM持8成股份)已確定要賣,競標者有鴻海和聯想。接下來,就看IBM的晶圓廠(於2002年初改做晶圓代工,但業績未如預期)是否會跟進。
第三是業務能力當家。當資訊科技變成標準化,技術門檻下降,「賣產品」的能力將比「做產品」來得重要,擁有行銷業務能力的主管,將取代技術背景的主管,成為科技公司的執行長。葛斯納1993年成為IBM執行長,錢伯斯1995年成為思科執行長,菲奧莉娜2000年成為惠普執行長,已為這件事埋下伏筆。這3人都是業務出身。
以技術創新的矽谷來看,前三大企業惠普、英特爾和思科,已有兩家是用業務主管當執行長,而英特爾也將跟進;將在明年接棒的英特爾現任營運長歐特里尼,將是英特爾第一位非技術背景的執行長(前面4任諾宜斯、摩爾、葛洛夫和貝瑞特都是理工博士)。
資訊科技還重要嗎?卡爾無意挑起的話題,卻正好觸及1兆美元產業進入轉型關鍵時刻,牽動許多人事、資金、技術、產品和產業變革,你說這件事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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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跨國匯款成為新日常,國泰世華銀行以使用者為中心,重塑嶄新金流體驗
當跨國匯款成為新日常,國泰世華銀行以使用者為中心,重塑嶄新金流體驗

當海外投資、跨境消費與留學成為日常,跨國匯款流程卻不夠便捷。國泰世華銀行以 CUBE App 小額跨境匯款服務,讓海外投資、跨境消費與留學匯款像日常轉帳一樣簡單。

疫情後,全球人流與金流快速恢復,海外留遊學、海外投資、跨境購物與海外旅遊等需求持續攀升,跨國匯款逐漸成為許多人的日常,然而,國際匯款流程卻幾乎數十年未曾改變:大多必須配合銀行營業時間辦理,款項通常需要等待兩、三個工作天才能到帳,還可能因中間銀行扣費,導致實際收款金額與預期不符。

看見上述市場缺口後,國泰世華銀行深入研究不同族群的跨境匯款情境,重新規劃服務流程、產品功能與系統架構,並透過內部年度創新提案大賽驗證產品概念,獲得高階主管支持,加速產品研發,成功於 2026 年在 CUBE App 推出小額跨境匯款服務。

如何讓跨國匯款像轉帳一樣簡便且安全?從用戶需求出發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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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 CUBE App
國泰世華銀行 CUBE App 小額跨境匯款可以滿足使用者匯款到美國、日本、英國、香港、新加坡、澳洲、加拿大、泰國等國家與地區的需求。
圖/ 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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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 CUBE App
使用者可透過 CUBE App 即時掌握小額跨境匯款狀態,確保款項全額到付,更便捷且高效的繳交海外學費、支付旅遊費用,以及海外投資跟跨境購物。
圖/ 數位時代

跨境金流創新不僅滿足便利性,24 小時全天候服務仍兼顧安全性,把關風險

要將複雜的跨境金流流程轉化成 App 上的幾次點擊,背後是一場龐大的金融工程。

從市場研究、系統架構設計、產品規畫、開發測試到正式上線,國泰世華不僅攜手國際金融夥伴 VISA,更集結前、中、後台 IT、營運、作業、法遵、法務、風控、稽核、財會等十多個部門共同投入,重新設計外匯作業流程與營運模式,打造兼顧使用體驗、營運效率與風險控管的跨境金融服務。

舉例來說,傳統的銀行外匯服務並非為不間斷運作,為了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團隊努力突破既有作業限制、重新設計相關流程與系統機制,讓交易即使在非人工審核的時段,也能符合風險控管、洗錢防制(AML)及各項合規要求。同時,透過交易限額、多層 AML 機制、交易監控,以及與合作夥伴共同把關等設計,在便利性與安全性之間取得平衡。

除了營運流程,跨境金流還必須因應不同國家的法規與收款規則做調整,為此,國泰世華銀行重新調整系統架構與作業流程,降低使用者填寫匯款資料的門檻,服務上線後,亦持續優化操作介面與使用體驗。

例如,香港收款帳戶需分別填寫分行代碼與帳號,若格式錯誤便可能遭退匯;日本則因法規要求,首次跨境匯款前必須完成 eKYC 驗證,因此,團隊在系統介面加入對應提醒、欄位檢核與流程引導,有效降低因資料填寫錯誤造成的退匯情形,以及減少使用者的操作困擾。

服務推出後,國泰世華銀行觀察到:跨境金流逐漸從低頻金融交易轉變為數位生活的重要環節,應用情境也從支付海外留學費用、海外投資,延伸至跨境旅遊、跨境購物、國際活動報名等更多元的生活場景,因此,除了持續優化系統介面與服務功能,國泰世華也將目光延伸至整體跨境生活體驗,透過內外部資源協作,串聯更多元的跨境生活場景,讓金融服務從「完成一筆匯款」,進一步走向「滿足地球村生活圈需求」,以更便利、安全且貼近使用情境的服務,陪伴用戶自在連結全球,真正融入用戶的每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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