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生平和經歷都非常特別。他於1918年出生，大學時讀軍校正好遇上二次大戰和對日戰爭；後來被派往美國讀參謀大學，再轉往日本擔任武官。而後，因緣際會再前往美國輾轉完成博士學位，曾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十餘年。
在他的諸多著作裡，《萬曆十五年》是最著名的一本。這本書雅俗共賞，既受到美國史學界的重視，也被許多學校採用為教科書；同時譯成中文出版之後，廣受好評。1985年發行後，一刷再刷；到2003年已經是增訂二版第43刷。學院派筆下的作品能有這種成果，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成就。
**《萬曆十五年》屬於「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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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這本書的取材也很特別。黃仁宇別出心裁以1587年為焦點；這一年是明萬曆登基15年、他23歲那一年。這有點像是黃仁宇拿著相機在1587年按下快門，照了一張特大號的照片；然後，再針對這張照片的某些部位，放大、再放大；之後，再以工筆細緻的方式描繪出這些局部的所有細節。
不過，雖然書名是《萬曆十五年》，他並不是描繪這一年明朝在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情景；實際上，書中共有7章，每一章都是以某個人為主角。由萬曆皇帝而下，他以專章分別刻劃宰相張居正等人。他的企圖顯然是希望以這些人物為座標；透過發生在這些主角身上的事烘托出萬曆15年，以及明朝興頹的全景。
這本書有很多特色在在反映黃仁宇匠心獨具：他廣讀各種史料然後編織出引人入勝的故事；他文筆流暢、想像力豐富、人物場景、表情神態都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濃厚的企圖心；他希望藉著這些人物、藉著這一個平凡的年分，勾勒出一幅有意義的景象。
而且，希望能萃取出歷史的脈動，並且歸納出華人社會起伏的一些通則。不過，對於這本有趣而特別的史學論述，有些問題值得玩味；就理論和分析而言，有兩個概念特別醒目：大歷史和數字管理；而且對於明代政治的性質他特別強調「道德」的成分。
在書前的自序和書後的後記裡，他都一再提到這本書是屬於「大歷史」。前言一開始，他就表明：《萬曆》這本書，「雖說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蹟，在設計上講卻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 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p.1）在後記裡，他又提到「我之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見。」
可是這兩段話似乎都不能為「大歷史」作明確的界定。在他心目中到底大歷史的意義是什麼？
他言下之意似乎表示：大曆史是不拘泥於個別事件的枝節，而是由宏觀的角度，勾勒出歷史的面貌；然後再由小處著手，以小見大。這種觀點激發讀者的想像力，展現史學家的視影和氣魄令人心嚮往之。然而，對於社會現象的分析必須有更清楚、細緻、而嚴謹的邏輯。
**數字管理代表一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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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社會現象都是由人的行為所匯集而成；因此，在描述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有一個加總（aggregation）的過程。由最基本的組成單位（人、家庭、宗族、職業、區域等等）開始，透過彼此的互動再形成一個整體的圖像。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描述和分析這個過程。
黃仁宇的作法似乎是反其道而行。先在大的景觀上確定方向，然後再找出材料支持這個他所認定的「大歷史」。就邏輯上來說「個別─整體」（micro-to-macro） 和「整體─個別」（macro-to-micro） 彼此相通，由哪一個方向開始都可以。然而在黃仁宇的書裡，卻沒有釐清這種脈絡。而且對黃仁宇來說，也許「大歷史」這個概念非常清晰。可是對眾多讀者而言，這個概念想必很模糊。因此也許讀者會欽佩黃仁宇的器識，然而從他的書裡卻不容易學到一種簡單明確、自己可以運用的分析技巧。
在書中他也多次提到「數字管理」的概念。後記裡他認為：「中國立國向來以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複雜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經過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造成可以在數字上管理的形勢。」還有他更明確的表示：「今日中國革命業已成功，全國已經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似乎他想以數字管理為一個指標，來檢驗社會在某些方面的狀態。數字管理代表一種能力；具有數字管理能力的社會就是一個現代的社會。可是，對於數字管理這個概念，他卻似乎並沒有詳細解釋。數字管理指的是哪些條件、哪些事實？還有他也沒有進一步解釋，哪些條件會導致數字管理？有了數字管理的能力，社會又會朝哪些方向發展？
而且這種觀點至少還有兩點值得細究。一方面數字管理是社會現象之一，可能和科技、政治經濟制度等彼此聯結；主導社會發展的可能是科技 （如工業革命）或其他的力量。把焦點放在數字管理上，很可能是倒果為因的作法。另方面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很多時空裡都有「數字管理」的能力──如果沒有數字管理的能力，埃及造不出金字塔，蘇聯也發射不了人造衛星和導彈；但是，可以說古埃及和蘇聯就是文明社會嗎？
**人生經歷影響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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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也一再指出明朝以道德治理國政。不但皇上以道德自律，同時也以道德要求百官；中央對地方官吏的考核不是以事實為考量，而是以道德的語言來決定賞罰。譬如「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還有「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的被認為至善或至惡。」（p.83） 他指出道德在統治上的特殊地位確實觀察入微。對於了解明朝乃至於中華文化都有重要的含義。可是為什麼會發展出以道德為量尺來治國呢？如果以道德治理弊病叢生；那麼替代方案又是什麼？可惜對於這些在理論和實務上都很重要的問題，他卻沒有處理。
無論是大歷史或數字管理，乃至於書中其他發人深省的見解，可能和黃仁宇的個人經驗有關。軍校畢業後，他在行伍間親身經歷基層的雜亂無章。在美國時，他曾以打工維生、曾失業過、與家人一起度過艱辛的歲月。這些人生經歷多少會直接間接的影響他的史學觀點。
無論如何《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提供了很豐盛的材料。不過，這些材料應該只是起點。利用這些材料可以思索一些影響華人社會興衰的根本問題，更可以琢磨分析社會現象時、較好的角度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