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時代的民主與資本主義

2019.10.04 by
張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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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兩岸三地的文化與社會觀察家,現為《數位時代》顧問、《報導者》共同創辦人,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媒體撰寫專欄。曾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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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當前數據工具者,能更為精確的發揮各種政治語藝,並藉此操縱人心,數位時代的選民必須強化自身心智結構、思考與創造力,來面對這些來自科技的民主挑戰。

西方越來越多人在談論民主的終結或民主已死,這和科技帶來的經濟社會變遷有什麼關聯嗎?

19世紀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創造了財富,卻讓大多數人落入無產階級,嚴重貧富不均。當時英國已經有初期的代議民主制度,但有錢人不願意讓無產階級擁有選票,擔心他們不夠理性,會破壞資產階級民主。這是少數人的民主。

20世紀初進入福特主義時代,大規模生產出現,經濟快速成長,勞工薪資增加,並展現組織性工會力量,企業也願意和工人分享經濟利潤,社會較為平等。政治上,普選權一步步擴大,我們所謂的代議民主開始在西方確立。本質上,資本主義有創新與創造的能量,但邏輯上必然產生不平等,而全民普選的民主體制賦予一般大眾權力,讓人數較多的中下階級可以透過實施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來矯正不平等,同時,大眾也由此覺得這個體制可以讓他們有所得,從而認同這個體制。

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在西方國家是經濟高度成長,且社會相對平等。這可說是民主和資本主義相輔相成。

科技發展,衝擊著民主秩序與資本結構

進入1970年代之後,一切開始崩解了。先是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然後是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緊接著90年代的貿易和金融全球化,徹底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樣貌。

再來,隨著資訊和電腦革命的展開、自動化的擴大,全球勞動市場以及薪資結構也受到極大的衝擊。據一本新書《The Technology Trap》統計,自1979年以來,有660萬美國人失去了製造業的工作,這是整個產業的三分之一。

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兩年前出版一本書《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研究證據顯示,在工業化國家內部,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嚴重消失,全球最有錢的1%人財富大幅增長。

進一步而言,他說,

這個經濟不平等的狀況有嚴重的政治後果,「中產階級一向是民主和穩定的後盾」,他們可以避免比較極端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而那些從中產階級向下滑落的工人最容易受到民粹主義的誘惑。這正是當前科技時代的民主危機 了。

原本世代間的文化態度轉移(如年輕世代對同志的態度更開放),以及新移民的大量湧現,都讓老一輩的世代覺得越來越不適應自己的國家,越發認為體制不是站在他們這邊,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更加強化他們的失落與不滿。因此,在歐美,主流政黨的認同度和支持度越來越低,整體投票率也一起下降,認為自己疏離於體制的選民大幅上升,目前有約兩成的美國選民認為政客在乎他們的意見,這些人更覺得自己和菁英是對立的。

相對的,新右派政黨把這些經濟社會問題歸罪於外來移民或者歐盟,透過情緒性的動員、簡單的語言 ── 這又是數位時代社交媒體的特色,強化群眾與菁英的對立,為自己在政治上攻城掠地。

另一方面,強調政治經濟大改造的新左翼也於焉崛起,不論是英國工黨領袖柯賓、今年歐盟大選中大幅進展的綠黨,和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主要候選人的左轉,乃至於「社會主義」重新成為一個「酷」的概念,都說明了民粹主義成為這個科技時代的政治想像。

以此之故,

要重新點燃民主的想像,要重新召喚公民對民主的信心,人們願意認同與參與體制,不只應當在政治層面做改革,還更需根本地思考如何駕馭科技的力量,讓經濟資源分配更公平。

過去的作法是強調對人力資本的再訓練與加強投資 ── Google最近宣布要對三分之一的勞工進行AI訓練,亞馬遜說要用70億美金來對加強員工的技能,但這顯然不能解決現在更廣大的困境。另一種新的思考是,實行「普遍基本收入」制,讓科技創造出的財富可以更平均分配,這目前雖然有若干試點的實驗,也還沒能證明是真正可行的。

該怎麼辦?最好的答案從缺。如果矽谷和全世界的科技人可以用想像力推動各種技術的前進,我們是否也該把想像力用在如何解決科技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上?

責任編輯:陳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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