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9日，一名工程師從Facebook位於門洛公園（Menlo Park）總部的大樓樓頂跳下，像一顆流星一般結束了自己38歲的年輕生命。
當天下午，關於該名工程師的詳細身份信息在網上不脛而走。我們無心去再次揭開他家人、朋友的傷疤，因此並不準備詳細介紹關於他的個人信息。為了方便行文，我們稱死者為A。
在翻閱A短暫的生命經歷時，我們看的是一個勤勉的奮鬥人生。我們好奇，是什麼樣的壓力，讓這位頂著國內外名校的光環，有著世界名企工作經歷加持的工程師絕望地站在大樓樓頂，一躍而下？A的經歷就像父母口中別人家的孩子一樣。畢業於中國某頂尖名校後，他進入了世界五百強公司工作。然後遠渡重洋，去了國外另一頂尖名校攻讀研究所，於去年入職矽谷最大的科技巨頭公司之一——Facebook。
A的同事說，A生前極為努力，但卻並不得到管理層的賞識，被要求加入PIP（績效改善計畫）中，很有可能會失去工作。作為尚未拿到美國綠卡的移民，失去工作代表著簽證的失效，關乎他和他的家庭的去留問題。而這，很有可能是壓倒A的最後一根稻草。
A不是第一個選擇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工程師。2017年，優步（Uber）公司的一名電腦工程師自殺，留下了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他在自殺前的種種舉動，都透露出他從公司的糟糕管理、高壓工作環境和不融洽的團隊關係中受到的壓力無法得到疏解，因此選擇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近年來，關於矽谷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與不友善的公司文化的報導也頻現端倪，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哪裡出問題了？
PIP、H1b簽證的雙重壓力
就像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源自古希臘傳說，用來表示時刻存在的危險。）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何時劍會落下。
雖然這名Facebook工程師尚未正式接到離職通知，但得知很有可能會被加入PIP之後，他變得極為沮喪，因為這預示著達摩克利斯之劍已經高懸於頂。
PIP，即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中文為績效提升計劃），是指進入PIP組的僱員在一段時間內提高表現，如果不能達到標準，就會被炒掉。雖然話留有餘地，但最後達標的標準往往是難於上青天，因此進入PIP組，也就是被解僱的前兆。而PIP的可怕之處不僅於此。PIP有點像是凌遲，公司想要幫你，但你爛泥扶不上牆，是一種近乎侮辱的處理方式。
據知名YouTuber－Tech Lead所說，A生前在Facebook公司任職於廣告技術部門，一個細微錯誤就可以導致百萬級損失的部門。所有的成員都處於高壓狀態下。
A曾經向上級領導以及人力資源部門求助，想要調往其它的部門工作。但A的經理阻止了他的調離，並打破了他對A的承諾。面對著工作的重重壓力，加上要被要求加入PIP的可能性，A緊繃的神經終於斷裂，邁上了四樓的天台。
在外人看來，最差的結果也不過是失業，重新找一份工作即可，為什麼A會選擇這條絕路。事實上，讓A選擇這條路的原因還有一個——H1b簽證。
可能缺乏在美工作經歷的人是無法理解H1b的意義，一張代表著你在美合法工作的薄紙。
在美國，如果你是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畢業的學生，你將有三年的校外工作許可（OPT）期，你需要在這三年的時間裡，找到一家願意僱傭你並贊助你簽證的公司。然後，你將會和同年所有的申請H1b簽證的人一起以抽籤的形式獲取65,000張H1b簽證。如果你幸運的話，你將獲得H1b簽證，讓你最長能在美國工作六年的時間。
但遺憾的是，這張薄薄的紙，一方面是你留美的平安符，另一方面也是一張現代版的「奴隸契約」。根據規定，H1B身份持有人可以待在美國的唯一原因是其工作身份。一旦H1B身份持有人失去工作，按規定，其必須在第二天離開美國。雖然有一定天數的緩衝期，但在緩衝期之內找到新工作也絕非易事。
根據資料，我們了解到A已經在美國度過八年時間，除去讀書兩年，意味著他已經在美工作了六年。也許其中包含了一年或幾年的OPT期，但我們還是能夠發現，留給他獲得綠卡的時間不多了。
不僅如此，根據Computerworld的一份報告，在2013年，H1b移民只需要雇主付每年52,229美元（約新台幣163萬元）即可僱傭，而當地相同職位的年平均工資為93,000美元（約新台幣289萬元）。只因為你需要這張簽證，即使做的是一樣的工作，你每年也比他人少賺40,771美元（約新台幣127萬元）。
可想而知，H1b薪資低這個現象在全美範圍內的華人群體中，有多普遍。而這個現像不僅僅局限在矽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封建社會裡，地主依靠掌握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源來限制與壓榨農奴，從而使他們依附地主。而在矽谷，公司利用如H1b簽證的政策資源來限制工程師就業自由，從而使他們依附公司，無法逃離。
「美國夢」、矽谷996背後隱藏的危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TO）的研究調查，四分之一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某種精神健康問題，比如抑鬱症、躁鬱症等等。但四分之一這個數字，根本沒法概括矽谷的情況。大多數矽谷的「成功人士」，即便有這種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問題，也不會和人談起，只是在眾所周知的巨大陰影中，選擇沉默。
2016年，常駐矽谷的精神病學家弗里曼（Michael Freeman）進行了一項針對於探究精神病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係的學習。經過他數年的研究，他發現企業家身上的多種人格——例如創造力、性格外向、開放、愛冒險等等，恰好與ADHD（過動症）患者、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抑鬱症患者、藥物濫用患者身上的特徵有共通之處。弗里曼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近乎一般的創辦人/CEO，在人生的某一段時期，經歷過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問題。
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矽谷追求成功的文化，把這些問題埋在了不為人知的地方。矽谷的CEO、成功的創辦人，在矽谷生態圈裡被侍奉為神人、天才——VC追逐他們，Rosewood酒店的美女追逐他們，工程師追逐他們，就連還沒畢業的高中生都追逐他們。作為這麼多人的偶像，就和所有的偶像一樣，大眾不允許你不完美，不允許你有精神疾病。
光鮮之下，是強挺著的靈魂。但誰沒有脆弱的時刻？
說到高中生，生活在矽谷的人都知道，這裡是孩子們想擠進來的天堂，同時也是無數人想逃離的地獄。帕羅奧圖（Palo Alto），這一孕育著史丹佛大學的地方，也孕育著全美最優秀的一些高中。同時，這裡高中的自殺率，也是其他地方的4倍！
《我是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一書的作者溫絲黛．馬汀透過自身的經歷，為我們揭露了富人區充滿「男性凝視、女性焦慮」生活，這種生活是「人有我也要有」的普遍焦慮。而在矽谷，身邊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也四處蔓延。
你哪裡畢業的？你在哪個科技巨頭工作？一年的年薪是多少？算上股票給你的package是多少？你的頭銜是什麼？你在哪裡買的房？你妻子做什麼工作的？這還只是灑灑水。終極問題便是類似「你孩子上哪家學校？」，這種壓力傳入未成年的圈子裡，也無形中透露出經濟實力與社會階層的問題，困擾著每一個住在矽谷的人。
緊得不光是手頭，還有時間。當國內大佬們與工程師們因為「996制度」而辯論時，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矽谷的工作者卻在慶祝自己被剝削」。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卻不是為了有更多的產出，而是為了「表現積極性和團隊精神。」
管理層不會告訴你要每天工作10至14個小時，但同時矽谷的晉升制度，又和你對團隊的貢獻、你所創造的價值和影響力緊密掛鉤。當團隊中有人超負荷工作的時候，如果你在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關鍵績效指標）以外沒有做更多，有可能會因缺乏「主動性、熱情、貢獻或影響力不夠」而推延晉升過程。
實在做不下去了，向人事部門求援，得到的回覆可能是找心理醫生聊聊。與心理醫生聊完之後，得出的結論又可能是「不適合在本企業繼續工作」這樣的回覆。這次的事件，在某些科技公司高層眼中也不過只是一場臨時危機公關——「我們非常悲痛，但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關心員工，並告知了需要幫助請去找心理醫生諮詢。 」——但該做的份內工作卻不能少，要不然進PIP，這是沒有任何討論餘地的。
為了在矽谷體面的生活，為了留在美國，為了夢想的工作，工程師們正在這種糾葛中輪迴。在這種近乎無解的情況下，工程師們在夾縫中求生存。
「美國夢」是很美好，但只有在睡覺時才會實現。
不成功毋寧死的極端文化
除此以外，矽谷還流行著一種「不奮鬥，不成功，毋寧死」的文化。而這種價值觀也讓我們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從開始的「先做再道歉」（Act first, apologize later）到「在你可以之前，要一直假裝你就是可以的」（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是錯誤的「故意為之」與「不懂裝懂」，但在創業公司與創投公司雲集的矽谷卻被奉為圭臬。這不禁讓我們好奇，為什麼矽谷會產生這樣的文化？
美國人類學家何柔宛（Karen Ho）曾寫過一本名為《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書。在書中，她將華爾街「裁員即日常」的文化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市場的不穩定性導致了工作的不安全性，結果表現為員工的不穩定性。
而在矽谷，創業企業與創投公司所面臨的市場更加不穩定，他們的工作也更不安全，因此，員工們穩定性會更差。他們可以透過樹立如邪教一般的企業文化，將企業創辦人或者CEO神化來穩定軍心；可以透過過度壓榨員工，讓他們沒有力氣折騰，像齒輪一樣機械地工作，直到僱員的可利用價值像煙頭一樣熄滅；還可以利用政策來綁住外來移民，讓他們「長」在公司裡；但最重要的手段則是利用人性中的貪婪——對金錢的渴望，對名望的嚮往，以及對成功的定義。
如果說A的問題是H1b的牽絆，那麼有著國內頂級大學本科文憑，加拿大頂級大學博士的W之死就讓我們看到了矽谷殘酷的另一面了。W於08年進入了某IT大廠，成為基頻集成部門工程師。7年之後，第一次被裁。2017年，W重回該公司，10個月之後，再次被辭退，W從總部大樓六樓跳下。W有美國身份，經濟富足，但卻無法挺過這一關，這是為什麼呢？說到底，還是和矽谷推崇的文化息息相關。他們不是無法接受離開美國，無法接受被裁員，而是無法接受自己是被裁的那一個。他們曾有過光輝的過去，所以拒絕現在的烏雲籠罩。
9月26日，矽谷華人不滿Facebook對於A去世採取的消極態度與應對措施，而組織了抗議活動。要求進行全面調查，給出真相，反對職場霸凌。
但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想一想，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到底會將我們領向何方？
就像曾在多家科技公司就職過的Tech Lead在他對該事件的評論所言：沒有一家公司值得你為它而死，也沒有一家公司是你的家庭。矽谷必須殺死這惡性循環的隱性文化，殺死每個人心中被放大的「我」。
畢竟在一切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並不是被做完或沒做完的PPT和spreadsheets（表格），寫完或沒寫完的程式碼定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