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小餐廳, 我也很堅持要有不同的做法
就算是小餐廳, 我也很堅持要有不同的做法
2004.04.15 | 人物

以編輯人選書編書的專業影響力來論,郝明義可能是近15年來,台灣出版界最重要的一號人物;在越來越炒作短線的台灣出版界,他的眼光獨特,始終堅持自己對書的熱情與理想,從不動搖。
郝明義的理性,影響台灣15年來的眾多閱讀品味;但郝明義的感性,卻直到最近才被許多人看到。今年三月,他寫的《故事》出版,記述他與一位對他影響深刻的韓國老師之間,從年輕到中年的一連串故事。他在漫長的回憶過程中寫下,直到今日,這位老師教誨的兩種態度,依然影響他的一言一行:第一,就算沒有一個人贊成你,你還是要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因為這是你自己的提案;第二,當你義無反顧的時候,不論對方是何種龐然巨物,不論你多麼矮小,照樣可以迎面給他一巴掌。
這也是郝明義對工作的堅持與期許。且看這位台灣出版界的傳奇人物,怎麼說他與工作間的戀愛故事。

Q:在出版這一行,你很年輕就擔任很重要的工作,你怎麼看待自己的職場生涯?
A:我一直覺得我的運氣很好。一開始是從一個小出版社的編輯做起,學會編輯人的基本訓練;後來負責編一本雜誌,那時就是編輯部的主管了,開始跟管理工作有關。接下來到了中國生產力中心的編輯部門,我管一個利潤中心,成為一個有實無名的小主管,學會了許多跟經營面有關的事。我32歲吧,1988年被邀請去擔任時報出版公司的總經理,那時就是有實有名的主管了,做了將近8年,之後就是自己創業了。

Q:在時報這段時間,對你的影響似乎很大?你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A:影響非常大。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讓我學會事情往大處想,規模與範圍是大的,眼光也要大,出手也要大。
時間剛好也趕上台灣出版界往國際接軌的重要轉折,包括著作權法的修正、與外國出版業者來往。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觀摩到國外最新、最快的做法,時報的資源也夠,讓你可以從夠大的角度去想事情。這段時間的歷練對我很重要,尤其透過交流,知道國際上的出版公司是怎麼在想事情、做事情,這個東西在過去台灣的出版界,是沒有人可以學習、也沒有人可以教你的,我剛好是因緣際會,在那個位子上學到這些。
如果當初多想一點,可能就不會去接這樣的工作也不一定,那時沒想太多啊,就先做了再說;很多決定都是一腳就踏進去了,沒有經過太多的深思熟慮。人生,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Q:那你現在會變得比較謹慎,會想得比較多嗎?
A:應該說,這也是一種學習。這跟工作有關,離開時報之後,我去了台灣商務,那是一個比較有歷史的單位,自然有它的一些規矩和限制,很多事情你就要學著去適應。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創立了大塊,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公司,資金少、人力少,很多事情你就不得不變得非常謹慎。
一直到了最近七、八年,我才開始練習不要憑直覺做事;在40歲以前,很多事情就是想到了就去做,這跟個性有關,也跟待的單位有關。以前是要學著看大的,一些小地方就不要去理會,小瑕疵可以不要管它,大局比較重要,反正以小換大;最近幾年,我反而是要學習怎樣好好做小,要從小處看,學習怎麼把小的東西每一步都做好。

Q:從專業經理人到現在自己創辦公司,自己的定位有沒有什麼不同?
A:倒沒有什麼不同。當專業經理人的時候,我也是戰戰兢兢,全力以赴,跟現在沒有兩樣;現在自己創業,也要對股東負責,不是自己一個人說了算。
心態上雖然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方法與習慣上的變化卻很大。我也在反省,最近幾年自己會不會太謹慎了,前一陣子在家裡整理資料,找到一些1990年寫的企畫案,哇!即使現在看起來,那還是很大的計畫,還是很有意義,可那卻是我在30歲出頭時候想的。雖然這些計畫,是那時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狀況下策畫的,自己在對很多事情還不是很了解之下,很大的想像與構思,不過到現在也還沒看到有人做出來就是了。

Q:現在做的事情比較小、比較謹慎,這會讓你很遺憾嗎?
A:當初離開時報的時候,本來想自己其實已經適應大戰場的作戰方式了,看事情的角度也很不一樣,現在如果要做自己的出版公司,最少資本額要兩億才能動作一下吧,也往這個方向去籌資。
但是過程中,很多朋友給了意見,比如他們提醒你現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如果沒有時報的招牌,一開始會很難推動?我想想也有道理。當時有一個國際上很大的出版集團想投入很多的資金,但是想掌控公司的發展,我不想被侷限住,所以沒有談成。
時間一天天過去,有一天我去一個路邊攤吃東西,看到老闆在做菜,突然反省到,我到底是一定要當大餐廳裡面那個做滿漢全席的人呢,還是做個小一點的餐館也可以,或許會比較快樂一點?我想,或許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吧,能做到多大的規模就做那樣的層次,先從小的規模做起,那也很好啊。

Q:不當滿漢全席大廚,當路邊攤老闆,會不會讓你覺得不太適應?
A:嚴格說來不能說是路邊攤,應該是特色餐廳吧。但就算是小餐廳,我也很堅持要有不一樣的做法,例如要做財務報表,我堅持一定要找安侯來簽核,很多朋友都說我太浪費了,小公司找這麼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幹什麼?但我覺得這才是對的,小公司有一天也會變大啊,而且有這樣的財務認證,你要去和大公司談事情,人家才能相信你的報表是真的。就算公司是小的,你也要讓自己和國際上的一流水準看齊,大家才會有共通的語言。

Q:之前在時報的時候,你其實做出很多非常熱門的暢銷書,自己創業以後,為什麼沒有從類似的東西先做起?
A:那時候就有朋友在講,我做大塊一定會先做兩件事,一個是再出跟《EQ》有關的書,從過去我出版這本書後,台灣已經出現一百多種跟EQ話題有關的書了。另一個是做類似NEXT系列的趨勢書籍,這是我做起來最駕輕就熟的東西,也有市場。結果呢?我雖然還沒有決定大塊的完整方向,但運用刪去法,一開始就把這兩個方向先劃掉。我不想做跟自己過去重複的東西,也不想做跟別人相同的東西,即使我知道這會很賣錢,我也不要做。

Q:這樣不會很可惜嗎,尤其對一家規模比較小的公司,做到熱門的產品很重要……
A:是啊,但我想這就是我長久以來的個性吧。我的同事也都很支持,有一次在內部會議,我突然動心了一下,提議說我們要不要再來做本什麼Q的書啊,結果反而是我的同事們反對,他們提醒我,「你真的要這樣做嗎?這像你嗎?」我想想也對,就打消主意。
我也在反省,我的編輯色彩還是太濃,經營者的部分還是太任性了,有太多隨意和隨機的成分。我不認為自己是好的經營者,其實是相當任性的經營者;當一個編輯可以這樣堅持,但經營一個企業,其實不應該這樣。但如果重來一次,我的思考方向真的會改變嗎?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確定我是不是一定會調整過來,這真的是個性,遇到了再說吧。

Q:對於想要從事出版與編輯的工作者,在未來,你覺得最重要的能力會是什麼?
A:未來最重要的,一定是電腦網路和多媒體的運用能力。今天我們還是一個過渡期,但網路與多媒體將來一定是編輯必備的能力。就像今天,我們還把設計網站當作特殊的本領,但是想想看,今天我們已經不會把使用Word和Excel當作什麼特別的事了,然而在幾年前,這還是很特殊的能力啊。在過度期,一些好像還很Fancy(花俏)的能力,到未來會變成基本的工具;這個時候,編輯人還是要回歸到基本的素養,工具只是工具,它本身不是目的。

Q:你會對現在30歲的工作者,有怎麼樣的期許和建議嗎?不管是不是在出版這一行
A: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喔。今天30歲的人,應該要對自己有更高的期許,要讓自己嘗試站在過去50歲人的角度思考,勇敢去做過去50歲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30年前,如果你是一個30歲的工作者,除非你的運氣很好,有很特別的長輩或周遭的朋友,能把不一樣的眼界與方法傳授給你,要不然,你只能與自己直屬的上司打交道,從他們那邊學到資深工作者的眼界與能力。加上各種社會條件,那個時候,人通常要到50歲,才有能力和資格做出一些比較大的事情。
但這個時代不同了,這就是網路時代的特色,我把它叫做「心智的網路」,你的經驗與知識可以完全不受限於身邊的人、上司或者親戚,只要你願意,你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去接觸這個世界,看到各種不一樣的人生,受到不同的工作方法與工作經驗的薰陶。現在30歲的工作者,都有能力去做過去50歲的人才能做的事。
今天的醫療水準也增加了,人的生命起碼到80歲都不是太難,這比過去起碼增加了10年、20年。過去50歲就是退休了,現在60歲事情還可以做得很好,30歲工作者,更應該把自己放在過去50歲人的高度想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

Q:你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社會有提供足夠的條件讓他們這樣做嗎?
A:年輕人根本不應該受限於社會啊,他們應該要擺脫實體社會的束縛,要大膽一點。為什麼年輕人要去問「什麼事情能不能做」?如果30歲的人一開始就把自己放在50歲的人的高度,你本來就應該直接了當地去做一些事情,這樣才自然。今天的社會,其實是很扭曲的,我們有各種很好的社會條件與資源,讓年輕人很早就成熟,在短時間內快速成長;但偏偏我們今天的制式教育,都是在延後他們的成長。像有人說現在的碩士生待遇與機會可能連過去的大學生都不如了,這不是很矛盾嗎?一個年輕人明明很年輕就有機會學到世界最好的東西,卻要拖那麼久才能進入社會,這是一種浪費。

Q:那現在50歲的工作者呢?你也接近這個年紀了,50世代的人該做怎麼樣的事情?
A:50歲的人,應該想辦法把自己變成跟現在30歲的人一樣,不應該太保守,也不應該太謹慎,應該要學年輕人那種探索世界新鮮感的精神,看事情的角度要活潑,要保持學習的靈活度。因為你將來的人生是準備要延長的,60歲不會是工作的終點,可能要到80歲才算。

Q:你怎麼樣讓自己常保活力?
A: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做出版這一行,最幸福的事情其實是,當你最精疲力竭的時候,就是你收穫最豐富的時候,你會因此學到許多原本不知道的東西。你的工作就是一種自我實現,這種幸福感,是我工作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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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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