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我們飛往阿姆斯特丹參加一場歐盟內部的城市創新會議，討論治理技術、法規、金融規範的跨領域對話，會議的名稱叫做《飛錢：調查城市裡隱微的金融流動》。
這個會議形式相當特別，邀請跨領域的專家在系列的座談中，互相激盪對話、提問與討論。專家包括藝術家、黑客、城市的專業官員、金融政策制定者、銀行、數位鑑識、洗錢防制小組、記者、跨國投資「巨鱷」等。唯一的共同處是他們都身處在一個數位轉型的階段，運用關鍵的資訊技術，無論是物聯網、大數據或區塊鏈，讓他們的專業工作迅速地捲入全球風暴的核心。
我還記得我想聽那位揭露避稅天堂、離岸人頭公司的法律事務所機密文件外洩事件（知名的巴拿馬文件）的南德日報編輯，以及第二天早上的俄國總理普丁曾在記者會中點名指出的「那位俄國人民的敵人」的專題演講。
他們是怎麼生存下來的？如何從他們的親身經歷當中，找到眾人一同向前的動力？更為好奇的是策劃這個會議背後的團隊――我們暫時性的都將他們歸類為「文化實驗室」（culture laboratory）――這個荷蘭阿姆斯特丹應用科學大學底下的網路文化中心（INC,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是怎麼創造出這種直擊資訊社會、數位轉型本質、既質樸又華麗的混搭對話形式。
還有最重要的，我們是否能夠複製這樣的創造力？假使數位文化實踐團體的研究、設計成果產出，能夠說服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更進一步地跨領域、超越限制對話，尋求更好的解決問題方法，那麼所呈現展演的戲劇效果就變成自然而然的酵素，催化過程與副產品。這件事情是黑客（hacker）與黑客文化，帶給所有面對數位轉型挑戰的人們靈感與啟發。
古代孔子說「爾愛其羊，吾愛其禮」，當人們已經更進一步面對全面生產力爆炸性的躍升，透過機器解決百倍與千倍的問題，過往的「禮」反而是化學反應的中間產物；唯有批判性的理解與揚棄，才有機會走向下一個階段的風景。
其中黑客代表的演講者，也是後來11月國際會議合作舉辦「物聯網與社會錢包工作坊」的荷蘭黑客組織技術長Dennis “Jaromil” Roio博士。他在演講中提醒了所有的與會代表，技術如何透過真實的信念與行動，在這些數位轉型挑戰中做出了核心的貢獻。
無論比特幣今日的漲跌起伏，有多少金融機構宣稱自己對數位加密貨幣技術的掌握，大家不要忘了，原本因為美國政府與保守人士對「維基洩密」亞桑傑的正規捐款管道，被蓄意非法凍結與禁制，國際的黑客群組才正式地投入與散佈，啟動這種無法阻擋的、分散式的另類金融通路。
Jaromil在台灣跟唐鳳政委有一場很精彩的對談，試圖了解在台灣新一代的公共事務推動者。如何繞過阻礙，創造治理與協商創新的契機。因為在歐洲，他們跟政府沒有像台灣這樣近的距離，也沒有像數位政委既是一個資深黑客，又是身處於政府核心的這種獨特角色――在他組織的黑客社群中，擁有同樣經歷角色的是巴塞隆納的技術長與數位創新長Francis Bria，她也在巴塞隆納的國際公民科技場合與唐鳳政委交流過。
Jaromil跟我們分享一個故事，他曾經是義大利佔屋運動的實踐者。所謂的佔屋運動就像是台灣的無殼蝸牛運動，但更加積極與強大。是1970年代在北美與西歐許多城市的重要潮流，既挑戰資本主義的資產想像，也對城市治理提出完全不一樣的主動參與視角。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科學長策劃下，他有去警方的數位鑑識與高階主管會議上演講。
因為阿姆斯特丹2010年才正式禁止佔屋運動，所以當他們要對毒品與其他的非法活動採取行動時，Jaromil說，「你們錯失了一個最好的盟友了，因為在佔屋運動這麼久遠歷史中，他們手上收集了城市最詳盡的活動行為資料庫。」
透過了這些鮮活的行動者，我們有機會在浪潮間一瞥遠方的數位文化領航者，如何地引領社會在顛頗的大浪中找到方向。我們初步探訪了荷蘭的網路文化中心、汎荷學社（Waag Society），也調查了MIT媒體實驗室、印尼的Ruangrupa藝術集合組織，在香港與深度思考數位時代公共意義的P2P基金會一同參與亞洲平台合作主義運動大會。
這些巨大的身影――媒體實驗室有將近300位同仁，每年運作經費高達8千萬美元，汎荷學社超過340萬歐元，其中獲得超過45%的荷蘭創意產業基金與其它基金補助，創造了今日全球新媒體數位文化典範與創新動力的火車頭。
在台灣，低度資源投入研究與發展的社交媒體產業，當面對他們所衍生的種種問題與挑戰時，我們缺乏系統性。所以除非我們開始落地實踐，否則我們得繼續承受混亂的後真實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