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事業在亞洲開始，也在這裡發展，他對亞洲有深厚的情感和瞭解，四個小孩更在這裡出生長大；在離台之際，他特別接受專訪，暢談他對台灣的觀察、他對台灣的期待，以及他眼中的台灣生命力與優勢，「台灣做的很好，你們應該更有自信，全世界能和台灣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且看這位身高超過200公分的金髮瑞典老外，到底怎麼說。
Q：當知道自己被拔擢，要回到瑞典擔任新職時，心理是什麼感覺？
A：這是一件困難的事。一方面，我在亞洲已經住了9年，家人都非常熟悉亞洲，待的非常自在；但另一方面，新的職位很有挑戰性，是個很好的工作。離開台灣是個損失，離開台灣易利信更是遺憾，我們的團隊真的很優秀，讓我很捨不得走。而且對我來說，現在瑞典其實很陌生，總部和瑞典這9年來都有很大的變化，回到斯德哥爾摩，我必須從新學習。
感覺真的複雜。你知道嗎，我在瑞典甚至沒有買任何房子！只有一間夏日度假的別墅。回國以後，一切都要重頭來過。我沒有感覺像要回國，反而覺得是要移民去新的國家。
Q：我知道你有四個小孩，他們想家嗎？
A：我的小孩全都是在亞洲出生長大的，兩個最小的尤其高興。我唯一可以說服他們離開台灣的，是瑞典的雪，他們四個因為很少看過雪，猜想瑞典應該很好玩！就像在熱帶長大的小朋友一樣，他們對雪有幻想，覺得很有異國情調。
但兩個比較大的，會比較感傷。天母的美國學校真的很好，老師和同學都很棒，他們問我的第一件事，是我能不能在瑞典找間講英文的學校讓他們上學！在台灣，他們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很天都會有很多新鮮事，他們很怕回去，在學校裡面要講瑞典語。從小到大他們講最多的是英語，不是瑞典語。
Q：當初為什麼會想來亞洲工作？
A：80年代中期，我就開始接觸易利信亞洲區的工作了，但那時還不是長期駐留。1989年，公司接下來問我想選擇哪裡工作，要到美國、留在歐洲或到亞洲，我毫不考慮就選擇亞洲。我想我沒辦法適應美國那種牛仔式的文化（笑）！亞洲的文化、價值和發展前景都很吸引我，我很容易就做出決定，第一個長駐的國家是馬來西亞。
15年後，我在亞洲果然做出一些成績；如果不是在亞洲，我想我沒辦法做的那麼好，因為我能融入亞洲的工作文化，卻未必能習慣美國式的做事風格。
Q：但是在你工作的這段時間，亞洲也出現很劇烈的變化。
A：現在看起來，選擇亞洲似乎理所當然，但是你往回看，15年以前，易利信所賣的產品，在亞洲幾乎都是全新的領域，沒有人有多少經驗。而15年來亞洲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幾乎是天翻地覆。
我剛派任到台灣是1999年，那時台灣的行動電話普及率還只有25%，一年以後就成長到50%，現在是超過100%了。這樣的成長力道，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前所未見的，在我來台灣之前，根本無法想像這樣的快速成長力道。我很幸運，正好恭逢其時。
Q：剛到時，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A：在1999年以前，因為商務旅行，我已經到台灣拜訪過二十多次，對台灣並非全然陌生。但當我開始住下來，還是每天都有很多驚奇。最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台灣人的熱情和友善，每個人都打從心理熱誠助人，這種文化是那些沒有真正定居在台灣的外國人，永遠都無法親身體驗的真實！台灣人的熱情，讓我感受到許多溫暖，這在亞洲各國其實很少見。
有些外國人說，台灣很像香港，我覺得一點都不像。台灣人，純粹是我個人的觀點，遠比香港人更熱情、更樂於助人，也比香港人更友善、更好相處。如果一個外國人沒有真正居住在這兩個地方一段時間，很容易會被表面上的相似所迷惑
Q：所以你在台灣住的很習慣？
A：越來越習慣了。在台北，你可以吃到一流的餐點，有中國菜、義大利菜、法國菜、日本菜，來自其它亞洲國家的美食，甚至還有印度料理和希臘菜，像台北這樣食物多樣化的天堂（Paradise of Food），在亞洲其實並不多見！1989年，當我第一次拜訪台灣時，講英文的人口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但現在，用英文和人溝通基本上都不是問題了，尤其是年輕的專業工作者，這是很棒的事。
15年來台北有很大的進步，包括交通和都市景觀，空氣污染也比以前少。更重要的是，1989年那時候，我想在台北喝咖啡和品酒，還不是很容易，現在到處都是絕佳的卡布奇諾咖啡和紅酒！台灣人進口全世界最好也最昂貴的酒，這對像我這樣的老外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Q：你和台灣人一起工作，也看到許多台灣社會的風貌，讓你感到最訝異的是什麼？
A：台灣人樂觀、永遠往前看的生命力。我來台灣的第一年，就發生921大地震，許多人在一夕之間失去家園，整個社會也感受到強烈的悲痛；那個時候，台灣易利信的很多同仁參與許多義工事務，我們也到災區去捐款、捐贈手機，每個人都動起來。
我本來以為，這對台灣是很沉重的打擊，包括經濟和民眾的情緒。但沒多久之後就發現，每個人都努力振作往前看，很少人沉溺在哀戚之中，這實在非常難得。台灣的經濟也沒有垮掉，很多公司在地震後不久，馬上就恢復生產，效率超高無比。在災難之後，台灣經濟上是受到影響，不過也沒有一厥不振。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後，很多國家都有問題，只有台灣仍固若金湯，這絕非僥倖。
台灣的總體經濟基礎非常穩固，擁有大量的外匯存底，政府對金融的監管向來謹慎，加上人民樂觀勤奮，都是台灣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因。
Q：但是過去幾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向下滑落，你還是樂觀看待嗎？
A：這是另一個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你知道嗎，什麼叫做經濟成長衰退？台灣從GDP年成長率10%、7%掉到5%、3%，就被認為是天大的災難。看看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成長率也會以7%做為指標──不是正7%，而是負7%。某些國家只要維持0%的成長水準，也就是不要比去年更差，基本上就謝天謝地了！台灣能成長3%，應該要被當成學習的典範才是，怎麼還會是衰退呢？
我感到最訝異的是，台灣民眾對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標準和要求，實在非常高（High Demanding）。我覺得台灣的政黨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除了中國大陸政策可能有差異外，民眾不會因為是執政黨是誰，而放鬆對經濟表現的要求，政府只要讓經濟成長率低於5%，就會被民眾視為表現差勁。我覺得台灣民眾實在是全世界標準最高的一群人，其他國家的民眾真該來台灣學習，或許他們國家的政府表現，會因此進步不少（笑）。
Q：你認為這是很好的特質？
A：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會覺得台灣人對自己的自信不足。以台灣的經濟發展水準，在亞洲其實已經是排名前段班了；台灣的電子業舉世聞名，台灣人在製造管理方面的能耐讓人括目相看。
台灣其實應該把自己視為已開發國家，要有已開發國家的視野和胸襟，但很多時候，我覺得台灣人卻仍習慣把自己當成開發中國家。台灣人提到美國、歐洲、日本這些已開發國家時，總是用「仰望」（Looking up）的心情去看待，而不是「比較」（Compare）；台灣人有時候也習慣說，我們有很多部分比東南亞國家好、比中國大陸好……但這是不對的，台灣應該要用先進國家的標準來督促自己，憑台灣堅強的經濟實力，沒有理由不把自己和前段班相提並論。
我覺得，台灣必須在心態（Mindset）上徹底改變，才會有真正的自信，做出正確的決策。
Q：有關產業發展，你會建議台灣做些什麼？
A：去做新的事情（Doing new things），不要只滿足於把現在會的事情做的更好（Doing existing things better）。最重要的關鍵，可能是品牌和軟體。
全世界的筆記型電腦都是台灣人製造的，但卻沒有多少人聽過台灣品牌的電腦。以行動通訊裝置為例，如果台灣還繼續停留在製造印刷電路板的層次，無法進階到附加價值最高的軟體設計，那通訊產業是無法升級的。這也是幾年來我在台灣努力推動的工作之一，我們成立了易利信創新中心，協助更多的台灣業者開發手機上的應用軟體。
但不管是品牌或軟體，需要的都不是台灣原來在製造上擅長的紀律（Discipline），而是創意（Creativity）。創意來自於哪裡？來自勇於嘗試，即使做一百件事，只有一件會成功。要怎麼樣才能勇於嘗試？必須要有不怕犯錯、鼓勵和容忍犯錯的社會氛圍。現在的產品，硬體越來越標準化，唯有與眾不同的軟體和設計，才能呈現差異化的個性，台灣想要從目前的階段繼續發展，一定要這樣做。
Q：這是台灣很難學習的部分？
A：或許要從教育制度改起。我覺得台灣的小孩太辛苦了，甚至連暑假，父母親都安排小朋友上才藝班，他們怎麼可能會有時間玩呢？鼓勵苦讀和背誦，或許這仍是孔子思想的深刻影響吧！但是創意卻來自於從小到大的遊戲，如果你不懂得遊戲和玩樂，你不可能會有自由自在的創意。
在瑞典，如果一個年輕工程師被工程師老闆要求做這個做那個，而且要照老闆的指示，他會覺得煩透了。但在台灣，我卻發現年輕工程師習慣聽從指示，而且如果沒有具體的指示，就會覺得不自在，他們仍習慣於紀律。創意來自於目標導向，而不是過程導向，你可以有一個大家認同的目標，但是應該允許、也鼓勵過程中的各種奇想創意。
Q：你在台灣工作這段時間，有同事的創意表現讓你驚訝嗎？
A：有一點我一定要說，這是另一個讓我驚喜的大發現：台灣的女性工作者太優秀了。真的，我認為台灣女性工作者的能力和表現，在亞洲國家應該是排名第一，比日本、韓國都還要好。她們做事敏捷，很有彈性，但也很有創意，而且大多時候不像男性工作者那樣拘泥於傳統，她們勇於擁抱變革；她們對工作的具體內涵與職場挑戰的興趣，勝過是否有足夠響亮的職稱或公司配車。
台灣易利信直接向我報告的高階主管，有一半都是女性。我甚至認為，有許多女性工作者的潛力和她們目前的位置，仍然並不相符，她們有潛力做得更好。
Q：最後一個問題，下次你再來台灣，如果不是為了工作，你最想做什麼？
A：看看老朋友，每天吃好吃的料理。這幾年下來，我結交了很多好朋友在台灣，有台灣人，也有外國人，我一定會找他們敘舊。此外，我會放寬胸懷吃很多很多東西，從歐洲美食到中國美食，這真是在台北最大的享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