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投資按下暫停鍵!台灣新創如何找到新趨勢、新機會?
專題故事

疫情「黑天鵝」彷彿為全球商業活動按下暫停,投資的環境有了巨大變化,新創們要如何搭上風口,突破逆境?

1 「來來來,回台灣創業」!後疫情全球人才重聚,台灣新機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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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避疫或回台度假,一場讓一切按下暫停鍵的新冠肺炎,讓原本沒機會回台的人們聚在這裡,台灣也意外成為持續交流運作的商業環境。這其中,有機會產生火花嗎?

今年3月6日,全球許多地區都有運作的紅杉資本在其官方部落格,發出一篇給所有旗下投資公司的創辦人與執行長們的公開信,由合夥人林君叡(Alfred Lin)所寫,標題為「新冠肺炎:2020的黑天鵝」,提醒創業家們做好準備,預示著動盪的開始。

同一時間,來自台灣,與夥伴創業一年多的趙中廷也越來越心急。「一月底左右,(美國)灣區陸續有零星的新冠肺炎個案傳出,網路上也隱約開始躁動」趙中廷說,「在灣區,你如果在大公司工作,就會加入很多不同的群組」,他解釋,隨著至尊公主號(Grand Princess)乘客遭爆染疫,隨後爆發下船檢疫的混亂,「各個群組也愈發開始討論大公司擬定遠距工作的相關計畫,並陸續通知員工在家上班。」

感受過台灣在SARS期間抗疫艱辛,但同時也因身處北美近 20 年,知道美國人民爭取絕對自由,社會壓力會斷然拒絕在公眾場所使用口罩,趙中廷明白,「COVID-19絕對會是個大事,美國民眾會難以抵擋這場災難。」本有計畫在暑期返台的他,與創業夥伴商量後,決心為了保護妻小健康返回台灣。

開始改機票卻進入另一場惡夢;「航空公司、信用卡點數服務與線上旅行平台的客服電話根本打不進去!」趙中廷回憶「我們就在電話前不停地等,轉接之後,一小時、兩小時,直到斷線再打。」

「最後,運氣很好,直接買了三張不到一週內的機票,東西也來不及收,只帶了些個人物品就回到台灣。」趙中廷看著窗外悻悻地回憶,「真的像是逃難的感覺,家裡冰箱還有食物沒有收,養的植物也來不及照顧。」趙中廷說:「回台灣可能是我 2020年最好的一個決定」」

無獨有偶。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正準備再次創業的連續創業家徐旭明,也感受到同樣的壓力。「本來我計畫在二月開始開設新公司,地點都找好了。」徐旭明說,「但美國開始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傳出,許多朋友的投資都直接叫停,讓我意識到我這約可能也沒法簽了。」徐旭明口中的朋友,許多也和他一樣是台裔美國人,曾經多次創業,也分別出場,並早已開始做新創的天使投資人。

「小孩的學校開始停課,也聽聞更多大公司開始實施在家上班,這些情況都讓我越聽越不對。」四月中,剛結束自主健康管理的徐旭明,一邊描述加州的緊張狀況,還一派輕鬆地與我們一起吃著他最愛的台灣美食,一邊說,「我平常就還是會往來亞洲,知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一聽到城市宣布在家避難,馬上買了機票,全家趕在第一時間離開。」

對徐旭明來說,台灣,原本像是外婆的澎湖灣,是家長曾經住過的地方。孩童時期陪同父母回到台灣拜訪親戚,美食的滋味在他的腦海裡留下深刻回憶。新冠肺炎疫情以前,他很少在台灣待上超過一個月以上,和許多朋友一樣,自身參與主要的商業活動都在美國本土、香港、中國甚至日本之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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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能量強,疫情下成國際亮點

新冠肺炎彷彿替全球化的商業環境按下了暫停鍵,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進行國境管制、商業活動也因此大受影響;回台避疫,成為這些能夠從不同國家或地區回到台灣,親疏遠近各不相同的朋友口中的關鍵字;有些人甚至自嘲是新冠肺炎難民(COVID Refugee)。

但,商業環境並沒有真正停止運轉;在這波抗疫浪潮裡,相對安全仍在運作的台灣,也更顯出價值。

「從四月開始,我們就接獲了許多來自日本的明確需求。」兩家不願意曝光的生技類新創創辦人向《數位時代》透露,「因為日本當地疫情,導致許多生技公司、學校或藥廠的實驗室停擺,不止許多實驗做不下去,實驗所需的生命物質也開始匱乏,他們需要尋求外界幫忙,所以找上我們。」比翼資本執行董事暨比翼加速器執行長陳彥諭(Arthur Chen)也提到,許多新創開始注意到台灣。

「台灣醫療院所的資訊化與國際化程度高,許多醫療院所都長期與日本、美國醫學中心交流,整體的醫療水準與品質早就受到國內外肯定。加上控制住疫情,醫療院所並沒有承受高度的風險,也沒有承受重度的醫療負荷。」陳彥諭觀察,這些特色吸引了許多原本可以在國外運作的生技、醫療類新創注意到台灣。「無論是醫材或藥物開發,如果你拿了投資,也預備進入臨床試驗,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幾乎都得喊停;這時,安全而持續運作中的台灣就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也因此,比翼資本也邀請諸多台灣夥伴,包含宏碁健康、華碩健康、研華、台北醫學大學與秀傳醫療體系等不同單位,推出了跨國虛擬企業加速平台「Health for all」,協助國際新創對接台灣的的醫療生技領域的豐沛資源「過去我們必須積極去交流接觸,自我介紹台灣有多好。」陳彥諭說,「現在,超過 200 天零本土病例就是最好的宣傳,全世界醫療領域的朋友都知道台灣抗疫的實績,許多今年無法實體運作的國際加速器都找上門來,推薦新創與台灣機構進行合作。」

「停留在台灣最長時間」—如何留住歸國人才成一大考驗

「從這些合作中也發現我們依然有盲點。」陳彥諭提醒,「這次與這些新創接觸,許多國外的投資人、創辦人,只知道台灣的醫療體系很好,但沒有意識到台灣是半導體與 ICT 硬體製造大國。」他提醒,對國際夥伴來說,這兩者的跨域連結印象並未如此強烈。「這些新創、投資人或加速器計畫通常是被吸引來做研發、軟體數據或臨床測試後,才發現原來也可以在台灣設計、生產或製造。」

時間,並不等人。

「無論是就業金卡、華僑、或是仍保有中華民國籍,這些人因為避疫也好,家人安全也罷,這可能是他們成年後,停留在台灣最長的時間。」SparkLabs Taipei 共同創辦人與管理合夥人邱彥錡(Edgar Chiu)分享,三月起陸續回到台灣的創辦人、投資人、連續創業家們,很快地就開始找上門來。「一開始,他們需要的是辦公空間,回到台灣至少不用被關在家裡避難,原本全球各地的商業合作或投資都還在繼續,他們需要一個可以討論、開會、互動的空間,TTA(Taiwan Tech Arena)就成為很好的選項。」

陳君毅攝

科技部多年來在台北小巨蛋為新創、科技人才打造的共同工作空間 Taiwan Tech Arena 因為位處台北市中心,同時擁有活動、交流、會議、共同工作空間,已經逐漸成為許多國內外投資人、新創團隊都熟悉的商業環境。「這些避難朋友們在這裡,他們開始找尋重啟創業、投資的可能性。」邱彥錡分享,「剛開始,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辦公空間,對於早就習慣遠距工作的他們,換到台灣來可以說是無縫(Seamless)接軌。」

但是,很快地,這些長期待在北美的連續創業家或投資人就發現了問題,邱彥錡歸納:「首先,他們發現自己缺乏本地的企業連結,另外他們也發現,在台灣談商業合作,還是很喜歡面對面,用中文交談。」他觀察:「台灣的商業環境有自己的文化,這讓這群歸國者一開始很挫折,但他們也發現這也許正是之前某些新創出海難以克服的問題,每個市場都有各自的文化與慣習。」

另外,如何招募好的人才對他們來說也非常困難,人脈、是否已經準備好經驗與能力面對大市場、溝通都是難題。邱彥錡說,「雖然我們覺得台灣的人才可以與世界競爭,但工作方法、溝通模式、習慣與技能相對參差不齊,這些人為了要能夠成功在本地建立團隊,需要花費更多力氣。」

如今在台灣都已經有團隊,分別創立電商數據服務 Tresl 的趙中廷,與以資料為基礎的健身工作室Kinetik的徐旭明都有同感,趙中廷有感而發指出,「人很難找,我們在本地的人脈連結也都才剛開始,通常都透過人介紹人來發掘更多人才」;徐旭明也表示,「尤其是好的使用者經驗設計師,擁有一定規模服務經驗、可以掌握設計架構的人更困難」。

COVID-19:台灣新創環境的新轉角

「如果你只是把這群人當作是為了避疫,而暫時來到台灣,僅會蜻蜓點水的新冠肺炎難民(COVID Refugee),就完全忽視了歷史所創造的機遇。」

邱彥錡說,「仔細回顧台灣這個島嶼,所有說漢語的我們,其實廣義來說都可能是難民的後代,」Meet Jobs 創辦人林昶聿提醒:「每一個歷史的轉角,都把不同背景的人們,帶來這個島上,強迫他們一起生活一陣子;事實上,每一次都有迸出新東西。」 林昶聿說:「從食物的流轉如四川牛肉麵、蚵仔煎,到地方信仰中心的廟宇建築、教會醫院,甚至軌道系統,這環境滋養了不止一代人、更多門產業,讓台灣可以在世界上有更多角色。」

邱彥錡也提醒大家反思,「重點是包容與我們面對新事物的態度;當國外競爭者都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得不慢下來,台灣是否有機會加快步伐,甚至能彎道超車?」

責任編輯:錢玉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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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VID-19下投資人策略的兩大變化:國際大新創來台灣設團隊、投資分工更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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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疫情「黑天鵝」降臨,一瞬間,全球的實體創業活動彷彿按了暫停。不過,投資環境的變化也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台灣在這樣的趨勢下,該如何因應?

當疫情蔓延,跨境旅行變得不可行,加上實體活動與會議都被迫暫停,投資人也面臨了新的運作瓶頸與挑戰。

「投資人所面對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現在根本沒有辦法面對面開會。」一位在北京、台北、矽谷與以色列都有投資記錄的創投朋友,為我們解釋當下的困境。「在疫情最初期,大概四月以前,許多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 LP)都要求我們停止投資。」在國外,多數基金採認購制,有限合夥人按照比例認購風投基金。

直到一般合夥人(General Partner, GP)尋找到了投資標的,完成投資意向之後才按照比例打款投資,這樣的制度讓有限合夥人在黑天鵝來臨時得以掛出投資免戰牌,「從去年底到年初走到一半的投資合約全數叫停!」

「可是風向很快轉變,你不投,大家都會出手。」在疫情期間,能抓住風口的新創更需要資金溢注,有限合夥人也開始緊張自己會不會錯過好投資。「而且基金週期、合約還是照走,你還是必須繼續出手投資才能維持基金運作,例如我們今年,截至目前已經完成、參與超過兩個以上的投資案,最特別的是,我們都沒有見過創辦人與創辦團隊。」

當遠距工作變得盛行,創投行業也迎來新的營運挑戰。「財務資料早就以線上方式呈現,但按照以往,我們的實體面對面與創辦人、團隊進行面談,可能還得做非常多財務、技術或生產上的實地查核。」這位投資人分享,在新冠肺炎期間,這些投資案不但沒有暫停,轉往線上運作後,得把所有盡職查核(Due Deligence)的工作往線上搬,「以查核的深度與力道來說,我們覺得並沒有減少,但旅行與防疫限制下,讓我們在這行業裡第一次出手投資這輩子從沒見過的人。」

以各種不同資料來源、蒐集2020年初累計至今的數據來看,投資總額並沒有減少,除了晚期投資(A輪或A輪以後)的投資額度都大幅增加,加上今年各種成熟期的併購案盛行,早期投資也開始分化得更細膩,市場可觀察出很多新的、非常早期的新創出現,但可公開的投資數據資料也更難取得。

早期投資循環提前、分工也更細膩

「這幾年早期投資的循環更往前提了許多。」Hustle Fund Venture Partner 程希瑾解釋,具體可以往兩方面來說,「當創投募資額度越來越高,無論前期或後期的單筆投資金額也越來越大,早期投資的分工也就越細膩。」

程希瑾指出,市場上甚至已經出現很多單一普通合夥人的創投,整個基金規模就在500-1000萬美金之間。一位在美國西岸的連續創業家,也是早期投資人解釋,「本來許多基礎服務、雲端原生的服務就越來越細膩,所以我們就像是很多更晚期創投的觸角一樣,協助他們去偵察、發現更多新創。」有許多很棒的深技術新創,源於資深工程人員的再創業,透過自身的朋友、校友與前後同事關係、網路討論串、Github 的程式碼,「技術型伯樂成為許多投資機構拉攏的對象。」他笑說。

知名科技媒體《Techcrunch》就分析,在 2010 年的 A 輪平均約 130 萬美金,到了 2018 年已經來到 520 萬美金。這前頭擠進了如 Y Combinator, Techstars 等著名加速器的種子輪投資;也因為單筆投資額度擴張,種子輪不再種子,前種子輪(Preseed)成為新的種子輪,現在的種子輪比較像是以前的 A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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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面的行情也影響到後期出場機制!」程希瑾觀察,「就像加速器希望更早找到可以扶植的標的,當新創長大,投資人當然希望快快出場。」她解釋,過去科技投資人的投資標的通常以併購、IPO 等方式獲利了結,但 IPO 的過程冗長,而且造市者可以拿走不少利潤。

IPO 過程中,輔導的券商為了造市,會找不同的投資人進行價格發現的流程,主要是確定不同投資人願意以多少價格與數量進行認購,但這個過程充滿人為因素,除了要對券商付出一大筆費用,上市時間、價格都讓要上市的公司充滿不確定。「所以,從 Spotify 打頭陣,最近開始流行起直接上市(Direct Listing)、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等作法。」

《精實創業(Lean Startup)》一書的作者 Eric Ries 也根據其2011年所出版書中所提的點子,在2019年5月取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許可,在2020 年9 月開設了長期證券交易所(LTSE, Long-Term Stock Exchange),除了強調長期投資等五大上市評估因素,也因設計機制簡單、價格透明,被許多媒體譽為「矽谷證券交易所」。

台灣抗疫打響名號,促使更多資金尋求來台機會

資金行情帶來的投資領域更細緻化、更分化新創投資期數,也打開投資人更多觸角,同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落腳台灣。

「海外的商業運作速度減緩,但投資並沒有暫停。募資時間到,還是必須要把手上的資金投出去。」一位最近剛要完成募資的創業家透露,這半年來他所接觸的投資人,有許多是以前必須在日本、美國活動裡,透過其他投資人介紹才有機會見到的面孔,像是各國駐台的貿易窗口或企業駐台代表,轉介了不少需求過來。邱彥錡歸納,因為各國商業機會降低,除了經濟生命線的供應鏈持續運作、轉移,許多企業也開始尋求不同的創新可能,「原本可能評估過覺得再看看的新創題目,在危機當下可能反而製造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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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多原本專門投資美國、日本的創投聯絡我們。」許多台灣的加速器、創投機構都表示,在疫情期間,反而收到非常多原本的國外合作往來單位直接提出新的合作需求。長期經營專業人才市場的 Meet Jobs 創辦人林昶聿透露,「跨國人力需求其實還在持續成長,許多美國、東南亞或日本企業、與募資進入成熟期的新創,紛紛尋求在台灣建立團隊。」一位早期投資人也說:「很多人可能沒想到,這兩年許多新創團隊之所以沒消沒息,是因為已經陸續出場」。無論是收購人才團隊(Acqui-Hired)、收購市場或企業內部創新需求,甚至已經開始成長賺錢,所以進行管理層收購(MBO, Management Buy-Outs)。

「無論如何,因為疫情帶回的投資人、創業家、資源與機會,對台灣來說都是個驚喜。」邱彥錡說,台灣可以透過這些成果進一步提升創新創業生態系的品質,並且要把握當下機會,在疫情期間維持快速發展或轉型,還要考慮不同市場的機會。他也點出投資人所在意的箇中關鍵:盡可能募集資金、降低不必要的開銷,快速調整商業策略,「能夠在疫情中站穩的團隊,才有機會面對國際的投資人或商業合作!」

海外來的投資、企業合作、在台灣建立研發團隊,或甚至以收購或投資方式,進一步帶來的是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我們認為這其實不是壞事。」邱彥錡說,以Sparkabs Taipei 旗下的投資 Terminal 1 經營的人才平台來說,就看到這樣的過程正在弭平台灣開發者人才市場與各國市場的落差。

他觀察,人才市場的落差,除了同樣工作產出品質的薪資水準估值,還有開發速度、學習能力、溝通與整合開發流程的能力。林昶聿則說,「整體來說,台灣人才的品質沒有輸給外國,但可能因為沒做過大市場、具規模的服務,所以沒有協作、談判薪資、建立團隊分工、溝通的經驗。」

2011年,知名創投Andreessen Horowitz 創辦人Marc Andreessen 提出了矽谷朗朗上口的名言:「軟體正在吃掉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自此之後,軟體取代硬體成為顯學,SaaS model 幾乎是所有新創的商業模式。10 年過去,台灣雖也受到許多新創影響,路上有 Ubereats、FoodPanda,商店終於開始支援許多第三方支付,手機上也有許多外來的訂閱服務;但整體來說,新創環境發展還是不如中美日韓等大市場、大資本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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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象科技創辦人葉肇元早前連續幾篇文章,討論「為什麼台灣的軟體業不強?」、「拜託,不要再幻想要養獨角獸了!」、「醫療 AI 的機會,台灣還來得及抓住嗎?」以市值討論台灣軟體業發展的障礙、軟體獨角獸需要團隊/市場與對的投資人/活絡的資本市場、最後談到台灣發展醫療 AI 的困境,講醫療資料過於保守難以商業應用,太多小規模的 me too 計畫認為什麼都可以自己來造就了新創成長的穀倉效應,引起新創環境不同創業家、投資人非常廣泛地討論。「認真研究,會發現我們的經濟靠外銷為主,從半導體、硬體製造到生技產業,都有些在外銷上有巨大成功的案例。」

連續創業家,也是 XREX 的創辦人黃耀文(Wayne Huang)分享,「但仍有太多台灣的軟體、網路服務業緊緊著眼於內銷。」黃耀文認為「從台灣市場開始練兵,很有可能找到的 Product Market fit 僅僅符合台灣需求,永遠走不出去。」

「許多創新不見得需要與結構對抗,你可以順著結構去走。」黃耀文提醒,與其花時間研究如何突破台灣法規,不如仔細研究各國環境,「許多時候,會發現國外其實充滿機會,尤其是如印度、中東、南美、非洲等新興市場。」他說「如果做大市場,就是直接在市場中競爭、募資,大家不如多利用台灣軟體優勢,互相多合作,經營大外銷市場,跟大市場募資吧!」

責任編輯:錢玉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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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生出巨大商機!跨國創業的新關鍵字:數位轉型、低接觸、遠距離

KeyMe
當跨國、跨地區的實體交流暫緩,創新創業的共通趨勢是什麼?

落腳西雅圖的 Lubn 創辦人鍾淵州(YC Chung),在疫情開始時就觀察到一些現象。「別看西雅圖也是大城市,亞馬遜、微軟總部都在這裡,就表示我們數位化程度非常高」,實際上,許多當地的小吃店、理髮廳、咖啡館等日常所需店家,平常除了行銷宣傳,並不需要太數位化,「可是疫情一來,一切都變了,人們需要減少實體接觸(Contactless)。」

於是,鍾淵州幾個不同新創、軟體行業的朋友,紛紛在疫情一開始,放下手邊的工作,合力開展一個新專案:「Pickupmeal」,讓許多商家可以把他們所提供的食物上網供大家訂購,每週五結單,週末前讓訂購者可以自行前往取貨,減少接觸、讓商家在疫情期間得以維持基本訂單量存活,也讓就地避難的人們在食物上有了心靈的寄託。

Pickupmeal.com in Tapioka Express, Seattle
Pickupmeal 提供

同樣在西雅圖參與 Amazon 旗下 Alexa加速器的 Roby,也看到疫情下的新機會。創辦人薛傑仁指出,Roby做的是辦公室自動化,讓人們可以透過 Slack、Teams 等等工具,快速調整諸如空調、燈光、報修等工作環境狀態。

疫情來襲,許多大公司都開始遠距工作,一開始他們也擔心這樣的服務會不會受到影響。但薛傑仁發現,通常可以順利遠距工作的公司,在美國都是中大型企業,早就開始數位化佈局,對這些企業來說,轉換到遠距工作雖有不適,但多半可以快速轉換。

「可是當地許多中小企業就和台灣的中小企業一樣,不見得準備好這些遠距工作所需的設備、軟體、甚至營運能力。」薛傑仁觀察,對於這些中小企業來說,數位轉型正式剛剛開始,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是機會而非威脅。「許多業主也在重整他們的大樓、建築物,對他們來說,減少實體接觸成為現階段更新物業的重點。」薛強調,「如果物業沒辦法高度自動化,讓進駐的企業在運作上致力減少實體接觸,物業就不具有足夠的競爭力。」

作為一個新創公司,KeyMe提供了全美這些通路渴望的價值—幫助通路成為社區的中心、打造新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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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減少實體接觸,遠距工作與教學也成為明顯的關鍵字,除了撐起台灣幾大電腦公司今年的業績,許多人更有實際生命經驗的體認。

移居、情緒、團隊管理都是遠距的巨大商機

一位家住波士頓的創業家就與《數位時代》分享,這半年來與自家孩子並肩在家上學、上班的切實經驗,「平常,我必須在早上8點以前,送孩子到學校上課,接著趕到辦公室開第一個早會;但現在,同樣是早上 8 點,我的孩子已經在線上加入早上課堂的討論時間,我也已經在家的另一邊開始與投資人的會議。」而網路頻寬與上網裝置,變成她與孩子各自在家奮鬥的生命線,「如果斷網或斷電,我們就真的回到原始時代了。」她苦笑著說。

一位因疫情在舊金山不同新創間工作轉換的工程師更有感。他分享,「以前離職,你得交回你的電腦、門卡,離開前一週拿幾個紙箱把辦公座位的東西給清空。但拜COVID-19 所賜,我已經五個月沒進公司,轉換工作的手續也只是快遞來取一個箱子的電腦等物品,然後辦公室的家當也有人快遞給你」而新公司就更有趣了,「報到不用進辦公室,當天寄來三大箱裝備,有入職說明、新電腦、新手機、新螢幕、還有全新高級的辦公座椅。」他透過視訊如此與分享道。

「真心想想,那麼我還需要待在矽谷這麼高房價的地方幹嘛?」新公司早就開始退租,未來可能連辦公室都沒有了,新的工作設計,讓這位工程師認真考慮搬離原本的居住地。

遠距工作同樣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網路作家鱸魚就是其一。「長期在家工作是會有後座力的」鱸魚說,「疫情當前,改不了環境就得改自己,反正遠端工作大家也需要休個假,為什麼不組個團隊一起遠端邊工作、邊社交、邊度假呢?」

於是,離舊金山東北方三小時車程左右的太浩湖,瞬間從度假勝地變成 Bloomberg 文中的避難勝地。周圍的共同工作空間、度假房、飯店一屋難求,擠滿科技重鎮舊金山灣區的遠距工作者們。「大家都悶壞了。」鱸魚分享,他自己招兵買馬,五個同事浩浩蕩蕩地出發到太浩湖會合,每天固定時間工作、分工煮飯、開會、爬山、騎車、看夜景。「這樣的工作模式,讓你和同事在山上的木屋朝暮相處一個禮拜,在沒有公司道德規範的壓力下,在無話不談的條件下,你才知道現在認識的根本是另外一個人。以後再碰面的時候,你看到的可能已經不再是個同事,也不是個工程師。你會覺得跟他們開始真正非常熟稔。」他認為,「這可能也是遠端共同工作的意外收穫。」

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租金價格昂貴的日本東京,連續幾項災難,包含311大地震所帶來的限電長期不便,連續侵日的颱風造成交通中斷,加上 COVID-19 開始強迫遠距工作後,這些大商社也發現,似乎不需要把所有的員工都集中在附近的建築裡上班。一名在日本旅遊電商平台工作的台灣人透露,「所以出現了新名詞:疏散,離開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移住到不同的城市裡去。」

大家的移住計畫(みんなの移住計画)成行,在日本 22 個地方,除東京之外的北海道、京都府、甚至沖繩縣,都推出了各類型的移住計畫,歡迎這些工作者重新移居,而這不單純是搬家而已,還包含了所有工作所需的資源,與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

正在籌備台灣移住計畫的点点株式会社代表李欣芸(Cath Lee)解釋,許多商社開始在不同地區開設辦公室,容納那些疏散的工作者,也減輕了東京的壓力。隨著防疫的成功,也有更多日本工作者嚮往移居到台灣,李欣芸說,「本來每年就有許多日本的專業工作者會選擇移居到台灣來工作、生活;但在疫情發生後,有更多人開始詢問在移住台灣的可能性,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嘗試著推出台灣移住計畫。」

遠距工作的挑戰,遠比大家想像的困難

連續創業家、剛創立 Bettr.me的焦任俠(Dan Chiao)分享自己對遠距工作的觀察,「軟體開發、網路服務行業的人們早就開始遠距工作,乍看不是什麼壞事」。但面對面可以觀察細微的表情、話題、肢體動作,這些訊號都在遠距工作中消失,每個遠距工作者都像在獨立的星球,這時,主管如何觀察員工滿意度,怎麼互動提升團隊的士氣,並組成合宜工作的團隊,就是很大的難題。

「同樣藉助科技,我們可能在網上透過即時分析語氣、表情、肢體語言來觀察這些遠距工作者的士氣。」擅長處理資料的焦任俠說,能夠在時間內為客戶產生價值,管理者透過工具安排協作,調整團隊步伐面對日復一日的工作,是遠距工作的真正挑戰。

Caption:The Silicon Valley Foru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ese startups to gain practice pitching their projects. Photo: Silicon Valley Forum
Silicon Valley Forum

實體活動暫停,但轉成線上活動的數量則開始大幅增加。「因為跨國旅行時間很長,各國的商業人士其實早就很習慣 Webinar、電話會議的工作形式。」美國軟體商業開發顧問蘇祐立說,「論壇、圓桌會議、一對一媒合、快速配對、甚至中場休息的點心時間,所有你可以想到的線下活動模式都可以搬到線上。」在線上參加一整天的活動其實並沒有比較輕鬆,比起線下活動,一樣要能夠與對方快速交談,蘇祐立解釋,線上活動失去了面對面的表情、眼神交流線索,實際展示的能力也大不相同,這都再再考驗了新創針對軟體或技術服務的商業開發能力。

當全世界都在實施遠距工作,連科技與消費行業的年度最大盛事消費電子展CES都決定在 2021 年全面數位化的同時,抗疫成功的台灣卻面對可能減緩數位轉型壓力的挑戰。「新的商業合作並沒有暫停、提案照走、比價也繼續、約還是照簽。」一位電子廠的高層卻十分憂心,當商務旅行變得困難,面對面合作不可行,「但不同層次的合作可能就會減緩,當合約簽完,合作才正式開始。」

不同工作團隊跨國、跨公司的工作技巧、磨合與信任才是難關。蘇祐立強調,遠距如何開會、需要正式的會議時程、步驟都是關鍵,「會議所需的文件、時程安排、所需要達成的結論、誰負責什麼工作、下次開會時間、會後的會議整理與追蹤,都是線上會議的必要項目。」蘇祐立提醒,「會議中要能夠提出明確清晰的需求,遠距會議不是電話聊天,因為不能面對面,更得把會議好好準備開好開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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