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的商鞅曾說，神農氏之所以可以當王，乃是因為他懂得耕種的知識，「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這句話可以反應出，戰國時代的人就已經認為知識很重要了。這或許是因為從春秋戰國開始，知識才由被貴族「壟斷」的狀態，逐漸普及到平民，例如，在學術上，有從「王官學」轉變到「百家學」，以至於百家爭鳴的現象。
**控制知識的主體轉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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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知識對於每個時代都很重要。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新「知識經濟」不同於舊「知識經濟」的地方，在於控制知識的主體有所變遷。知識已從被大企業壟斷的狀態，逐漸移轉到比較小的經濟個體；也就是說，與春秋戰國類似，「知識」有「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現象。例如，不論在矽谷或台灣，許多創業者都是工程師出身，而且這些創業者也都是舉足輕重的經營者。這些現象顯示，這些工程師所掌握的乃是重要的知識，而且重要到是致勝的關鍵，使其他人變成配角。
以前大企業被強調的優勢之一，是大企業較願意做長期投資，而且有深口袋。所以，在創新與研究發展方面，大企業遠優於中小企業。可是美國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趨勢卻是，很多大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把創新與研發，改用「外購」的方式，花大把銀子購併具有創新概念或新技術的新企業。這也讓大企業生產知識的這個角色被削弱了。
我們可以用兩個理由來解釋為何許多美國的大企業不再只依賴內部研發，改而積極利用購併新企業取得技術。
首先，企業自己進行研發會面臨「技術外溢」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道德危險」的問題。
技術外溢指的是企業花費資源進行研發，但卻有人可以不付費便享受到成果。例如，研發人員帶槍投靠其他企業或自行創業。
道德危險是指員工沒有為企業盡心盡力的做事。企業的各個部門都會有道德危險的問題，但研發部門卻是最嚴重的。這是因為研發所要生產的是一種未知的東西，有很高的不確定性；所以，研發不是努力做就會有成果的。因此，如果沒有成果，研發人員比較容易找到搪塞的說詞。
**強調人力資本的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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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歷史的發展與演進，我們可以發現，現在我們乃處在與十八世紀時的「工匠的年代」頗為類似，強調的都是以「人力資本」（human captial）為主的年代。為什麼這麼說？
觀看工業革命之前（即十八世紀末之前）的年代，那時，重要的技術乃是控制在工匠手中。
工業革命之後，就出現了去技術化（deskilling）的現象，資本家設法把技術包含在機器設備中，使沒有特別技術的一般工人也可以生產相關的產品，使工廠可以不需要工匠。
到了1873年至1890年代中期，世界出現嚴重的不景氣；為了應付這個不景氣，產生了許多大企業（例如飛利浦成立於1891年），這使得個人在掌握知識方面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後來又出現所謂的「福特主義」，1918年後，福特（Henry Ford）成了合理使用機械和勞力以使生產儘量擴大的代名詞。「福特主義」擅其名的時期可以說是大企業壟斷知識的時期。然而，1980年代開始出現「後福特時代」這個詞，這又標示著大企業壟斷知識的時代的結束。
我們更精確的為現在定位的話，應該強調「正、反、合」的辯證史觀其實可以比較中肯。在工匠的年代，人力資本一枝獨秀；福特主義時代則反其道而行，把人力資本貶到最低。現代則是「合」的階段，融合了工匠的年代與福特主義的年代。
**創新體系是知識經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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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個「創新體系」位居知識經濟的核心的年代，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由創新體系的特色來為現代定位。當我們步入後福特主義時，創新體系的主要轉變在於由「封閉性」走向「開放性」。例如，大企業無法再壟斷知識，而使知識到處流竄（伴隨著高員工流動率），這是一種開放性的表現。
一個我們應該接著探討的重要問題是，我國的特質是否能適合未來世界的要求呢？眾所周知，台灣很早就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體系；換言之，我們的體系有「一盤散沙」的現象，這其實正表示我國是一個有高度開放性的體系的緣故。我們的政策事實上又進一步加強我國創新體系的開放特性；例如，南韓通常補貼其大企業進行研發，我國則是採用不同的方法，用成立工研院等獨立性研究機構的方式間接補貼業界的研發。所以，我們的產業組織早就符合後福特時代的要求，在未來應該更能如魚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