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只有73萬人口，差不多只有台北的1/4，但是卻有55萬輛腳踏車。當你顧著看運河而一不小心「誤入」腳踏車專用道，陣陣催命的鈴聲便撲天蓋地而來。
這個城市的眾多其他特色，台灣人應該是耳熟能詳了－－交織在市中心運河旁的紅燈區，一入夜便萬頭鑽動，老弱婦孺和各路宗教遊客，一齊來瀏覽這全世界第一個合法（還有工會）的情色市場；「營業」的女性們將自己開放向外的小室，布置得各有特色（譬如三面牆都是書架的書房，「她」就捧著本D.H.Lawrence的小說，坐在紅燈下），商學院裡諸如「市場區隔」和「產品定位」等的抽象法則，在這兒一教就懂。當然，走著走著，冷不防就有人噗通一聲掉到運河裡（或倒在你腳前），因為這兒也是全球數一數二「輕量毒品合法」的城市，全城有上百家的「Smoke」咖啡廳或酒吧，允許你抽大麻（賣給你，卻管不了你抽多少），high過頭的年輕人，當街出糗者比比皆是。出奇的是，這城的唐人街就位在紅燈區裡，但一向衛道的中國人似乎也荷蘭化了，見怪不怪；在我們吃燒鴨拉麵的店頭對面，就有好幾個女郎對著這邊擠眉弄眼。

**包容多元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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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都清楚，阿姆斯特丹的人氣絕非僅只來自「一夜情」和「大麻」（或者同樣合法的「墮胎」和「安樂死」），阿城可是歐洲僅有的科技城和金融中心，它那建築如八爪章魚般延伸的Schiphol機場，是歐洲最大的空運轉運港之一，事實上，全歐洲45%的路運運輸都由位於城中的貨運公司掌控。位於市郊的「低地矽谷」（Silicon Polder），1700家科技公司僱用了15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美國科技公司特別偏好在此設立歐洲營運總部。如果我們嘗試要為它吸引各路人馬的魅力找個答案，那麼荷蘭話裡的「gedogen」（容忍）和「verzuiling」（多元）這兩個詞，可作兩個小註腳。
「verzuiling」的政治傳統其來已久。這個低地國家由於長年與海爭地，往往一個區域的堤防崩解，其他區域也跟著遭殃，因此近五百年來國家事務的決策都採「共識決」（consensus），國家政務要達成共識，強者必須說服弱者，甚至跟弱者妥協，因此許多大決定都是「討論再討論、協商再協商」，全世界再也沒有一個地區像荷蘭如此重視少數的意見，在全國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七個省中只要有一個說No，這個政策就不會採行。有了多元的政體和制度，社會裡對色情、毒品的「gedogen」式寬容，當然也就不足為奇。
你也許會說：處處協商不是很沒效率嗎？話是不錯，但荷蘭人卻有著極其效率的「資本主義血統」，這使他們的協商品質很高，而且行事迅速。舉例來說，荷蘭有著全歐無敵的社會福利政策（失業者每月可獲680歐元津貼），但經濟成長在過去十年卻領先全歐，關鍵就在「勞方」工會和「資方」公會協商出一種「彈性工資」和「彈性工時」，共謀互利的工作制度。和「verzuiling」一樣，荷蘭人能當起歐洲資本主義的老祖先，和他們赤貧的土地有關。由於鹹地和沼澤遍布，十六世紀的荷蘭人沒有法國和德國人的農業資源，於是只好當起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批開路先鋒，而阿姆斯特丹便是他們揚帆出海的母港，此地的東、西印度公司是歷史上最早的跨國公司（MNC），為了幫東印度公司籌募遠洋拓荒的資本，阿城又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來發行公司股票，當然也造就了世界第一樁「金融風暴」（鬱金香的故事應該耳熟能詳吧）。另一樁值得注意的插曲，是在16世紀兩百多種金、銀幣混雜流通歐洲的年代裡，阿姆斯特丹商人為了方便貨物交易，在市政廳地窖裡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專門鑑定各色輔幣，並依成色來交換它自己發行的「gulden」金幣，瞬時「gulden」成為歐洲最通用的交易工具，美洲、亞洲、非洲都趨之若鶩。一直到今天，阿姆斯特丹都還是僅次於倫敦的歐洲金融中心，「gulden」也直到去年歐元上路才正式告別江湖。

**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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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gedogen」、「verzuiling」或「gulden」，都表明荷蘭人性格中的過去和現在，都承載著一種濃厚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色彩，他們腦海裡沒有任何規範人未來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奮鬥的意識型態，「能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案，才是最重要，」一位荷蘭朋友說。歷史上，他們為了謀生，甘於為強鄰服務，所以成就了後來的眾多跨國品牌服務業（和美國P&G抗衡的Unilever就是一例）；現在，荷蘭人是歐洲最務實的民族，80%的成人會說流利英語，和南邊的法國人成強烈對比。
弔詭的是，當今歐洲被喻為最像烏托邦的國度，卻不是黑格爾和尼采誕生的德國，也不是沙特、卡謬存在主義的法國，而是荷蘭。撇開令人留口水的社福不說，你可別看它是辛勤工作的清教徒宗教改革發源地，荷蘭只有11%的男人和少於5%的女人每週工作超過40小時，是全世界工業化國家中最「涼」的第一名。荷蘭出口的東西都是稀有產品，包括情人節時你收到的花、安家的各種債券，還有喻為全世界水準最高的建築師。
有趣的是，荷蘭人的國家認同卻是極其清淡，在阿姆斯特丹，人們不管荷蘭國家足球隊的輸贏，但卻極其自傲於在地的Ajax俱樂部球會的成績；對他們而言，「國家」只是生活的公共工具，「地方」才是他們認同的精神所寄。還有，你可別想在阿城去尋找Giorgio Armani、Prada、Chanel、Louis Vuitton這樣的名店－－因為根本沒有！荷蘭人認為衣服的多彩和品牌無關，能用最佳的腦袋、最便宜的價錢搭配起最有個性的裝扮，才是上等人。
談阿姆斯特丹這樣的城市，和台灣有什麼關係？我想說的是，台灣很多人都好奇如何「借鏡荷蘭」，但我們得想想「荷蘭的哪些東西，我們學得來」，「容忍」、「多元」或「gulden」都是荷蘭歷史的獨特產物，我們想學都學不來；但是「實用主義」卻是可引為三思的方法論，因為它是孕育所有新科技的思想溫床－－這話可不是我說的，還記得數位時代最著名的雜誌《Wire》嗎，它的創辦人Louis Rossetto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創辦了《Wire》的前身《Electric World》，而連結美國和歐陸的Internet主幹光纜，就是在城西的海岸登陸，開啟了歐洲的數位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