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階研發和自有品牌成為生存關鍵|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2002年是台灣手機業者的「大躍進年」。將中國在內的產量計入，台灣廠商2002年的手機出貨高達2860萬支，是2001年的2.22倍（1290萬支）；出貨產值為19.39億美元，是2001年的2.27倍（8.53億美元）。台灣業者在2002年辛苦奪下全球市佔率7.2%的成績，「3G（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的延遲發展，反而是台灣業者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拓璞產業研究所通訊研究中心經理徐玉學觀察，由於2G和2.5G的產品週期比較長，「台灣電子業者才能有更充裕的時間練兵，與大廠培養客戶感情。」

**PC業者撈過界

**
但在業績成長的同時，戰場也愈來愈擁擠；看好全球手機市場在2004年將有4.7億支的銷售量，幾乎所有PC業者都在2002年跨足手機領域。除了佈局較早、成果較顯著的明基、仁寶（華寶）、英業達和華宇（華冠），筆記型電腦龍頭廣達也奮力直追；主機板巨人華碩、光電大廠奇美、代工天王緯創和PC大廠神達與大眾，也積極切入通訊市場想分一杯羹。
不過市場最大的震撼，來自成本殺手鴻海。從手機連接器零組件、外殼與準系統代工入手，去年鴻海不但在北京設廠為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加工、在杭州打造手機製造旗艦基地，更延攬新團隊在兩岸佈局手機研發，從低階組裝到高階設計都想通吃。

**中國市場貢獻大

**
中國市場也成為台灣業者的「火焰大挑戰」。在2003年第一季，台灣手機業者有25.1%的產品是為中國品牌進行OEM代工（俗稱的貼牌客戶），銷往中國市場的手機更高達總出貨的52.3%（包括中國品牌和外商品牌代工），在中國製造生產的比重也維持在30%，「中國客戶對台灣業者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但大陸廠商也在擴充產能，又有品牌和通路的地緣優勢，」資策會MIC分析師林育烽警告，中國將近2000萬支的手機庫存將衝擊台灣業者的今年業績，「幸虧在台灣出貨的中高階手機，價格可以維持一定水準，不會讓整體ASP(平均出貨價格)往下降太多。」
台灣在PC時代鍛鍊的大量製造優勢，不會是通訊產品的勝負關鍵。「未來手機的產品生命週期會更短，種類會更多、但每款產量將變少，」徐玉學分析，彈性生產和快速研發製造能力，將成為這場世紀淘汰賽的重頭戲，台灣業者有機會把握這些優勢，但仍需在外觀設計和技術整合上加強，「未來幾年，台灣業者只有兩條路：成為區域性領導品牌，或國際大廠難以或缺的ODM夥伴。簡單的OEM代工，不會再有生存空間。」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