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後,新全球化的悲喜劇
伊拉克戰後,新全球化的悲喜劇
2003.06.01 | 人物

這本著作並不容易閱讀,卻在很短的時間內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出版後更在紐約被各界人士一掃而空(書店的書架上完全找不到蹤影),種種跡象,都顯示出《帝國》受到的普遍歡迎。
《帝國》重新詮釋了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哈德與納格利宣稱,舊有的帝國主義和國家主權至上的時代己經過去,但是「帝國」卻比過去更加蓬勃發展;新的「帝國」比19世紀帝國主義對全世界的控制更為徹底,因為己經沒有任何國家、或任何政體,可以處於「帝國」及相關的全球化現象之外。
在911事件後,任教於美國北卡羅納州杜克大學文學及羅馬語學系的哈德,多次接到不明黑函的攻擊,宣稱他的理論是在為恐怖分子和極端主義提供藉口。但值得玩味的是,在今年的美伊戰爭後,許多人質疑美國己經成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相關的批評聲浪高漲,也有人直接挑明《帝國》一書的觀點,正是在為美國的新帝國主義開罪。不管正面或反面,政治或經濟上的左派或右派,都對這本著作感到不滿,卻又不得不承認書中所提觀點的確具有震撼性。
在美伊戰爭結束後,台灣面臨新的國際政經局勢。面對變化,我們也嘗試尋找不一樣的大師級人物,為我們帶來全新的解讀方式。在接受《數位時代雙週》的專訪時,哈德對美伊戰爭的意義和後續影響侃侃而談,評估美國當今所獲得的地位對全球造成的影響,更對與過去不同的「全球民主」表達深刻期許。哈德對《數位時代雙週》坦承,對他來說,新的行動會來自新的觀察和新的認知——或者一如他在這次專訪中嘗試展現的,對世界的新的認知和和觀察,本身就是一種饒富意味的新行動。

Q:三月下旬由英美聯軍發起的伊拉克戰爭已經結束了。你怎麼看待這一次戰爭?和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相比,這次有什麼相同和相異之處?
A:以我之見,這次戰爭以及前次的波斯灣戰爭,其實都與石油無關,甚至也與經濟無關。我認為這兩次戰爭的目的,同樣都是為了「重組(reorder)全球的政治體系」。
前次的波斯灣戰爭,是冷戰結束後全球勢力重組的一環。那時冷戰剛結束,而冷戰時期的權力結構還殘存,當時美國己是唯一的世界強權,站在全球權力的頂端,其它國家則在它之下;但美國仍然無法單邊地操控(manipulate)那場戰爭,必須與其它眾多的強權國家(歐洲、日本等)合作,不只是政治上,還包括經濟上與文化上。當時的美國還必須與聯合國(UN)、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合作。在那個時間點上,一個新的系統正在產生,而第一次波灣戰爭即是這個新系統的一環。我把這個情勢比喻成:當時美國就像君主集權時代的君王,而各個強權國家就像圍繞這個君王而生的諸侯貴族一般,必須為這個君王所束縛,並且和他合作。
在我看來,最近一次戰爭不同的是,美國不但不再加強我所說的「君主和諸侯」的共生合作關係,反而要打破這個依附關係,重新建立另一套全球權力網絡;但在這其中,美國是可以不依靠其它主權國家而從事單邊行動。
這兩次戰爭都是全球權力改組的機制之一,兩次都牽涉到美國的國家權力的提昇;但不同之處在於,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美國試圖要建立與其他主權國家的合作,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則是美國試圖去打破這種合作關係。

Q:你提到對伊拉克戰爭代表了全球政治權力的重組,與美國新政治視野的崛起。但是,是什麼原因造成美國的改變?911事件是造成這個轉折點的重要原因嗎?
A:單就布希政府在911之後的發言及文字中就可以看出來,911對他們而言是極端重要的事件,也是一個轉捩點。但911之後的戰爭其實是個長久戰爭,阿富汗只是這個計畫的一小塊,伊拉克其實也只是這個計畫的一小部份而已。
他們(布希政府)很清楚地表示,他們不只要伊拉克的政權改變,不只要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改變,而是要改造整個中東的政治版圖。對他們來說,911之後發起的戰爭是個機會,一旦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了軍事力量的威信,他們就不需要用實際的武力去擊敗每個中東國家的政府;伊拉克重建只是邁向一個更大政治版圖的一步而已。美國真正要作的是全球政治的大改組,希望在這個新的全球政治改組完成後,所有的政治,及文化、經濟的交流,全部都要經過美國。
讓我進一步說明這個新的政治版圖。其實我只是重複布希政府所講的,他們希望建立許多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那樣的東西,串聯起許多地域和國家;而這個新地區主義,將會由一群親美的國家和美國組成。因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歐洲的組織,但在中東可以有一個結合阿富汗、伊拉克、埃及、以色列的組織,再加上美國共同組成。另外,東亞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以由日本、南韓、台灣組成,再加上美國共同運作。這是一個新的地區主義,但一切的運作都要經由美國,正如衛星系統一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個輪子與輪軸,每個東西都要經由中央。但問題是,一個計畫最後的結果,往往會和計畫者當初所想的很不一樣。
在我們眼前,是一場長期戰爭的開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每一場戰爭都是地域性的,但同時也是全球的戰爭結構(global constellation of wars)中的一環。我們現在在經歷的是一個持久的全球戰爭,它會有各種區域性的面貌,但它並不是短期內可以結束的一場或兩場戰爭(如阿富汗戰爭或美伊戰爭)。這場戰爭不再只是各種戰火和殺戮,這場戰爭是各種暴力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新的戰爭是一種在傳統冷戰(Cold War)和熱戰(Hot War)之間的灰色地帶,這場戰爭是各式各樣的「非和平」(non-peace)。

Q:從最近幾年的發展來看,美國在國際上似乎有越來越多「單邊主義」動作,你怎麼解讀這些動作?這代表美國在「帝國金字塔頂端」的自我利益極大化?或者美國將成為新的帝國主義?
A:我不認為我們一定要把全球化和美國分開。當然美國是這個戰爭的主要參與者,但我不願意用美國國家利益的觀點去解釋這場戰爭,我認為重要的是透過這場戰爭去看清楚新的全球體系。當然,這個全球體系是對美國有利的,但這個體系並不是一個美國去奴役美國之外其它的國家的體系。
我們應該了解,軍事宰制的力量,有時反而是最弱的力量。從馬基維利(寫《君王論》的作者)以來很長的政治哲學傳統都認為,國家的主權無法由軍事力量來維持。事實上,軍事力量無法有持久性,它是脆弱、不穩定的。因此,主宰者必須要有被主宰者的共識(consensus)作為統治基礎,它必須得到服從和尊敬,才能實行它的宰制。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美國軍事優越的不足了;軍事優越甚至凸顯出美國的弱點,如果要有一個美國高高在上的全球權力結構,那麼這個結構就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來建立,它必須要藉由文化、社會、經濟等層面的形式,必須基於共識的基礎,而不是強迫的關係。
這場戰爭之後的美國形象其實是矛盾的。某方面來說,在軍事上美國似乎所向無敵,沒有其他國家可以碰它一根寒毛;這未必是事實,但外表上看起來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的是對美國的厭惡,反美的情緒幾乎在全世界都在持續加溫中。長期來說,美國並無法維持它要的那種全球秩序,也無法永遠維持自己的單邊利益。
全球秩序和權力的產生和維護,還是要靠美國和其它國家之間合作和共識來維繫。因此,從美國片面廢止「彈道飛彈協議」、退出「京都協議」、退出「反地雷國際公約」,還有美國拒絕加入國際犯罪法庭等案例來看,這些美國以單邊行動對抗多邊合作組織的例子,大概也只能是一時的,是目前美國在軍事掛帥階段的作法,雖然軍事力量能支持這樣的單邊主義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這樣解讀所謂美國的「反恐怖主義戰爭」,它事實上就是美國拒絕結束「對立的狀態」,以便讓戰爭的狀態可以保證美國在全球的優越地位。但我還是要強調,軍事的力量是脆弱的、也是不持久的,只能是階段性(transitory)的。

Q:是否可以談談歐洲未來的地位?在戰爭之前,以及在這次的戰爭中,歐洲的聲音與力量(包括法國與德國,以及俄國)被美國和英國充分壓制。在未來的世界中,歐洲是否將失去扮演國際重要角色的舞台?
A:我對戰前美國和歐洲(德國、法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的衝突的解讀是,這是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衝突,美國代表單邊全球操控,歐洲則代表多邊的全球操控。因此從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德對德國、法國形容的的「舊歐洲」一詞來看,很明顯的是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敵意衝突,他藉由這個「舊歐洲」的詞彙,來鞏固美國自己的單邊主義立場。
一旦我們這樣看,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它們只是不同的全球宰制的差異。或許,聯合國和德、法所倡導的多邊主義,是比較好一點的,但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一樣都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宰制,他們都壓抑一些地區,並且用各式標準建立種種疆界藩籬。
我們不應該認為這是「唯二」的兩種選擇。我們今日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去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體系,如何建立一種還不存在於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這兩種選擇之下的民主。
而且所謂的美國與舊歐洲的對立,其實仍是君王和諸侯之間的對立,雖然這牽涉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追根究柢,它還是菁英階級本身的對立。即使被美國視為敵人的賓拉登或海珊,他們也並不是貧民(the poor)的代表,其實只是當權階級的一部份,他們的意圖,同樣是要在更大的政治版圖中,得到更多的權力和宰制。

Q:在《帝國》一書中,你曾提到美國透過對全球核武(global nuclear)、金錢(money)與傳播通訊(ether)的控制,矗立在「全球帝國」的金字塔頂端。現在,在打完這場戰爭後,美國似乎又增加了對於石油(Oil)的絕對控制——石油既是重要能源,又是原先阿拉伯國家和某些中南美國家連結全球網絡的關鍵,這會帶來哪些新的影響?
A:這是個好問題。當東尼和我在《帝國》一書寫到「美國在帝國這個金字塔權力結構的頂端」時,我們的寫法其實是有自相矛盾的——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矛盾,不是我們不小心犯錯所造成的矛盾。我們很矛盾的說,美國並不是中心,但我們同時也說,美國現在是中心。我認為矛盾是有用的東西,我們並不能完全避免矛盾,因為常常是情勢本身有矛盾。
美國掌握了哪些權力?全球權力的主要關鍵包括資訊傳播的控制、金錢、軍力等等,現在我們可以再加上對石油的控制,這些都是在美國作為控制中心。金融的控制中心在紐約,軍事力量的控制中心在華盛頓,傳播通訊中心在好萊塢和洛杉磯,而石油控制中心可以說是在全美國。
美國無法用軍事的力量長久的維持它的優勢地位,它必須和別的國家取得共識和合作關係,這樣看來,美國並不是中心;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的確是中心。正如我先前的比喻所嘗試描繪的,美國現在是一個「獨裁式的君王」,但卻是一個「必須依附於貴族的君王」;它的確是在全球權力的金字塔的頂端,但另一方面,也許現在我們一時還看不到這一點,它的頂端和中心的位置,必須靠它和歐洲和其它國家的合作和依附關係來維繫。美國和整個權力系統是有矛盾的。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全球資本真的存在的話,那以全球資本的眼光來看,美國近日的作為並不符合全球資本的利益。從1990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基礎,都是仰賴於消弭疆界的分化、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資本的彈性和流通,以及勞工、資金、貨物交流的「去中心化」,這是增進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方法,但卻正是現在美國所企圖壓制的。美國現在做的是創造更多的經濟障礙,使經濟的交流更為困難,而且它還有使資金集中於美國的傾向。這都是不利於全球資本主義的作法。所以,軍事的一面倒是暫時的,最終它還是會讓位給比較重要的因素,而全球資本主義才是現在美國政治籌略的中心主軸。
而就算美國現在控制了中東的石油,它也無法長久維持它的控制。即使副總統錢尼擁有股份的美國石油公司現在有伊拉克的石油權,但是「美國公司」並不是美國。我認為美國公司、或法國公司擁有這些財富,不會有太大的不同,甚至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司也沒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一個主權國家(nation-state)的財富,和一個財團的財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把資本看做是一種全球的東西,而不是一個分開的、國家的財富。

Q:這一次的伊拉克戰爭結果,加上美國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駐軍的常態化,阿拉伯世界及伊斯蘭恐怖分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是否會導致更多未來的國際動盪?您認為美國——或「帝國」——有能力處理這個議題嗎?
A:有趣的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往美國都是自認、也被親美的國家認為是「維持世界穩定及和平的一股力量」。美國以往(它自己是這樣認為的)總是為了穩定情勢才採取行動。
的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確入侵了瓜地馬拉和智利,但一般而言,歐洲和許多國家還是認為美國是為全球和平穩定而戰的。但最近國際社會卻普遍把美國看成一個動盪的因素,美國近日的行動造成了全球的不安定,甚至無政府狀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我們只能用美國的全球野心來解釋它。
因為他們(美國政府)並不滿意現狀,為了重新改變全球的權力秩序,他們必須先打破穩定(destabilize)。但問題是美國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美國現在在阿富汗駐軍,但是阿富汗現在並不和平。從某方面來說,美國其實是在創造更多問題,而不是在解決問題。把這些戰爭看成穩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這些戰爭最終都會造成動盪。
如果我們相信布希政權講的話,他們以為在美軍攻入伊拉克時是會被鮮花和親吻迎接的,他們認為戰爭會是短暫的,但這是很愚蠢的想法,他們大錯特錯。布希政權認為他們會被伊拉克人民當作是解放者,是帶來和平的人,他們以為他們可以創造一個全球系統,在其間他們可以單邊地操縱,他們是錯了。但「他們錯了」的這個事實,對我們並不是件好事。至少,在最近的未來中,他們的錯誤將帶來各種新的悲劇。

Q:你曾經提出的全球民主的概念,這個全球民主的概念,和一般民主的概念有什麼不同?在這次的伊拉克戰爭中,一開始美國是以要消除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為藉口,但後來取而代之的是對伊拉克的「民主解放」,民主反而成了戰爭的理由。你所說的全球民主,又該如何成為和平的理念?
A:我們不能否認戰前的伊拉克是處於不民主的狀態,但顯然,由這場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民主的概念是個很貧血的民主。民主不只在每個國家都處於危機狀態(美國的2000年大選就是一例),如果以更大的視野來看,在全球的規模中,民主的危機就更加劇烈了。過去人們把美國和美國的軍隊當作民主的代表,把國際貨幣基金會當作代表全球利益的組織,但國家框架下民主概念的適用性已經達到它的極限了,我們必須創造新的全球民主的概念來取代它。
我們必須用全球的觀點來思考民主,不能只把國家下面的民主概念延伸,我們必須想像新的民主,一種可以和現在全球的狀況相呼應的民主。這是一個積極的任務,因為以往反全球化運動都集中於負向的思考,主要在去鼓吹了解在全球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的缺乏。我所想做的,是去想像「另一種全球化」(an alternate globalization)。這個全球化中,沒有一個世界必須回到地區主義,這個全球化的準則,是自由、平等、和民主。這是全球化的議題裏面,最大的挑戰。
這種層次的民主是需要組織的,但是,這個組織絕對不會是現存的組織。一般人談到全球民主時候,想到的是美國政府「極大化到全世界」,所以你會有美國式的國會、眾議院,然後成立一個像人民大會的聯合國組織。那也許是現狀的改善,然而我認為這是不夠的,這是一種舊的思維,和現存的新的全球化狀況不盡符合。我們必須創造出新的形式組織,新到可以因應這些挑戰的組織,雖然我還不完全確定這個新組織的詳細內容會是什麼。
真正的挑戰是去想像什麼是真的民主。民主的意義是不為其他的組織所統治,我們應該建立一種人人、任何團體都有同等治理權的民主。世人現存的政治想像的缺乏,不應該把我們引到絕望當中,我們現在需要新的思維,這或許可以從不同領域的思想對話開始;以往人們總是覺得懂政治的人不懂經濟、懂經濟的人不懂文化,但在目前的全球化的發展中,我們更需要跨學派與跨領域之間的對話,這也是我嘗試去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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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與創意改寫食農未來:好食好事加速器第八屆 Demo Day 登場
用科技與創意改寫食農未來:好食好事加速器第八屆 Demo Day 登場

在科技重塑萬物的時代,飲食與農業的創新也正悄然發酵。台灣唯一專注於食農科技創業輔導的「好食好事加速器」,將於10月30日舉辦第八屆Demo Day。活動將邀請13 家入選新創登台發表,聚焦食農科技、AI供應鏈和飲食創新三大面向,分享他們如何以科技、創意和永續理念,改寫食農產業的未來。現場亦同步規劃「未來食農展演區」,集結本屆共17 家新創團隊,展示最前沿的產品與服務,從飲食創新到食農產業的智慧應用,讓與會者一次看見未來食農的全景樣貌。

化身食農新創關鍵推手,創整體存活率95%佳蹟

好食好事加速器營運總監張正瑜指出,好食好事加速器自2018年啟動以來,至今已輔導 78 家食農新創團隊、累積總資本額達新台幣22.6億元,整體成長率達 114%,整體存活率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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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好食好事

這些成果不僅展現了台灣食農新創的韌性與潛力,更凸顯好食好事加速器在背後扮演的關鍵推手角色,透過系統化輔導、跨域資源鏈結與市場驗證,讓食農創業者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更穩的步伐邁向成功。而因應食農產業的轉型趨勢與全球永續浪潮,今年加速器特別聚焦在以下兩大重點,一是運用科技和創新推動食農產業升級,二是加速飲食創新發展。

食農科技+AI供應鏈,以數位創新驅動食農產業升級

根據張正瑜的觀察,多數人對食農產業的想像皆停留在農作物生產階段,但這其實太過狹隘,「食農產業的真正範圍很廣,從『產地到餐桌』乃至『再循環』的整條供應鏈,都應該被納入其中,」張正瑜說,這當中包含生產、批發零售、物流、用餐場域、包裝材質的選用,甚至或廚餘與農業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等議題,這些都屬於食農產業的一環。

為了提升食農產業價值,今年入選團隊中,有許多聚焦於 AI、數位科技、永續再生等領域的新創,透過創新的解決方案去優化供應鏈各個節點,讓創新不只發生在農田,而能延伸至整個產業鏈。舉凡食農科技、AI 供應鏈等議題,其目的都是運用科技與創新思維推動食農產業升級。

其中,食農科技指的是,運用創新技術或數位科技改變傳統農作物的生長模式與管理方式,本屆入選團隊好食Agri Optech,便是以室內植物工廠為核心,自主開發高效植物照明技術與模組化系統,不僅大幅節省能源與水的耗用量,更能降低疏菜耗損量,與國際植物工廠解決方案相比,好食Agri Optech無論在價格或營運效能上都極具競爭力,如今更透過好食好事加速器的輔導與媒合,成功對接至連鎖早餐品牌,擴大產品通路與市場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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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AI供應鏈,則是運用人工智慧讓供應鏈更透明、暢通與高效。例如本次入選團隊——團薦科技開發出的AI零售選址平台,可以透過數據與 AI 模型分析人流熱點、預測未來3個月內的營收表現與展店成功率,協助企業找出最具潛力的展店地點。這項技術不僅提升選址決策的速度和精準度,也大幅優化展店流程與整體效率,同時在加速期間,透過業師牽線順利取得與大型連鎖手搖飲品牌合作的機會。

整合大拙匠人資源,加速推動飲食創新

至於本屆加速器的第二個特色——飲食創新,好食好事攜手新興食品品牌「大拙匠人」推出FMCG(快速消費品)加速項目,將具備台灣特色和在地風味的食品,結合新食材、新技術或新包裝,轉化成可在主流通路販售的商品,進一步走向更廣泛的國際市場。

舉例來說,本次入選團隊阿勇家餐飲,是一家擁有 60 年經驗的辦桌團隊,透過與大拙匠人合作開發新產品,使傳統的辦桌料理得以用全新的形式進入零售通路,從節慶餐桌延伸至日常家庭,甚至邁向海外市場,讓全球都能感受台灣獨有的辦桌文化。

另一家入選團隊日日好食,雖然與大拙匠人同樣主打麵類商品,但其強調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健康取向,與大拙匠人的主要產品鵝油拌麵,各具不同特色、形成互補,雙方在加速期間不僅共同探索合作開發新商品的可能性,大拙匠人更分享自身進軍大型通路的實戰經驗,協助新創掌握通路策略與進入國際市場的運作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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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好食好事

不只如此,日日好食也透過好食好事加速器的引薦,接受曾任直銷企業高階主管的業師輔導,進一步優化經營策略、提升銷售表現,並對接大型食品公司洽談合作機會,同時也與海外加速器建立連結,為進軍北美市場做好準備。

「我們想做的不只是產品創新,更是『台灣味』的文化傳承與品牌輸出。」張正瑜強調,把餐飲料理轉化成標準化商品,不僅能擴大銷售通路和市場,更能縮短備菜的人力和時間,成為解決餐飲業人力短缺的有效途徑。

從在地出發,鏈結全球:好食好事推動食農新創國際化

張正瑜認為,台灣食農技術和食品產業都具有很強大的市場競爭力,新創團隊應該更具企圖心,在創業的第一天就放眼海外市場。正因如此,好食好事加速器不僅致力於培育在地新創,更積極推動國際鏈結,透過海外社群串聯日本、新加坡、印尼、北美等地的食農科技與創業生態圈,希望將台灣的新創力量推向全球舞台。

今年 5 月,加速器便帶領校友團隊前往日本參加 SusHi Tech Tokyo 2025(Susai Tech)展會,與日本當地的食農科技團隊與投資人交流;預計 11 月前往新加坡和印尼,透過新加坡知名的食農科技加速器 Innovate 360,接觸具潛力的投資與合作夥伴,並對接由印尼最大食品集團三林集團(Salim Group)成立的加速器 Innovation Factory,進一步串聯當地的大型零售與食品企業,為台灣食農新創開啟跨國合作與市場落地的新契機。

從在地創新到國際鏈結,好食好事加速器持續為台灣食農新創打造更廣闊的舞台。現在就報名 10 月 30 日第八屆 Demo Day,一同見證台灣食農創新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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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好食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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