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SARS年代

2003.05.15 by
數位時代
後SARS年代
傳染病穿透國界,也穿透老舊的政府與社會安全體系,因此爭吵於誰該負責,終將只是口水泡沫,制度、視野、反芻、動手、打造,將是5月後台灣最重要的任...

傳染病穿透國界,也穿透老舊的政府與社會安全體系,因此爭吵於誰該負責,終將只是口水泡沫,制度、視野、反芻、動手、打造,將是5月後台灣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入冬後,SARS仍將再來,這就是「後SARS年代」的真義……。
即使長年在爆發戰爭的陰影下,台灣從未感到如此不安。五月的第1週,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台北成為「SARS高度感染區」,扮演台灣對外門戶的中正機場空空蕩蕩,出入境人數出現1980年以來的新低量,跌破9000人大關。「實在很難想像,現在越南比台灣還安全,」剛從胡志明市回來的Sharon是長榮空服員,每月的飛行時數已降到平常的2/3,「在台北,我每天要量3次體溫,看電視上的報導,好像到處都有危機。」
全世界有數十億人有同樣的感覺。雖然疾病造成的實質傷亡僅佔全體人口的一小部份,從北京到雪梨,民眾對SARS的恐慌卻一發不可收拾,「SARS的爆發流行(outbreak)有兩種,一種是實體病毒透過帶原者的傳播,另一種是公眾恐慌、焦慮和歇斯底里的傳播,」澳洲馬奎里大學教授彼得‧柯森(Peter Curson)坦率指出,所謂的SARS危機反射了許多人對「危險」的刻板印象,例如「外來者是不安全的」、「專家與政府是不可信任的」,「SARS凸顯了我們面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時是多麼地笨拙,在面對戲劇性的變化時,我們又是多麼地過度反應。」

**恐慌與面臨的風險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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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人類第一次面對高危險性的傳染病。19世紀從亞洲發源的霍亂,在印度爆發大流行,隨著當時日益頻繁的海陸交通,一路傳到時值政治與社會動盪期的歐洲大陸,對許多國家造成嚴重打擊。即便到了20世紀,在1918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更是人類近代史上的悲劇,在整個流行期間,全球有超過4000萬人因感染而死亡。
天花、瘧疾、黃熱病、鼠疫、傷寒、麻疹和小兒麻痺,都曾經造成人類的巨大傷亡:1655年的英國倫敦,在7個月內有14%的居民因鼠疫而死亡;1793的美國費城,在4個月內有10%的人口因為黃熱病而猝逝;在1918到1919年間,美國軍隊有80%的成員因為感染流行性感冒而送命,當時在歐洲的德國、英國與法國軍隊,因感冒而死的人數,遠遠超過戰爭中的傷亡。
SARS的致死率和傳染速度,並不比歷史上的許多疾病可怕,但卻引起一般民眾的劇烈恐慌,因為這是新型態的病毒,人們對未知的疾病向來恐懼,「陌生的、而且是外來的(exotic)的傳染病,總是讓人類社會驚慌失措,」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李尚仁,是台灣少數具備疾病史與醫療史專業的學者,就認為SARS對人群的「社會效應」其實遠大於對身體的「健康效應」,「這很像19世紀,霍亂或黃熱病在歐洲和美洲所造成的死亡,遠不如肺結核或白喉這些傳染病,卻受到媒體和醫學界的嚴重關切,一般大眾也莫名恐慌;因為霍亂或黃熱病跟SARS一樣,都是外來引入的新疾病,」他指出。

**全民一起調整觀念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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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最早因為感染SARS發病死亡的,很多是專業的醫護人員(例如台灣的和平醫院護士、最早為SARS命名的醫生厄巴尼(Carlo Urbani)),這給公眾很大的震撼,留下了「連先進科學也束手無策」的印象。再者,多數傷亡者並沒有像許多傳染病患者一樣,集中在中下階層或貧窮國家(如至今仍是人類殺手的瘧疾和肺結核,每天因此死亡的超過3000人),而是香港、多倫多、新加坡、台北等先進城市中經濟與社會地位很高的中產階級,讓這個新病毒迅速成為全球媒體焦點。
平心而論,SARS的危險,並不比其他就有的疾病或日常生活中的意外高,「從風險管理的角度而言,在台北街頭開車,出車禍死亡的機率還比得到SARS死亡大!」李尚仁認為民眾不需過度焦慮,「適當的防範是必要的,但現在的緊張和相對應的風險,卻完全不成比例。」翻開統計資料,台灣一年有超過8000人因車禍喪生(平均每天超過20起),每天有將近90人因為癌症死亡;感染肺結核這種「老牌傳染病」過世的,一年在台灣也有1300人,卻沒有激起相對應的恐慌。
「把SARS看成是黑死病,這是不正確的觀念,」曾擔任衛生署副署長的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副校長楊志良,從另類角度觀察民眾對SARS的防範,認為今年台灣的感冒和腸病毒流行將大幅下降,因為大家都為了SARS戴口罩、勤洗手,「這也是好事,」不過楊志良仍憂慮,高度恐慌和喪失自信心,會是全民防疫的最大敵人,「政府和民眾都要調整觀念和做法,才能打贏抗SARS的長期戰爭。」

**全世界已進入後SARS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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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一如911改變了全世界對「戰爭」的想像,SARS也改變了許多人對「風險」的理解。SARS造成的人身、政治、經濟與社會風險的「全球傳播效應」,迫使從個人到企業、家庭和政府的決策,都必須將風險因素納入考量。即使SARS流行的高峰期仍未過去,防疫也可能是長期抗戰,我們卻已正式進入了「後SARS時代」(Post SARS Era)——一個政府、企業、個人和國際組織,都必須改變心態和作法,以管理各種「全球化風險」的時代。
「這次大家都學到教訓,」政大社會系教授顧忠華認為SARS會帶來正面效應,過去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爆炸,讓歐洲重新思考「風險社會」的內涵,現在的SARS風波,也促使全世界反省「全球化風險」的意義,「全球化的過程不可能逆轉,更多的單位需要合作,要發展新的機制和關係網絡,才能管理好這些風險。」
對某些國家而言,風險管理不當的代價非常沈重。以台灣為例,能否順利加入WHO仍屬未知數,卻已被迫加入這個跨國組織每日評鑑一回的「國際管理競賽」(每日病例5起以下,就可由旅遊警告通告中除名);WHO針對全球疫情發佈的訊息,被各國政府和跨國企業奉為圭臬,台灣如今被視為「SARS高度感染區」,代表隨時有可能被各國隔離,在台灣的跨國企業也可能因此調整佈局,「政府和企業的動態變得非常透明,如果隱瞞或作法不當,很容易引發信心危機,」萬博宣偉公關顧問公司台灣區總經理廖育珩觀察。
「WHO掌握了SARS疫情的解釋權,為每個國家打分數,造成績效壓力,」研究全球化現象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曾嬿芬分析,SARS的傳播、各國政府的反應和WHO的對策,重新改造了原有的全球地理圖像,「傳染病輕易跨越了國界限制,WHO對各國疫情的分類評比,更讓既存的疆界流動。」
對企業來說,SARS強化了平日要預作危機管理的信念,更可以檢驗企業的系統能否面對變局、迅速回應,「這是我們練內功的最好時機,」明基電通董事長李焜耀就正面看待SARS的衝擊。像SARS這種難以預測的災難,在往後也會繼續出現,企業即使事先購買因應各項風險的保單,一遇上這樣牽連廣大的事件,再完善的保險也無法補償可能喪失的顧客信心、公眾形象、市場地位和資源。當各家企業都面臨同樣高的外部風險,因應緊急事故的業務維續(business continuity)措施能否順利執行,便成為個別企業脫穎而出的關鍵。

**引發新的改革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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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SARS對大家的業務都會有影響,但長期來看,會讓跨國企業更重視全面性的風險控管,」安捷倫科技大中國區董事長詹文寅表示,以中國大陸為例,除非疫情繼續擴大,跨國企業不見得會改變對中國的長期策略,「大家批評中國政府不透明,但中國幾百年來都有這個問題,SARS只是把它凸顯出來,中國有可能加強這方面的改革,未必是壞事。」
不管是國家或企業的改革,在後SARS時代,新的風險管理和治理架構(governance structure)都將不再遵照「自由市場/國家行政」這種單純的二分法,許多事務的管理必須更加細緻,更需要跨區域、跨組織與跨系統的「網絡式協調整合」(network coordination)。從原本許多人認為「單純的抗疫工作」便可看出,這不只是一國政府的內部行政事務(不是中央或地方,也不只是中央加地方),更牽涉到跨國組織的溝通(WHO和各國政府),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合作(慈濟義工與企業的出錢出力),社區與家庭成員的動員(對居家隔離者的關懷、社區防疫日常工作的持續),以及各種社團和醫療組織的資訊分享。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便認為,近年來從東亞金融風暴、911事件到SARS風波,證明當前的市場機制、國家機構和全球治理機制三個環節已經嚴重失衡,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一套緊密完整的多邊協調與管理機制,才能有效處理各項全球性的議題,「人類社會的高度相互依存很難走回頭路,」朱雲漢呼籲,「如果不能獲得根本性的矯治,更大規模的生態災難與經濟危機,絕對為期不遠。」

**發現人性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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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疾病帶來破壞,但也促進改革。中世紀在歐洲橫行的黑死病,迫使行政單位重視人口統計,以期有效掌握戶籍的變動;19世紀流行的霍亂、黃熱病和傷寒,使許多城市規劃都市基礎建設,尤其是下水道和淨水處理系統;二次大戰期間針對傳染病施行的防疫與營養計畫,在戰後推廣至落後地區,讓許多國家建立全國性的公共衛生體系。「我們太久沒有經歷像SARS這樣的危機,它揭露原本隱藏的問題,也是推動改革的契機,」研究醫療史與科技史超過20年的清大歷史所教授傅大為,對這場「SARS危機」抱持樂觀期許。
SARS還沒有過去,但人們已必須改變心態,接受病毒可能與我們長期相處的事實。「這不是一個最後獲得勝利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Albert Camus)在1947年出版的《瘟疫》中,寫下這則描述人類集體命運的寓言,「而是人必須做什麼、在那永無終止的戰鬥中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小說以阿爾及利亞一座被鼠疫襲擊的城市為背景,在恐怖的死亡傳染下,人類的信任關係受到破壞,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但就在城市崩潰之際,一群平凡人掙扎而起,開始互相溝通、嘗試理解對方的處境,在絕望中走出瘟疫的困境。
「儘管個人會遭受痛苦,但他們卻努力讓自己成為治療者」--在SARS之後,如果我們還能夠學到什麼,應該就是這位法國小說家的見證,「在瘟疫時期,我們獲得的教訓正是:在人類當中,值得讚美的事,仍比值得鄙視的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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