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穿透國界，也穿透老舊的政府與社會安全體系，因此爭吵於誰該負責，終將只是口水泡沫，制度、視野、反芻、動手、打造，將是5月後台灣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入冬後，SARS仍將再來，這就是「後SARS年代」的真義……。
即使長年在爆發戰爭的陰影下，台灣從未感到如此不安。五月的第1週，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台北成為「SARS高度感染區」，扮演台灣對外門戶的中正機場空空蕩蕩，出入境人數出現1980年以來的新低量，跌破9000人大關。「實在很難想像，現在越南比台灣還安全，」剛從胡志明市回來的Sharon是長榮空服員，每月的飛行時數已降到平常的2/3，「在台北，我每天要量3次體溫，看電視上的報導，好像到處都有危機。」
全世界有數十億人有同樣的感覺。雖然疾病造成的實質傷亡僅佔全體人口的一小部份，從北京到雪梨，民眾對SARS的恐慌卻一發不可收拾，「SARS的爆發流行（outbreak）有兩種，一種是實體病毒透過帶原者的傳播，另一種是公眾恐慌、焦慮和歇斯底里的傳播，」澳洲馬奎里大學教授彼得‧柯森（Peter Curson）坦率指出，所謂的SARS危機反射了許多人對「危險」的刻板印象，例如「外來者是不安全的」、「專家與政府是不可信任的」，「SARS凸顯了我們面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時是多麼地笨拙，在面對戲劇性的變化時，我們又是多麼地過度反應。」
**恐慌與面臨的風險不成比例
**
這並不是人類第一次面對高危險性的傳染病。19世紀從亞洲發源的霍亂，在印度爆發大流行，隨著當時日益頻繁的海陸交通，一路傳到時值政治與社會動盪期的歐洲大陸，對許多國家造成嚴重打擊。即便到了20世紀，在1918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更是人類近代史上的悲劇，在整個流行期間，全球有超過4000萬人因感染而死亡。
天花、瘧疾、黃熱病、鼠疫、傷寒、麻疹和小兒麻痺，都曾經造成人類的巨大傷亡：1655年的英國倫敦，在7個月內有14%的居民因鼠疫而死亡；1793的美國費城，在4個月內有10%的人口因為黃熱病而猝逝；在1918到1919年間，美國軍隊有80%的成員因為感染流行性感冒而送命，當時在歐洲的德國、英國與法國軍隊，因感冒而死的人數，遠遠超過戰爭中的傷亡。
SARS的致死率和傳染速度，並不比歷史上的許多疾病可怕，但卻引起一般民眾的劇烈恐慌，因為這是新型態的病毒，人們對未知的疾病向來恐懼，「陌生的、而且是外來的（exotic）的傳染病，總是讓人類社會驚慌失措，」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李尚仁，是台灣少數具備疾病史與醫療史專業的學者，就認為SARS對人群的「社會效應」其實遠大於對身體的「健康效應」，「這很像19世紀，霍亂或黃熱病在歐洲和美洲所造成的死亡，遠不如肺結核或白喉這些傳染病，卻受到媒體和醫學界的嚴重關切，一般大眾也莫名恐慌；因為霍亂或黃熱病跟SARS一樣，都是外來引入的新疾病，」他指出。
**全民一起調整觀念和做法
**
另一方面，最早因為感染SARS發病死亡的，很多是專業的醫護人員（例如台灣的和平醫院護士、最早為SARS命名的醫生厄巴尼(Carlo Urbani)），這給公眾很大的震撼，留下了「連先進科學也束手無策」的印象。再者，多數傷亡者並沒有像許多傳染病患者一樣，集中在中下階層或貧窮國家（如至今仍是人類殺手的瘧疾和肺結核，每天因此死亡的超過3000人），而是香港、多倫多、新加坡、台北等先進城市中經濟與社會地位很高的中產階級，讓這個新病毒迅速成為全球媒體焦點。
平心而論，SARS的危險，並不比其他就有的疾病或日常生活中的意外高，「從風險管理的角度而言，在台北街頭開車，出車禍死亡的機率還比得到SARS死亡大！」李尚仁認為民眾不需過度焦慮，「適當的防範是必要的，但現在的緊張和相對應的風險，卻完全不成比例。」翻開統計資料，台灣一年有超過8000人因車禍喪生（平均每天超過20起），每天有將近90人因為癌症死亡；感染肺結核這種「老牌傳染病」過世的，一年在台灣也有1300人，卻沒有激起相對應的恐慌。
「把SARS看成是黑死病，這是不正確的觀念，」曾擔任衛生署副署長的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副校長楊志良，從另類角度觀察民眾對SARS的防範，認為今年台灣的感冒和腸病毒流行將大幅下降，因為大家都為了SARS戴口罩、勤洗手，「這也是好事，」不過楊志良仍憂慮，高度恐慌和喪失自信心，會是全民防疫的最大敵人，「政府和民眾都要調整觀念和做法，才能打贏抗SARS的長期戰爭。」
**全世界已進入後SARS時代
**
無論如何，一如911改變了全世界對「戰爭」的想像，SARS也改變了許多人對「風險」的理解。SARS造成的人身、政治、經濟與社會風險的「全球傳播效應」，迫使從個人到企業、家庭和政府的決策，都必須將風險因素納入考量。即使SARS流行的高峰期仍未過去，防疫也可能是長期抗戰，我們卻已正式進入了「後SARS時代」（Post SARS Era）——一個政府、企業、個人和國際組織，都必須改變心態和作法，以管理各種「全球化風險」的時代。
「這次大家都學到教訓，」政大社會系教授顧忠華認為SARS會帶來正面效應，過去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爆炸，讓歐洲重新思考「風險社會」的內涵，現在的SARS風波，也促使全世界反省「全球化風險」的意義，「全球化的過程不可能逆轉，更多的單位需要合作，要發展新的機制和關係網絡，才能管理好這些風險。」
對某些國家而言，風險管理不當的代價非常沈重。以台灣為例，能否順利加入WHO仍屬未知數，卻已被迫加入這個跨國組織每日評鑑一回的「國際管理競賽」（每日病例5起以下，就可由旅遊警告通告中除名）；WHO針對全球疫情發佈的訊息，被各國政府和跨國企業奉為圭臬，台灣如今被視為「SARS高度感染區」，代表隨時有可能被各國隔離，在台灣的跨國企業也可能因此調整佈局，「政府和企業的動態變得非常透明，如果隱瞞或作法不當，很容易引發信心危機，」萬博宣偉公關顧問公司台灣區總經理廖育珩觀察。
「WHO掌握了SARS疫情的解釋權，為每個國家打分數，造成績效壓力，」研究全球化現象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曾嬿芬分析，SARS的傳播、各國政府的反應和WHO的對策，重新改造了原有的全球地理圖像，「傳染病輕易跨越了國界限制，WHO對各國疫情的分類評比，更讓既存的疆界流動。」
對企業來說，SARS強化了平日要預作危機管理的信念，更可以檢驗企業的系統能否面對變局、迅速回應，「這是我們練內功的最好時機，」明基電通董事長李焜耀就正面看待SARS的衝擊。像SARS這種難以預測的災難，在往後也會繼續出現，企業即使事先購買因應各項風險的保單，一遇上這樣牽連廣大的事件，再完善的保險也無法補償可能喪失的顧客信心、公眾形象、市場地位和資源。當各家企業都面臨同樣高的外部風險，因應緊急事故的業務維續（business continuity）措施能否順利執行，便成為個別企業脫穎而出的關鍵。
**引發新的改革契機
**
「短期內，SARS對大家的業務都會有影響，但長期來看，會讓跨國企業更重視全面性的風險控管，」安捷倫科技大中國區董事長詹文寅表示，以中國大陸為例，除非疫情繼續擴大，跨國企業不見得會改變對中國的長期策略，「大家批評中國政府不透明，但中國幾百年來都有這個問題，SARS只是把它凸顯出來，中國有可能加強這方面的改革，未必是壞事。」
不管是國家或企業的改革，在後SARS時代，新的風險管理和治理架構（governance structure）都將不再遵照「自由市場/國家行政」這種單純的二分法，許多事務的管理必須更加細緻，更需要跨區域、跨組織與跨系統的「網絡式協調整合」（network coordination）。從原本許多人認為「單純的抗疫工作」便可看出，這不只是一國政府的內部行政事務（不是中央或地方，也不只是中央加地方），更牽涉到跨國組織的溝通（WHO和各國政府），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合作（慈濟義工與企業的出錢出力），社區與家庭成員的動員（對居家隔離者的關懷、社區防疫日常工作的持續），以及各種社團和醫療組織的資訊分享。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便認為，近年來從東亞金融風暴、911事件到SARS風波，證明當前的市場機制、國家機構和全球治理機制三個環節已經嚴重失衡，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一套緊密完整的多邊協調與管理機制，才能有效處理各項全球性的議題，「人類社會的高度相互依存很難走回頭路，」朱雲漢呼籲，「如果不能獲得根本性的矯治，更大規模的生態災難與經濟危機，絕對為期不遠。」
**發現人性的光輝
**
回顧歷史，疾病帶來破壞，但也促進改革。中世紀在歐洲橫行的黑死病，迫使行政單位重視人口統計，以期有效掌握戶籍的變動；19世紀流行的霍亂、黃熱病和傷寒，使許多城市規劃都市基礎建設，尤其是下水道和淨水處理系統；二次大戰期間針對傳染病施行的防疫與營養計畫，在戰後推廣至落後地區，讓許多國家建立全國性的公共衛生體系。「我們太久沒有經歷像SARS這樣的危機，它揭露原本隱藏的問題，也是推動改革的契機，」研究醫療史與科技史超過20年的清大歷史所教授傅大為，對這場「SARS危機」抱持樂觀期許。
SARS還沒有過去，但人們已必須改變心態，接受病毒可能與我們長期相處的事實。「這不是一個最後獲得勝利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Albert Camus）在1947年出版的《瘟疫》中，寫下這則描述人類集體命運的寓言，「而是人必須做什麼、在那永無終止的戰鬥中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小說以阿爾及利亞一座被鼠疫襲擊的城市為背景，在恐怖的死亡傳染下，人類的信任關係受到破壞，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但就在城市崩潰之際，一群平凡人掙扎而起，開始互相溝通、嘗試理解對方的處境，在絕望中走出瘟疫的困境。
「儘管個人會遭受痛苦，但他們卻努力讓自己成為治療者」－－在SARS之後，如果我們還能夠學到什麼，應該就是這位法國小說家的見證，「在瘟疫時期，我們獲得的教訓正是：在人類當中，值得讚美的事，仍比值得鄙視的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