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韓國平均國民所得再次突破1萬美元，回到1997年水準，整個社會從總統到企業主管進行大換血，完成一場沒有槍聲的革命。
45歲的黃璟錫，是韓國LG（樂金）電子數位家電事業本部常務（相當於美國企業的副總裁），主管海外冷氣機和壓縮機銷售業務。黃璟錫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法語，先前曾外派法國負責當地業務，是樂金目前最年輕的常務，過去要升上這個職位，至少得等到55歲。
黃璟錫不是韓國企業特例。三星電子現任首席手機設計師，才29歲，只有高中文憑，在公司內卻像博士一般受尊重，顛覆了三星過去重學歷，只用漢城、延世和高麗大學等名校畢業生的傳統。
年輕化和專業化，是韓國社會當前流行現象，也是韓國要成為東北亞經濟樞杻的驅動力量。
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韓國企業的結構，與日本類似，以規模龐大、轉投資事業複雜的集團為主，稱為「財閥」（chaebol），經營階層年齡偏高，核心幹部都在60歲以上，升遷主要看年資和人際關係。「大企業以前徵才都看血緣（是否有家族關係）、地緣（是否和高層同鄉）和校緣（是否名校畢業），不符合條件的很難進去，」韓國建國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素秋強調。

**經營重點回歸以績效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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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指出，日本在戰敗後為求社會安定以利經濟發展，乃由企業帶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像是承諾「員工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依照年資升遷），以避免失業和罷工造成社會問題。這原是出於善意，日後卻成為日本企業缺乏創意和組織僵化的元凶。
曾被日本殖民40年的韓國，在企業制度上深受日本影響，而且尤有過之。自1982年派駐韓國的英國資深記者伯瑞恩（Michael Breen），在所著《韓國人》（The Koreans）一書中指出，韓國政府每年會指定各大企業有「配額」（quota），規定要招募多少畢業生，不論這些企業是否真有擴編需求，而聽話的企業才能得到銀行貸款。
金融風暴時，韓國政府和許多企業瀕臨破產，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等承諾跟著跳票，企業為自保而大幅裁員並更新經營團隊，回歸以績效為指標，而不是努力和政府建立關係。這使得年輕有能力的工作者，一批批被拔擢上來，接替原有經營階層汰換留下的空缺。「1997年以前，韓國向日本企業看齊，1997年以後，韓國改向美國企業學習，」知名市場研究機構IDC韓國分公司總經理吳德煥比較。
這是一次社會大換血，在其他國家可能要花幾個世代才完成，韓國卻因為要克服金融風暴這個生存危機，而進行整個社會換血。

**銀行只借錢給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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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所以重生，首先來自大刀闊斧改革積習已久的金融體系。以往韓國政府控制銀行，藉由審核銀行放款業務，來間接控制企業，而企業則私下以政治獻金來攏絡執政者，換取資源，這種「政府─銀行─企業」間的畸型關係，嚴重扭曲市場機制，衍生出許多弊端。
伯瑞恩點明，弊端之一，就是銀行只借錢給大企業，中小企業很難借到錢（他們無法提供大量政治獻金），使韓國產生許多地下錢莊，專門借錢給中小企業，月利率甚至高達15％。因為有暴利空間，大企業在付款給下游中小型供應商時，常蓄意拖欠，票期可拖到半年以上，原本該付的現金則先轉到地下錢莊，賺取高額利息。
此外，銀行在審核貸款案件時，只看企業規模，不看獲利，促使企業編列假帳、或只重視衝大營收，只要有機會什麼行業都涉足，財閥之間彼此事業都很像，比方三星、現代和大宇都有汽車事業，三星、現代和樂金都有半導體事業，重複投資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1998年上台的金大中政府，帶頭進行金融改革，讓體質不佳的銀行倒閉或合併，強迫大企業各有專注領域，不再像過去包山包海，以及開放外資進來標購財務困難的韓國企業，讓韓國經濟逐步走出人為操控，回歸市場機制。
除了引進外資和外國制度，韓國最大的改變，是跨出朝鮮半島與世界接軌。韓國過去是向內看的國家，企業重視國內市場高過國外市場。自1970至2002這32年間，韓國經濟只有9年是出超，有23年是入超，在亞洲四小龍（另外三條龍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以出口為導向的競賽中表現最差，國民所得也是四小龍中最低。

**放眼全球市場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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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金融風暴後，韓國政府大力鼓勵產品出口，在韓圜當時重貶近5成的有利因素下，韓國在1998年創下出超380億美元新紀錄（1997年入超50億美元），此後年年出超，歷年累計出超終於在2002年打平累計入超。「現在不能只看韓國市場，要看全球市場，走出去才有機會，」台灣LG商品企劃部協理趙昺模強調。
38歲的趙昺模，先前在韓國的大宇集團工作，曾派駐中國成都5年，中國普通話相當流利。
趙昺模離開大宇加入LG後，被派到台北已一年多。隨著韓國企業積極征戰海外，LG和三星都有全球品牌行動，像趙昺模這樣外放的韓國企業主管，愈來愈多。在漢城汝矣島的LG總部，員工有8千多位，但平常進辦公室的不到7千，「很多人是四處飛來飛去，」在總部一樓的大廳中，趙昺模指出。
從向內看轉為向外看，韓國企業迫切需要涉外能力人才，特別是具備英文能力，這也引發韓國上下近年來的學英文熱潮。大學畢業生要進LG，「多益」（TOEIC，一種商業英文考試）至少要考600分，在公司內要被升為主管則需750分以上。三星和鮮京（SK）等其他企業的要求也類似。「在韓國，要找到好工作，英文是必備條件，每次一進圖書館，就看到許多人在看書準備多益考試，」建國大學三年級學生文德一說。
學習中文是另一項熱門課程。漢城街頭林立的英文和中文補習班，與密密麻麻的網咖相互比美。「會說漢語，找工作很方便，將來可以被派到中國，或處理和中國有關的業務，」知名女校梨花大學四年級學生金貞賢說。
文德一和金貞賢是20出頭的年輕人，中英文有相當基礎，心目中的理想工作不一定是在漢城，而是能夠外派，即使留在漢城，也希望工作是與涉外事務有關，而且他們在學期間就已經在準備。文德一曾以交換學生身分在北京進修一年半，今年9月還預計來台北的文化大學進修，金貞賢則是以自助旅行方式，遊歷北京、上海和昆明等城市，親身體驗中國各地民情。
年輕人渴望向外接觸新事物的態度，反映了企業取才標準的調整，過去重視年資和名校背景的傳統，在韓國企業進一步融入國際競爭環境、講求經營績效後，開始質變。

**打破傳統就業觀社會再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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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G，並不特別強調年輕和外派經驗，但是像黃璟錫這個層級的高階主管，大都不到50歲且有外派經驗。LG在應徵新人時，揚棄傳統考試，改以詢問像「在沙漠中如何賣電視？」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測試臨場反應。在LG內部，除非有客戶來訪，否則平常不打領帶，可以穿休閒服上班。對比日本商社職員的西裝筆挺，LG刻意鬆綁外形一新耳目。
去年，三星錄取兩位建國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結果引起校園騷動，因為「破了系上紀錄，以前三星只用前三大名校學生，但現在名校色彩正逐漸淡化，」建國大學中文系教授黃素秋觀察。
員工對企業的態度也在轉變，在一家公司待到退休的觀念不再。「金融風暴後，沒有人相信企業能永遠存在，工作者要為自己的前途負責，不能再把這個責任推給企業，」在鮮京電信（SK Telecom）服務的曹玹淑指出。她先前在三星工作。
當社會更多約定俗成的觀念被挑戰，進而打破，代表社會有更多流動的可能，包含機會、資金、人力和階級的流動，等於是社會來一次重組，把原本被特定個人或團體所壟斷的利益釋放出來，重新分配。
IDC韓國分公司總經理吳德煥觀察，韓國正處在這樣的過程，「在每一個領域裡，都有年輕成員出來提前接棒，這是韓國走出金融風暴，而日本還陷在經濟停滯的差別。」

**自信參與並促成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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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像，過去受韓國政府操控多年的媒體業，現在居然引起許多關注，原因是有一家在網路上出刊的報紙Ohmynews.com，標榜是道地為市民喉舌的報紙，每一位市民都可以當記者，去記錄任何一則當天發生的新聞並拍照，投稿經採用後，每則稿費8.5塊美元（約300塊台幣），現在已有2萬多人投稿，是當紅的新生媒體。
去年，在總統大選前一晚，原本支持盧武鉉的現代企業董事長鄭夢九，宣布撤回支持，選情突然緊張，許多年輕人趕緊以手機發簡訊互相聯絡，為盧武鉉拉票，那一晚在漢城就有幾十萬封簡訊發出。
年輕人用行動支持盧武鉉，把這位歷來最年輕的56歲總統推上寶座，展現他們向南韓的過去說再見，為自己爭一片天的決心。盧武鉉和對手在政見上最大的差異，是和平化解南北韓對立。「讀小學時，課本教我們北韓是共產黨，要把他們隔開，但我沒有經歷韓戰，為何要恨北韓人？我希望朝鮮半島問題能和平解決，」金貞賢說出年輕一代的心聲。
年輕人有自信，因為他們參與並促成改變，但相對也使得老一輩的人顯得失落。吳德煥目前在漢城西江大學進修，同學都是各大企業高階主管，上課時要輪流介紹自己和公司的營業內容。有一次，輪到一位65歲主管發言，他一開始就說自己沒有什麼好談的，「在韓國，我這樣年紀的人好像都該去死了，」吳德煥轉述。
不僅南北韓政府要化解對立，存在韓國不同世代間的價值差異也需要疏通，避免換血後引發敗血症，功虧一簣。這是韓國社會的新考題，而從他們過去解題的能力來看，未來並沒有悲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