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國商務部正式宣布把Internet民用化，算是數位時代的開端，那時剛好也是電腦由大型主機正式向PC過渡的轉捩點，Intel在x86架構下開啟CPU運算速度的衝刺。有了強力的「位元」計算機器，做生意的人紛紛把自己的工作數位化，變成0和1的位元，讓電腦來提高效率；有了無遠弗屆的Internet「封包傳輸」（packet switch）技術，每一部電腦、每一家公司都可以連在一起。
電腦的位元運算＋Internet的IP封包，後來成為IT（資訊科技）的技術核心。「你IT了嗎？」，是矽谷灑向全世界的一句令人緊張無比的問候語。
**忙著「數位化」卻忽略了「時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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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數位時代過了第一個10週歲生日，你可以說：這段日子過得和台灣的8年教改差不多，曾經有煥然一新的興奮，但也有更深的「白老鼠」式痛苦。
仔細回想，這也難怪，這十年來我們都忙著做「數位化」，而太少時間去想怎麼樣「時代化」。
數位化是急著把我們的資訊變成位元，把位元連向別的電腦；而時代化則是思考這些位元要做什麼事？彼此連在一起，是只為了開香檳而已，還是真的要來結婚？
把過去十年拆解來看，那些我們恆常不太留意的「時代化」milestone是什麼？先摸熟了數位化後了的時代地圖，我們才有可能抓住當下的方向。慶幸的是，由十年到去年，發展還可真十分精采。
第一個，可說是「金融市場大一統」。原本分散在各國和各區域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期貨市場，都變成了一個市場；沒錯，也許你會說它們都還在本國當地運作，但你其實很清楚：這全世界近35兆的資金全部依據美國市場來波動。而且正因為IT科技太聰明，金融家可以用它來設計「買賣未來」的產品，把未來的價值變成現在的現金，這使得市場變成了比實際交易金額還大的超級機器，輕易就可以把霸菱銀行搞垮、讓亞洲吹起風暴、還整倒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個大市場去年直接驅動了台灣的金融改革，金控成立，銀行開始用力打消呆帳，許多銀行老闆謙虛的說要洗心革面；而不管是現金卡還是白金卡，你都知道：銀行的服務奇蹟似地變好了。
第二個則是「中國的出現」，成為世界的製造工廠。這點我們台灣很清楚，不必多說。第三個是「無盡通貨緊縮」，價格循環殺戮，除了中東的石油、哥倫比亞的古柯鹼和台灣立法委員的薪水，沒有一樣東西有資格漲價。
第四個是「世代的汰舊換新加速」，必須用雲霄飛車來追趕。世界連在一起，老年人是難以跟世界共鳴的，不是他們不願意，而是他們天生少了世界一家的寰宇感，柯林頓、布萊爾、陳水扁能當選總統，年輕人的選票是大關鍵。而年輕人在網路社會中形成的那種「想像的共同體」，無疑是驅動青年集結、轉向、叛變的有力平台。這樣的淘汰賽，在企業界也屢見不鮮，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兩位五年級CEO辜仲諒和嚴凱泰去年的表現，就可知這個時代是如何用「壓縮式的啟蒙」（compressed enlightenment ），讓年輕人在5個華爾茲舞步內，就變作成熟領導人。
第五個地景，是數位硬體企業退位，時代感的企業登場，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舉例來說，去年中華汽車一年賺65億，但全台灣半導體工業加起來只賺40億出頭，而就在3年前，這些明星球員還曾經賺了1500億呢。有人說這是景氣的因素，其實錯了，是時代的因素。當全球有工業的地方都已經裝上電腦和網路，數位企業要成長就不能再靠撐飽的市場，頂多只能如郭台銘的鴻海，用掠奪弱者來驅動自己的茁壯，但遺憾的是，像郭台銘的老闆，畢竟只有他自己。
**對努力做好生意的人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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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時代感的企業，是可以用多端變化、彈性適中的數位化，來達到時代化的目的。中華汽車嵌入到中國，美國Wal-Mart扳倒第二名的K-Mart，靠的可不是路由器和IT重裝甲，而是再深邃得不得了的市場心理學。我們上期雜誌報導的聯強國際，則是「用全力以赴的聰明，做好平凡的事」，這些平凡事無一不架構在由客戶、市場、價格每天的動態平衡上。
看完去年，數位退色、時代登場，其實對努力做好生意的人是公平的。但今年會怎樣？
我們敢說，時代感的企業還是會如日中天，而「數位的企業」則得趕快學著變成「時代的企業」。這中間所有的關鍵，都是人才，企業裡面還在做製造的工程師，遲早都得到大陸，而不願去大陸的，得人人是史蒂芬史匹柏才行。1月底《Newsweek》日文版就以10頁的篇幅報導Sony的世紀計畫，老闆出井伸之著急的企圖，是趕快把陶醉在Walkman餘暉裡的新力，變成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的公司。這可是大工程，因為這也就意味未來10年內，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古板的日本人，全都得換成小室哲哉那類人。除了Sony的轉變，我們還看到Samsung急著去頂替Sony的位子，而台灣的BenQ，則想挑戰Samsung目前的角色——雖然距離仍不免遙遠。這種角色的替代更新，都是企業體察時代後，對自己命運的深刻體認和行動。
有了這個時代的背景，台灣工作者是不必怎麼害怕中國挑戰的。中國雖然經濟起飛，人才輩出，來勢也洶洶，但正如數位化和時代化的不同，做生意起初靠的是邏輯、中段得靠管理、高段得靠那種「澎湃人心的創意」。由這個標準看，中國有很強的IT人才，但短期內不會有傑出的商人，在中期內更不會有小室哲哉型的製作人（producer），有何可怕？
電影《英雄》和《臥虎藏龍》的比較，就是好例子，台灣出身的李安，是一個用影像說故事的文化商人，而張藝謀則是一個用影像作畫的浮世畫家，《英雄》看起來是一連串得獎廣告影片的大剪輯，美則美矣，可就是不像個故事。這不是中國的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自由空氣和時間，來孕育活潑、善體人意而又能運籌生意的人才。台灣不只李安，看看寫〈黑色柳丁〉的那個陶吉吉，最近以上億的價碼轉換東家，這可不因為他是偶像歌手，而是個製作人哦。
結論是：我們將看到各種各樣的producer，出現在接下來的時代裡。這就是數位時代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