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國商務部正式宣布把Internet民用化,算是數位時代的開端,那時剛好也是電腦由大型主機正式向PC過渡的轉捩點,Intel在x86架構下開啟CPU運算速度的衝刺。有了強力的「位元」計算機器,做生意的人紛紛把自己的工作數位化,變成0和1的位元,讓電腦來提高效率;有了無遠弗屆的Internet「封包傳輸」(packet switch)技術,每一部電腦、每一家公司都可以連在一起。
電腦的位元運算+Internet的IP封包,後來成為IT(資訊科技)的技術核心。「你IT了嗎?」,是矽谷灑向全世界的一句令人緊張無比的問候語。
**忙著「數位化」卻忽略了「時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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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數位時代過了第一個10週歲生日,你可以說:這段日子過得和台灣的8年教改差不多,曾經有煥然一新的興奮,但也有更深的「白老鼠」式痛苦。
仔細回想,這也難怪,這十年來我們都忙著做「數位化」,而太少時間去想怎麼樣「時代化」。
數位化是急著把我們的資訊變成位元,把位元連向別的電腦;而時代化則是思考這些位元要做什麼事?彼此連在一起,是只為了開香檳而已,還是真的要來結婚?
把過去十年拆解來看,那些我們恆常不太留意的「時代化」milestone是什麼?先摸熟了數位化後了的時代地圖,我們才有可能抓住當下的方向。慶幸的是,由十年到去年,發展還可真十分精采。
第一個,可說是「金融市場大一統」。原本分散在各國和各區域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期貨市場,都變成了一個市場;沒錯,也許你會說它們都還在本國當地運作,但你其實很清楚:這全世界近35兆的資金全部依據美國市場來波動。而且正因為IT科技太聰明,金融家可以用它來設計「買賣未來」的產品,把未來的價值變成現在的現金,這使得市場變成了比實際交易金額還大的超級機器,輕易就可以把霸菱銀行搞垮、讓亞洲吹起風暴、還整倒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個大市場去年直接驅動了台灣的金融改革,金控成立,銀行開始用力打消呆帳,許多銀行老闆謙虛的說要洗心革面;而不管是現金卡還是白金卡,你都知道:銀行的服務奇蹟似地變好了。
第二個則是「中國的出現」,成為世界的製造工廠。這點我們台灣很清楚,不必多說。第三個是「無盡通貨緊縮」,價格循環殺戮,除了中東的石油、哥倫比亞的古柯鹼和台灣立法委員的薪水,沒有一樣東西有資格漲價。
第四個是「世代的汰舊換新加速」,必須用雲霄飛車來追趕。世界連在一起,老年人是難以跟世界共鳴的,不是他們不願意,而是他們天生少了世界一家的寰宇感,柯林頓、布萊爾、陳水扁能當選總統,年輕人的選票是大關鍵。而年輕人在網路社會中形成的那種「想像的共同體」,無疑是驅動青年集結、轉向、叛變的有力平台。這樣的淘汰賽,在企業界也屢見不鮮,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兩位五年級CEO辜仲諒和嚴凱泰去年的表現,就可知這個時代是如何用「壓縮式的啟蒙」(compressed enlightenment ),讓年輕人在5個華爾茲舞步內,就變作成熟領導人。
第五個地景,是數位硬體企業退位,時代感的企業登場,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舉例來說,去年中華汽車一年賺65億,但全台灣半導體工業加起來只賺40億出頭,而就在3年前,這些明星球員還曾經賺了1500億呢。有人說這是景氣的因素,其實錯了,是時代的因素。當全球有工業的地方都已經裝上電腦和網路,數位企業要成長就不能再靠撐飽的市場,頂多只能如郭台銘的鴻海,用掠奪弱者來驅動自己的茁壯,但遺憾的是,像郭台銘的老闆,畢竟只有他自己。
**對努力做好生意的人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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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時代感的企業,是可以用多端變化、彈性適中的數位化,來達到時代化的目的。中華汽車嵌入到中國,美國Wal-Mart扳倒第二名的K-Mart,靠的可不是路由器和IT重裝甲,而是再深邃得不得了的市場心理學。我們上期雜誌報導的聯強國際,則是「用全力以赴的聰明,做好平凡的事」,這些平凡事無一不架構在由客戶、市場、價格每天的動態平衡上。
看完去年,數位退色、時代登場,其實對努力做好生意的人是公平的。但今年會怎樣?
我們敢說,時代感的企業還是會如日中天,而「數位的企業」則得趕快學著變成「時代的企業」。這中間所有的關鍵,都是人才,企業裡面還在做製造的工程師,遲早都得到大陸,而不願去大陸的,得人人是史蒂芬史匹柏才行。1月底《Newsweek》日文版就以10頁的篇幅報導Sony的世紀計畫,老闆出井伸之著急的企圖,是趕快把陶醉在Walkman餘暉裡的新力,變成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的公司。這可是大工程,因為這也就意味未來10年內,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古板的日本人,全都得換成小室哲哉那類人。除了Sony的轉變,我們還看到Samsung急著去頂替Sony的位子,而台灣的BenQ,則想挑戰Samsung目前的角色——雖然距離仍不免遙遠。這種角色的替代更新,都是企業體察時代後,對自己命運的深刻體認和行動。
有了這個時代的背景,台灣工作者是不必怎麼害怕中國挑戰的。中國雖然經濟起飛,人才輩出,來勢也洶洶,但正如數位化和時代化的不同,做生意起初靠的是邏輯、中段得靠管理、高段得靠那種「澎湃人心的創意」。由這個標準看,中國有很強的IT人才,但短期內不會有傑出的商人,在中期內更不會有小室哲哉型的製作人(producer),有何可怕?
電影《英雄》和《臥虎藏龍》的比較,就是好例子,台灣出身的李安,是一個用影像說故事的文化商人,而張藝謀則是一個用影像作畫的浮世畫家,《英雄》看起來是一連串得獎廣告影片的大剪輯,美則美矣,可就是不像個故事。這不是中國的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自由空氣和時間,來孕育活潑、善體人意而又能運籌生意的人才。台灣不只李安,看看寫〈黑色柳丁〉的那個陶吉吉,最近以上億的價碼轉換東家,這可不因為他是偶像歌手,而是個製作人哦。
結論是:我們將看到各種各樣的producer,出現在接下來的時代裡。這就是數位時代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