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人才、人才

2003.02.01 by
數位時代
人才、人才、人才
施振榮(宏碁集團董事長): 科技產業目前面臨生產過剩、資金過剩,還有技術過剩而導致消化不良的挑戰,最好的作法是掌握台灣現有優勢,不要被取代...

施振榮(宏碁集團董事長):
科技產業目前面臨生產過剩、資金過剩,還有技術過剩而導致消化不良的挑戰,最好的作法是掌握台灣現有優勢,不要被取代。以資訊科技來說,像晶片、顯示器、儲存裝置等關鍵零組件,還有精密機械以及台灣比較弱的軟體,都是未來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部份,台灣要繼續加強。
處於全球分工的時代,整合能力會是台灣最缺乏的。分工分得很細之後,如何把分工整合為具有市場價值,這是我們沒有的能力,相對地,系統科技也是台灣比較弱的部份。
當然,創新是一種風險,要有好的、大的回收市場,以及成功的創新案例來鼓勵創新。未來只有技術創新是不夠的,還要有行銷、管理、生意模式的創新,甚至是新事業的創新,相對而言,這些創新都比技術創新的價值更高。
面對大陸的威脅,我對大前研一的觀點印象深刻,他認為1997年金融危機對亞洲的威脅是一時的,但是中國對亞洲的威脅卻一直存在。我們要面對這個事實,但是比起亞洲其他國家,大陸崛起對台灣也是一個機會。大陸真正的威脅不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而是大量的優質人才,這些人才再經過10年歷練後,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就更嚴重,我們要反過來想辦法掌握這些人才,才有勝算。
台灣雖小,但是要變成關鍵。如何利用現有的基礎,定義自身為全球華人資源的整合者,再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中,這對台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過去10年,台灣已經扮演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關鍵角色,我們要保持信心,成為歐美進入亞洲的大門。但是政府的政策在這方面有太多限制,導致台灣漸漸無法掌握這樣一個機會。
在知識經濟時代,台灣的新產業會是什麼?服務業科技化會是未來的主軸,隨之產生新興科技服務業,以及全面性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包括傳統產業科技化過程產生的知識,都可以外銷。要發展上述新產業,台灣需要有整合創新與國際行銷的能力,並以創造台灣內需市場與掌握大陸市場為手段。

**蔡清彥(行政院政務委員):
**我觀察台灣的科技產業,發現幾個特徵,第一是過去全球市佔率上升的產品,都屬於高技術人力密集的產業,所以未來科技產業必定需要更多高學歷的人力。
而台灣過去從製造代工走到設計代工,是一種漸進式的經濟改良。目前面臨大陸的磁吸效應,台灣產業外移,我們應該要有很大的突破,轉型為發明型的經濟。
過去資訊產業的全球分工型態,是美國的品牌與研發設計,加上台灣的代工製造。未來美國的研發成本逐漸升高,台灣如果可以掌握美國外移的研發部門,就能改變分工型態為美國或日本的品牌,台灣的研發設計與高附加價值的製造,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則遷至大陸。
如何來做呢?人才培育當然是最重要的。過去大學數量快速增加,經費分散到各大學,相形之下,每個學生分配到的補助太少。將來要集中心力到某幾所研究成績好的大學,希望台灣能有一所世界級的大學。另外,過去老師的薪資是齊頭式平等,這個制度一定要打破,希望以較好的待遇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來台灣任教。
另外,學界的研究人力要釋放到產業界。台灣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數排名世界第三,這些發明主要來自於台積電、聯電、鴻海、工研院,很少來自於大學。我們會透過國科會的研究獎勵制度、技術研究亦可升等、借調企業年資照算等方法,鼓勵學界從事技術研究。

**施顏祥(經濟部常務次長):
**要思考台灣科技產業的創新,可以從總體產業結構分配的角度來看,因為未來服務業的比重會加大,所以以科技為基礎的「科技服務業」就顯得愈來愈重要。我們曾經粗估過,科技服務業必須在未來6年創造出6000億台幣產值,才能推動台灣經濟持續發展。而科技服務業包括數位內容產業、設計服務業、研發服務業、資訊服務業、工程服務業、醫療服務業、流通服務業,甚至是教育訓練服務業。但是政府目前施政的重點仍然放在資訊製造業,未來對資訊服務業的輔導還要再加強。
再以科技產業本身的結構來看,台灣的科技產業必須朝高值化發展,所謂高值化就是從組裝、加工、深層加工到製造的過程。像是「兩兆雙星」計畫中的兩兆(半導體和平面顯示器),就是台灣應該發展的關鍵科技產業,其產業內容是真正的製造而非組裝。在這個方面政府的表現非常好,比如過去對新興產業的租稅獎勵,或是對各種各樣計畫的支持,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
最後是企業本身營運結構的變動。自從大陸成為製造工廠,台灣很多企業的內部結構發生改變,將一部份的工作移到大陸。而留在台灣的部份,必須加大微笑曲線左端創意、研發、設計、工程,以及右端運籌、行銷、服務等部門的比重,而政府在右端的運籌、行銷、服務都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談到創新,其實創新是一種概念與價值,如果社會無法重視創新的價值,那麼創新會很辛苦。
這時候有兩個議題: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與保護,以及社會大眾對創新的風險接納度。經濟部一直在考慮,台灣從過去的全面生產力競爭運動、全國品質運動,而現在或許是推行全民創新運動的時候,讓全民能尊重智慧財產權和創新的價值。

張俊彥(交通大學校長):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政府許多宏觀的政策目標,雖然看起來是可行的,但是在策略規劃上太偏重產業的部份。比如兩兆雙星計畫中的平面顯示器,核心技術需要靠光電人才來研發,但是台灣的光電研究所只有5家,以及不到40位的師資,要如何撐起上兆的產業?所以科技產業發展還需要大學人才的配合。
至於創新方面,我認為如何創新才是真正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趕時髦、趕應用,缺乏解決根本問題的創新熱忱,侷限於應用研究上的創新其實是缺乏功力的。
講到培養人才,我們要請到國際級一流的教授,比如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國家院士來教學,行情是年薪30萬美金,也就是1000萬台幣,而國內教授最高的薪水是一年220萬。依照規定,只能按國內教授的薪水行情來給付外聘師資,所以要延攬國際師資,必須先解決薪資限制。
由此可見,大學最重要的問題是經費不足。以交通大學來說,國家補助14億,人事經費就花掉13億,而總預算是36億,大部份都要靠自行籌措。
我認為政府要不然就給充分的錢,要不然就讓大學自主,既不給錢又不讓自主,大學很難活下去,更別談有競爭力,能培養出什麼一流人才。

柯承恩(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這一、兩年來台灣面臨轉型,轉型的挑戰主要來自科技的快速變動。這個情形反映在產品上,就像科技界的朋友告訴我,新科技產品的高獲利期大約只剩下半年,因為一有新產品推出,競爭者就會跟著進入市場。科技市場面臨的是無國界競爭,加上大陸也參與製造市場,產品超量供應的情況會愈來愈多。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原本作為產品競爭利器的知識,很快地變成常識,接著就失去優勢。
美國特別重視智慧財產權,是因為美國很多產品的製造是給其他國家代工,而美國企業掌握的是知識智慧精髓,所以要用專利權來保護自己。台灣如果沒有做好知識的開發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並從生產代工型的社會往前走到創造知識價值的社會,那麼從世界經濟的競爭態勢來看會相當不利。
環境變化的速度快過個人或組織學習的速度,是目前產業界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代表個人過去累積的經驗知識,無法保障個人能因應未來的變化。組織和個人面臨轉型時需要接受知識訓練,政府應該視學習為投資行為,讓企業和個人的學習經費能夠抵免租稅,鼓勵失業人口從事進一步學習。
台灣擁有世界少見的創業精神,這是非常大的優點。從知識經濟的角度來看,創業歷程經過加工後可以變成一種知識,提供給想創業的朋友作為參考。

**~現場來賓提問及心得分享~


楊世緘(前政務委員): **
台灣不同於矽谷之處,是台灣擁有的傳統產業基礎,如果能把新的技術、新的管理加到傳統產業上,這會成為非常有前途的產業。從廣義來看,只要高附加價值、高回收的都可以稱作高科技產業,做腳踏車或做鞋子都能成為高科技產業。放眼亞洲,台灣是最有希望發展為矽谷的地方,但是我們還能發展科技化的傳統產業,這是矽谷沒有的。
今日台灣面對的變化,又到了在政策上需要調整的地步,好加速和國際的接軌。比如在教育方面,針對台灣未來的需求,政府能不能再鬆綁?我認為大學要歡迎外國學生來台深造,並且留在台灣就業。另外也要開放雇用外國工作者的限制,讓國際人才盡量來台灣工作。我們有30萬的外勞,怎麼不能有5萬個外國科技人才?政府應該在這兩方面盡量開放。
談到大陸的市場,那已經不再是13億瓶可口可樂的市場,而是世界各國的下流裝配業都往大陸吸過去,產生對機器設備、零組件、生產材料的採購力量,這遠比13億人喝可口可樂的市場來得多。
回顧過去,台灣從1988年股市到12000點時,所有人開始跳進高科技產業,再也不需要李國鼎先生到處磕頭找資金,而從那時候開始的13年,是台灣高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目前矽谷45歲以下的科技人才,十之八九是大陸留學生,如果大陸有了好的資本市場,那麼在美國的大批人才會回國創業,政府應該要思考這件事。

龐建國(立法委員):
談科技產業的發展時,地方政府也是不容忽視的環節。在「挑戰2008」計畫中,要讓600萬家庭寬頻到戶,這個目標要真正落實,不只是中央政策的問題。當我們發現,無論在固網鋪設過程或是有線電視的佈局,地方政府往往形成阻力、而不是助力時,中央如何讓地方政府願意實行寬頻到府的計畫呢?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以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極大化作為施政前提時,就會面臨地方政府要求平等對待的問題。如果有強勢的地方政府要求成立科學園區或綜合大學,政府的決策就會擺盪屈服,而不能以國家整體競爭力作為考量,變成平等式分配,這個問題急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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