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榮（宏碁集團董事長）：
科技產業目前面臨生產過剩、資金過剩，還有技術過剩而導致消化不良的挑戰，最好的作法是掌握台灣現有優勢，不要被取代。以資訊科技來說，像晶片、顯示器、儲存裝置等關鍵零組件，還有精密機械以及台灣比較弱的軟體，都是未來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部份，台灣要繼續加強。
處於全球分工的時代，整合能力會是台灣最缺乏的。分工分得很細之後，如何把分工整合為具有市場價值，這是我們沒有的能力，相對地，系統科技也是台灣比較弱的部份。
當然，創新是一種風險，要有好的、大的回收市場，以及成功的創新案例來鼓勵創新。未來只有技術創新是不夠的，還要有行銷、管理、生意模式的創新，甚至是新事業的創新，相對而言，這些創新都比技術創新的價值更高。
面對大陸的威脅，我對大前研一的觀點印象深刻，他認為1997年金融危機對亞洲的威脅是一時的，但是中國對亞洲的威脅卻一直存在。我們要面對這個事實，但是比起亞洲其他國家，大陸崛起對台灣也是一個機會。大陸真正的威脅不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而是大量的優質人才，這些人才再經過10年歷練後，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就更嚴重，我們要反過來想辦法掌握這些人才，才有勝算。
台灣雖小，但是要變成關鍵。如何利用現有的基礎，定義自身為全球華人資源的整合者，再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中，這對台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過去10年，台灣已經扮演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關鍵角色，我們要保持信心，成為歐美進入亞洲的大門。但是政府的政策在這方面有太多限制，導致台灣漸漸無法掌握這樣一個機會。
在知識經濟時代，台灣的新產業會是什麼？服務業科技化會是未來的主軸，隨之產生新興科技服務業，以及全面性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包括傳統產業科技化過程產生的知識，都可以外銷。要發展上述新產業，台灣需要有整合創新與國際行銷的能力，並以創造台灣內需市場與掌握大陸市場為手段。
**蔡清彥（行政院政務委員）：
**我觀察台灣的科技產業，發現幾個特徵，第一是過去全球市佔率上升的產品，都屬於高技術人力密集的產業，所以未來科技產業必定需要更多高學歷的人力。
而台灣過去從製造代工走到設計代工，是一種漸進式的經濟改良。目前面臨大陸的磁吸效應，台灣產業外移，我們應該要有很大的突破，轉型為發明型的經濟。
過去資訊產業的全球分工型態，是美國的品牌與研發設計，加上台灣的代工製造。未來美國的研發成本逐漸升高，台灣如果可以掌握美國外移的研發部門，就能改變分工型態為美國或日本的品牌，台灣的研發設計與高附加價值的製造，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則遷至大陸。
如何來做呢？人才培育當然是最重要的。過去大學數量快速增加，經費分散到各大學，相形之下，每個學生分配到的補助太少。將來要集中心力到某幾所研究成績好的大學，希望台灣能有一所世界級的大學。另外，過去老師的薪資是齊頭式平等，這個制度一定要打破，希望以較好的待遇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來台灣任教。
另外，學界的研究人力要釋放到產業界。台灣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數排名世界第三，這些發明主要來自於台積電、聯電、鴻海、工研院，很少來自於大學。我們會透過國科會的研究獎勵制度、技術研究亦可升等、借調企業年資照算等方法，鼓勵學界從事技術研究。
**施顏祥（經濟部常務次長）：
**要思考台灣科技產業的創新，可以從總體產業結構分配的角度來看，因為未來服務業的比重會加大，所以以科技為基礎的「科技服務業」就顯得愈來愈重要。我們曾經粗估過，科技服務業必須在未來6年創造出6000億台幣產值，才能推動台灣經濟持續發展。而科技服務業包括數位內容產業、設計服務業、研發服務業、資訊服務業、工程服務業、醫療服務業、流通服務業，甚至是教育訓練服務業。但是政府目前施政的重點仍然放在資訊製造業，未來對資訊服務業的輔導還要再加強。
再以科技產業本身的結構來看，台灣的科技產業必須朝高值化發展，所謂高值化就是從組裝、加工、深層加工到製造的過程。像是「兩兆雙星」計畫中的兩兆（半導體和平面顯示器），就是台灣應該發展的關鍵科技產業，其產業內容是真正的製造而非組裝。在這個方面政府的表現非常好，比如過去對新興產業的租稅獎勵，或是對各種各樣計畫的支持，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
最後是企業本身營運結構的變動。自從大陸成為製造工廠，台灣很多企業的內部結構發生改變，將一部份的工作移到大陸。而留在台灣的部份，必須加大微笑曲線左端創意、研發、設計、工程，以及右端運籌、行銷、服務等部門的比重，而政府在右端的運籌、行銷、服務都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談到創新，其實創新是一種概念與價值，如果社會無法重視創新的價值，那麼創新會很辛苦。
這時候有兩個議題：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與保護，以及社會大眾對創新的風險接納度。經濟部一直在考慮，台灣從過去的全面生產力競爭運動、全國品質運動，而現在或許是推行全民創新運動的時候，讓全民能尊重智慧財產權和創新的價值。
張俊彥（交通大學校長）：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政府許多宏觀的政策目標，雖然看起來是可行的，但是在策略規劃上太偏重產業的部份。比如兩兆雙星計畫中的平面顯示器，核心技術需要靠光電人才來研發，但是台灣的光電研究所只有5家，以及不到40位的師資，要如何撐起上兆的產業？所以科技產業發展還需要大學人才的配合。
至於創新方面，我認為如何創新才是真正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趕時髦、趕應用，缺乏解決根本問題的創新熱忱，侷限於應用研究上的創新其實是缺乏功力的。
講到培養人才，我們要請到國際級一流的教授，比如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國家院士來教學，行情是年薪30萬美金，也就是1000萬台幣，而國內教授最高的薪水是一年220萬。依照規定，只能按國內教授的薪水行情來給付外聘師資，所以要延攬國際師資，必須先解決薪資限制。
由此可見，大學最重要的問題是經費不足。以交通大學來說，國家補助14億，人事經費就花掉13億，而總預算是36億，大部份都要靠自行籌措。
我認為政府要不然就給充分的錢，要不然就讓大學自主，既不給錢又不讓自主，大學很難活下去，更別談有競爭力，能培養出什麼一流人才。
柯承恩（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這一、兩年來台灣面臨轉型，轉型的挑戰主要來自科技的快速變動。這個情形反映在產品上，就像科技界的朋友告訴我，新科技產品的高獲利期大約只剩下半年，因為一有新產品推出，競爭者就會跟著進入市場。科技市場面臨的是無國界競爭，加上大陸也參與製造市場，產品超量供應的情況會愈來愈多。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原本作為產品競爭利器的知識，很快地變成常識，接著就失去優勢。
美國特別重視智慧財產權，是因為美國很多產品的製造是給其他國家代工，而美國企業掌握的是知識智慧精髓，所以要用專利權來保護自己。台灣如果沒有做好知識的開發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並從生產代工型的社會往前走到創造知識價值的社會，那麼從世界經濟的競爭態勢來看會相當不利。
環境變化的速度快過個人或組織學習的速度，是目前產業界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代表個人過去累積的經驗知識，無法保障個人能因應未來的變化。組織和個人面臨轉型時需要接受知識訓練，政府應該視學習為投資行為，讓企業和個人的學習經費能夠抵免租稅，鼓勵失業人口從事進一步學習。
台灣擁有世界少見的創業精神，這是非常大的優點。從知識經濟的角度來看，創業歷程經過加工後可以變成一種知識，提供給想創業的朋友作為參考。
**～現場來賓提問及心得分享～
楊世緘（前政務委員）： **
台灣不同於矽谷之處，是台灣擁有的傳統產業基礎，如果能把新的技術、新的管理加到傳統產業上，這會成為非常有前途的產業。從廣義來看，只要高附加價值、高回收的都可以稱作高科技產業，做腳踏車或做鞋子都能成為高科技產業。放眼亞洲，台灣是最有希望發展為矽谷的地方，但是我們還能發展科技化的傳統產業，這是矽谷沒有的。
今日台灣面對的變化，又到了在政策上需要調整的地步，好加速和國際的接軌。比如在教育方面，針對台灣未來的需求，政府能不能再鬆綁？我認為大學要歡迎外國學生來台深造，並且留在台灣就業。另外也要開放雇用外國工作者的限制，讓國際人才盡量來台灣工作。我們有30萬的外勞，怎麼不能有5萬個外國科技人才？政府應該在這兩方面盡量開放。
談到大陸的市場，那已經不再是13億瓶可口可樂的市場，而是世界各國的下流裝配業都往大陸吸過去，產生對機器設備、零組件、生產材料的採購力量，這遠比13億人喝可口可樂的市場來得多。
回顧過去，台灣從1988年股市到12000點時，所有人開始跳進高科技產業，再也不需要李國鼎先生到處磕頭找資金，而從那時候開始的13年，是台灣高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目前矽谷45歲以下的科技人才，十之八九是大陸留學生，如果大陸有了好的資本市場，那麼在美國的大批人才會回國創業，政府應該要思考這件事。
龐建國（立法委員）：
談科技產業的發展時，地方政府也是不容忽視的環節。在「挑戰2008」計畫中，要讓600萬家庭寬頻到戶，這個目標要真正落實，不只是中央政策的問題。當我們發現，無論在固網鋪設過程或是有線電視的佈局，地方政府往往形成阻力、而不是助力時，中央如何讓地方政府願意實行寬頻到府的計畫呢？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以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極大化作為施政前提時，就會面臨地方政府要求平等對待的問題。如果有強勢的地方政府要求成立科學園區或綜合大學，政府的決策就會擺盪屈服，而不能以國家整體競爭力作為考量，變成平等式分配，這個問題急需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