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首任州長利蘭·史丹佛孕育了史丹佛大學，而史丹佛大學又孕育了矽谷。如今，史丹佛大學和矽谷，依舊是「智識」的具體代表。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一段時間裡，被後人傳頌的利蘭·史丹佛與其創辦的史丹佛大學，會和「反智主義」相掛鉤。
出生於紐約的利蘭·史丹佛對美國東部大學的教育非常失望，認為這些大學在培養百無一用的書生。利蘭·史丹佛希望他創立的大學能夠通過「實用而非理論的教育」克服東部大學的教育問題。
而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書中，利蘭·史丹佛的做派一定程度上被作者批判為「反智主義」，那些古典的、傳統的、與西方文學藝術哲學緊密掛鉤的理論課程，被作者認為是受人尊敬的智力訓練模式，也就是真正的智識。
至於當時史丹佛大學的實用工程教育，或者華頓商學院的商業課程，在此書作者，同時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理察·霍夫施塔特看來，則等而下之，不夠優雅，不夠智識。
蘋果CEO庫克怎麼就成了大反派原型？
也許，本科工業工程，碩士工商管理的現蘋果CEO庫克也會被已經故去的理察·霍夫施塔特認為沒有真正的智識，即便他掌管著這個星球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也許，庫克本人也沒有想到，不光可能被評價為沒有智識，在接連兩部美國電影裡面，大反派都是以他作為原型。
在諷刺一切不分敵我所有人都是笨蛋的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中，導致地球被撞人類完蛋的兩大反派，一位是融合了川普性格，希拉蕊性別以及克林頓作風的總統，另一位是有著庫克外貌和行為，祖克柏式的大數據監控業務，馬斯克太空計劃的頂級企業家。
在《侏羅紀世界3》首映當中，好幾位同事不知道是忍不住無聊的劇情，還是實在不吐不快，在幾個群裡紛紛吐槽：這反派企業家怎麼和庫克這麼像，這反派老巢怎麼和蘋果總部Apple Park如出一轍？
大家之所以有這樣的疑惑，主要是因為在企業道德層面，蘋果算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一批；至於庫克，其對外形像一直是穩健中庸滴水不漏，與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賈伯斯或者馬斯克大相徑庭。
一個沒有對外呈現道德瑕疵的人，成為了兩部電影大反派的原型，原因可能就是他的標籤化身份：市值最高科技公司的掌門人。
這就類似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即便在美國已經口碑崩盤的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更適合做電影反派，但大概是他和他的公司最近不夠有錢，還不足以激發仇富心理，所以反派原型只能找市值最高的那家公司，亦或是庫克中庸和善的形象更適合成為欺軟怕硬的對象。
至少祖克柏個人在面對《社交網路》對他的「醜化」時，表示過不滿。
試想一下，如果反派原型是馬斯克，那坐擁數千萬粉絲的矽谷鐵人登高一呼，說不定《侏羅紀世界3》就涼一半了。
在美國，巨頭科技企業和企業家，已經和資本主義綁定，從現實裡令人稱讚的進步力量，變成了電影里人人喊打的反派典型，這一切的轉變，還不到10年。
在電影裡，邪惡的企業家為了一己私利，敢於強迫科學家進行毫無倫理毫無邏輯的實驗，最終導致人類陷入滅亡的險境之中。之所以會有這種投射，是現實當中仍有非常多的人，因為對AI，機器人，生物技術，宇宙探索等心懷恐懼，對技術進步存有敵意，對企業和企業家存在仇富心理。
比庫克更慘的，是前首富蓋茲
相比於前世界首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的現實遭遇，或許庫克僅在電影裡成為標籤化的反派原型是相對幸運的。畢竟前者正在經歷曠日持久且排山倒海的網路暴力和污衊。
在中國人的認知裡面，比爾·蓋茲不再擔任微軟CEO之後，便投身慈善，致力於研究解決愛滋病和瘧疾問題，尤其是改善非洲地區的衛生情況，他還關心不平等現象和氣候變化。
而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時候，蓋茲一方面進行捐款，另一方面呼籲全球合作，加強對新冠的診斷、疫苗和治療工具投入，並改善衛生預警系統支援中低收入國家。可以說，在抗擊新冠這件事上，蓋茲一直堅持科學理性的態度，還有慈善家的慷慨。
但是在美國大眾輿論場上，蓋茲反倒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惡魔」和「新冠始作俑者」，尤其是在他婚外情曝光後，其個人聲譽下降許多。
因為多年以前，蓋茲在公開演講中提到：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有什麼東西能夠殺死超過1000萬人，那很可能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
而後在2019年蓋茲基金會又組織過研討會，召集了全球十幾個國家的衛生專家推演名為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狀病毒（CAPS）的全球大流行模擬：「這種病毒起初由蝙蝠傳播給豬，再傳播給人，最終變異為可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從而導致一場傳染嚴重的流行病。該病毒只需要6個月就能在全球傳播。由於疫情擴散，各國之間停航、實施邊境管制，旅遊預訂率減少了45％；社交網路上流傳不實資訊、虛假消息，引發恐慌情緒蔓延；與此同時，疫情將觸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各地股市暴跌兩成至四成。」
本來蓋茲和蓋茲基金會的行為，是預測和預警，但是由於預測過於準確，以至於被相當多的美國人懷疑：你預測這麼準，那是不是這事就是你幹的？進而這種反智邏輯發展成了一種陰謀論，即蓋茲在執行一個「人類清除計劃」。
因為蓋茲寄希望於提升非洲衛生條件和疫苗接種率，來幫助提升非洲的兒童生存率，降低生育率，即少生優生的邏輯，然後由此減輕非洲人民的生活負擔，促進經濟發展。
這個邏輯略微複雜，加上降低生育率會導致出生人口減少，所以很多人又把邏輯簡化為：蓋茲推廣疫苗接種，正是為了消滅人口，執行「人類清除計劃」。
與此同時，次生的反智謠言也如過江之鯉，並且形成了邏輯閉環：疫苗一直都是蓋茲奴役殘害人類的武器，新冠大流行了，那人們就都要打疫苗，疫苗裡面有蓋茲植入的晶片，晶片進入人體大家都要受蓋茲控制。這麼說，蓋茲就更有動力製造傳播新冠病毒了。
在美國，反疫苗是反智主義的一面旗幟，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因為疫苗接種的緣故，天花這種傳染病已經滅絕，小兒麻痺症幾乎滅絕，百日咳和白喉等傳染病因為疫苗也不再可怕。但很多人看不到傳染病的滅絕和蟄伏背後是疫苗的作用，而以為世界上本就沒有這些病，疫苗的存在是別有用心。
這就類似於中國科技企業家羅永浩之前講的故事：他此前住的小區暖氣不足，大冬天很冷，於是就去爭取充足供暖的權益，但同小區的人並不理解認為他是無理取鬧，暖氣不暖就多穿點。最後小區物業和供暖公司受不了羅永浩一群人的爭取，充分供暖了，然後那群說羅永浩無理取鬧的人改口說：就說吧，暖氣這不好著嗎，給別人添亂幹嘛？
不光是反疫苗，在美國，還有相當大部分的人群並不認同進化論，也堅持地平說。其中最知名的地平說支持者應該就是被中國球迷稱為「歐神仙」的歐文。
無論是高高在上的「智識」，或者晦澀的「科學」，以及需要學習的「技能」，都意味著它們並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相反，一眼能懂的邏輯，和無往不利的簡單歸因，最能讓反智人群接受自己大腦的混沌。畢竟，如果不是古希臘哲學家埃拉托色尼的數學計算，以及麥哲倫環球航行證明地球是圓的，地球是平的其實更符合人的直覺。
類似的，一部只有2個小時的爆米花電影，要想樹立一個大反派，幾乎只能進行簡單歸因，選擇標籤化的對象：如果現實中想要通過生物技術毀滅人類的邪惡企業家是蓋茲，那電影裡想要通過生物技術謀取私利殘害人類的企業家，就可以是庫克。
反智論調的主題變奏
雖然寫《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的理察·霍夫施塔特無法準確預見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現狀，但是他也提到了反智論調會發生「主題變奏」。
現在，反智人群對於那些古典優雅的傳統智識只是嗤之以鼻不再理會，新的反智對像變成了科學與技術，以及靠科技進步獲得商業成功的企業和企業家。
簡單來講，就是反智主義發生了一次消費降級。
如開頭所言，現代智識的代表史丹佛大學，也一度被認為有那麼一些反智主義，這裡的智主要指思想層面。其緣由也可能是美國東海岸大學歷史學教授們，對傳統的敬重和對未來的審慎。
例如最近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JillLepore就撰文批評馬斯克，稱他代表著「技術男」瘋狂、奢侈、不切實際，打著探索外星，探索人類，探索虛擬世界旗號但只為撈錢的資本主義，即馬斯克主義。
而馬斯克恰好就是史丹佛學生，和眾多矽谷大佬一樣，他也選擇了退學創業。
由此可見，這些歷史學教授們對技術和商業批判幾十年如一日，但大眾的反智主義經歷了「主題變奏」，也就是降級。60年前，理察·霍夫施塔特舉的變奏例子是農民對農業技術的抵制，即便農業技術能夠幫助農民增產增收。但農民群體，不會去輕視米開朗基羅的壁畫，或者伏爾泰的思想，畢竟他們不太會發生交集。
現在，美國鐵鏽州的紅脖們亦是如此，米開朗基羅和伏爾泰太遙遠，但富豪代表庫克和蓋茲卻近在眼前，通過Windows電腦或者iPhone，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紅脖們可以輕鬆看到他們的動向，以及關於他們的謠言，並深信不疑。
有趣的是，這些裝置，這些軟體，大多又出自美國西海岸的科技公司們。也正是這些科技公司的發展以及同期的全球化進程，和美國中西部和五大湖區鐵鏽州的鋼鐵、汽車、化工、採礦等產業的逐漸衰落同步進行，因此，反智群體再次進行簡單歸因，那麼這個過程中的兩個受益者自然就成了失意者的攻擊目標。
而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中，作者把上世紀60年代的反智主義部分原因歸咎於當時的極端保守主義思潮麥卡錫主義，當我們回過頭來這一波針對美國企業家的反智主義時，時間上和美國上一位總統任期亦有重合，不少人把他的思想稱之為新麥卡錫主義。
歷史的相似性再次得到了印證，但也許反智主義的相似性，並不只存在於美國的這兩段歷史當中，也存在於地球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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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傅珮晴、錢玉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