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扭轉一個時代？看看我們走過來的歷史，這工作不是一、兩個總統、四、五個張忠謀完成得了，而是必須靠一個世代（generation），用集體移風易俗的力量，才得以完成的。
台灣走出貧窮，靠的是「王永慶世代」。他們勤儉、刻苦，靠不斷追求「合理化」，用工廠取代了水田，台灣才揮別看天吃飯的農業時分。台灣開始有錢，是成就在「施振榮世代」。他們咬著三分天真、七分膽識的英語，在全世界走闖各個商展，千萬只007手提箱，帶回來台灣最珍貴的外匯。
台灣能成為科技強權，完成在「曹興誠世代」的手裡。他們既懂科技，又懂商業，抓得住變動時代的脈絡，把「移轉技術」而來的種子，變成世界缺你不可的供應鏈強權，也就是在這一代，台灣國民所得才衝得過1萬美元。
但苦悶的也是：我們在他們的時代待太久了，在國民所得1萬上下來來去去，該有的競爭力也爐火純青到有點徐娘半老，明天還會是這樣子嗎？

**世代間的無聲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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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將創下有史以來最低的數字──負成長2.12%。政黨交相罵對方，其實都太委屈了對手，台灣近代的經濟成長很少是靠「政府」的，台灣GDP的不動乃至衰退，是這一代的成長模式到達了高原期，要往上爬，你不能期待政治人物的英明，你得靠「代際間的鬥爭」（revolt of generation）。
台灣由進口替代走向出口替代，是施振榮這一代取代了王永慶那一型；台灣從傳統代工翻身成科技專工，又是曹興誠這一款，取代施先生那一類，攫奪了產業價值鏈新位置，拿到最多資源。台灣要突破20000美元的所得關卡，在於我們能不能創造新世代的工作人口，用完全不一樣的腦袋和感情，在曹興誠、郭台銘、林百里打下的地基上，創造台灣從沒創造過的附加價值。換句話說，要走出今天的陰霾，就必須創造這種無聲的鬥爭，由點而線，由線而面。
簡單來看，世界的經濟體分成四種：「腳的經濟」、「手的經濟」、「腦的經濟」、「心的經濟」。「腳的經濟」是體力勞動國家的專利，他們的生產力不過是把農作物、礦物由這一地搬上車或船，價值來自腳的移動，多數年均所得1000美元以下的熱帶國家皆屬此類。「手的經濟」是勞力密集、動手組裝出產品價值的經濟體，他們可以根據規範好的作業守則，生產出品質一致化的工業產品，年均所得1000至5000美元的開發中（developing）國家，都擁有這樣的經濟特徵。「腦的經濟」以台灣為代表，這些國家靠製造業的策略取勝，懂得用智慧來形成產業優勢，透過管理思維來架構出跨國生產線，韓國也是佼佼者，義大利尤為行家，這些國家的所得就是位在1萬到2萬美元間。然而，台灣該嚮往的是「心的經濟」，這是一種運用創意、美感、體會、感動來創造、行銷稀有價值的經濟，正因它的稀有與不可替代，它的價值就高。誰是代表？以科技創新的矽谷，以靈感創作的好萊塢，以工業設計取勝的北歐，以工業產品創新的德國（Benz、BMW與Audi、Porsche），以歷史資產感官化的法國（紅酒、香檳與巴黎城），加上金融創新的英國、香港和荷蘭，都是各種類型代表。

**30代賦予台灣未來最大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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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走向「心的經濟」，要指望在晶圓廠無塵室的工程師來幫忙創造，真是強人所難。在「腦的經濟」體裡，生活行事一板一眼，才能管理量產品質與效率，是α那一類，就絕不能搞成Ω，要他們幻想出《哈利波特》裡的小巫師，或者把汽車的頭燈造形設計成貓頭鷹眼睛，可想而知多麼難。但是，看看樓下走在馬路上的台灣30世代，他們卻給了台灣未來最大靈感。
你也許會說：他們不夠忠誠，完全不合群，滿腦子白日夢。嘿──這就是「心的經濟」國家工作者的特色。台灣30世代是第一個大規模放洋求知的世代，他們不只像上一輩的40代學電機，也學行銷、企管、烹飪、旅館、設計、攝影；他們也是第一個「複式求知」的世代，主修資管副修心理學、考古學和MBA雙碩士比比可見；他們的知識能量極大，製造業拘束不了他們，他們的感性澎湃，老東西滿足不了他們，正因為如此的不耐煩「製造業工作／生活」式樣，他們才是知識經濟的最大旗手。他們缺少的，僅是像王永慶、施振榮、曹興誠這樣的開路先鋒，和一個使大家厭煩到、或不得不讓革命壯盛開場的超級不景氣。
台灣已經看到這麼一種徵象：各行各業中，你總是看到30代的人比較順眼。例如立法院裡的30代，就比他們伯叔輩的同事有吸引力；IC設計公司裡，最能開發出創意產品的那傢伙，十有八九是30代；那些電視上吸引住你的廣告，背後就是有一雙30代創意總監的魔手；到了中國還能活下來變成台胞明星的，也是30代。

**為什麼其他世代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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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們能，其他世代不能？除了知識力，30代是沒有意識型態的一代，他們比40代務實，比20代老練；30代也是活在地球村裡的一代，他們比40代見過更大世界，也比20代看得清楚大世界中的光明與黑暗；30代為未來而活，40代卻是為歷史而活，而20代還不知為何而活。
今年英國大選，少壯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的英國工黨痛擊保守黨，英國《經濟學人》在專號中研究指出：200年來，英國每次政黨輪替，都是因為前一個執政黨執著於極端化的意識型態，受到不耐煩選民的拋棄，而取代他們的，則無一不是承認多元化的社會、認可「活在當下」務實政策的新領導者。政治如此，財經更是如此。1970年以前，全世界共有18家公司投身電腦業，到今天只剩IBM還活在這產業裡；但即使今天的IBM也不再說它是電腦公司，而是科技服務公司。套句企業競爭史上的術語：「典範轉移」的發生，總落在前一個典範無力創造成長時。
大膽地，向上世代拋個飛吻吧！他們和我們一同走過從前，卻很難攜手衝進未來。2001年的台灣空前不景氣，暗示著另一個「世代交替」時機已到來，也許有人不服氣，但你願意跟歷史過不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