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維特的煩惱
青年維特的煩惱
2001.12.01 | 科技

德國大文豪歌德,曾經寫過一本著名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書中的青春期主人翁維特,經由追逐青澀愛情,在痛苦與求生間,逐漸發現自我。
法國大畫家高更,曾經在他著名的大溪地放逐之旅中,畫下一幅名作,標題是:「我是誰?我由何處來,我將往何處去?」
那是西方青年成長的過程,通過反叛和離群索居,來找尋自己最安身立命的價值;這段困頓多半發生在18歲上下,有人寫書鼓勵、有人作畫支持,全社會都容忍、接受、也鼓勵。
這種追尋也發生在東方,只是晚了10年。每到30歲,你便進入一群「煩惱的中年維特」行列,每一個30世代都一樣,這次的一代也不例外。
如何走出「存在價值」的苦惱,是30代定奪未來命運的關鍵,是成為一個精采競爭力的發光體,還是變成飄零的落花,就看你如何掙扎求生。
「30歲之前,我一直認為我會是個小說家,」網路家庭(PChome Online)總經理李宏麟說:「直到30歲,我發現我始終沒寫出任何一篇小說。」成長歲月中愛看電影、文學,念理工的他,畢業後選擇到《商業周刊》和《遠見》當記者,總以為在最接近文字的桌邊動筆賺錢,有一天能變成文豪。

**遲來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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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畢業那年,我的班上同學有一個去念法律,一個改念哲學,」新浪網台灣總經理蔣顯斌說:「我卻在台大美術社裡寫下『紅滾塵』的大字,中間刻了個章──塵緣未了。」留學史丹佛時,他一度想改念建築,但終究做了創業家,之間還懷疑自己,直到30歲前,被4個創業夥伴認為最瘋狂Internet的一員離開,而被視為最疏離的他,卻留了下來。當年寫的字現正掛在辦公室裡,紀念那段膠著歲月。
和蔣顯斌一樣,李宏麟兩進兩出兩家雜誌社,他苦惱、沮喪,直到他探查到自己最有樂趣的事,其實是「製作人」(producer)的角色,他放棄筆耕歲月,向詹宏志爭取PC home雜誌社長工作,生命因而晴朗起來。
羅文嘉年紀夾在他們之間,更早成名,但也不得不在30歲的山頭前潰敗。「曾經以為自己永遠離開了,」他回憶。斷臂事件、陳水扁選輸市長,羅文嘉留起大鬍子,浪盪到美國。他再回來時,急智多謀的IQ還在,但既鋼又脆的EQ,換成了包容吸收的海綿。「我還是愛政治,這是血緣,但要有『做志業,而非事業』的修練,」他指出。
台灣30世代青春期的晚到,和升學教育有關;壓力更大,則是社會變動更激烈,調適必須兼顧表裡。
他們一進小學,父母催逼的終極目標就是台大,16到18歲的「少年維特年紀」中,生理青春期準時翩然報到,但原本要透過叛逆、追逐、打擊、鼓舞等行為來發現自我潛能的心理青春期,卻不敵升學競賽而延後。分數落點的大學入學制度,把學生送進社會期望的系所,直到進了職場,「青年、中年維特的煩惱」蔓延而至,我是誰?我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還是必須回答。

**從物質中尋求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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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開竅很晚的人,上了大學才知道天與地,」以「左岸咖啡館」廣告成名的百帝廣告執行創意總監葉旻振說,政大哲學系畢業後,他翻開報紙徵人版,進了廣告公司當文案,一做就是13年,「因為畢業實在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只會寫字,而文案就是靠寫字賺錢的人。」他坦承,現在雖然小有成就,但他卻正處於「中年維特」的摸索期,每天晚上在安和路的Pub裡喝兩杯,換更好的音響和房子,在物質世界裡找零星的歡愉。讀書、心靈活動他都試過,效用不大。「習慣,很可怕,『習慣於沒有』更是可怕的習慣,」他說:「每天讀書,但就是怕在讀書時,錯過了外面的什麼。」他的辦公室一塵不染,但他渴望找回亂七八糟、卻有鬥志的生活。
青年與中年維特的苦惱,一部份來自30世代更特殊的處境──Internet和全球化,把台灣捲進地球村,下面的20代和海外的30代,都是競爭者。這使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內部和外部壓力,挑戰更勝於40代。
荷銀光華投信總經理章嘉玉剛剛脫離30代,她曾經在30關卡那年由台灣股市賺到七、八百萬,但卻在泡沫崩解後全部歸零,為此她出國去念財經碩士,專攻投資理財,當上投信總經理後,她採取開放式管理,基金經理人績效卻使她苦惱萬分。兩年時間,她痛苦於專心求好、卻事不如意,也就在壓力崩解之際,荷蘭銀行併購光華的外國老闆給了她茅塞頓開的建議:「不要光想把事情做好,而是先決定要做什麼事情。」一向長於行銷的她,這才知道過去她想和全世界競爭,怎麼會贏?不如回到自己最擅長的一點,把兵法練到最好,今年一切回到基本面的她開心多了,因為胸有成竹。

**不三不四的夾層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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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橘子的總經理劉柏園,去年才跨進30代,他在30歲之前,面對事業失敗,夥伴分手,原本篤定會大賣的新產品國際客戶卻看都不看,「那時真是山窮水盡」,他哈哈大笑:反正破產就破產,他決定出國隨意看看、忘掉陰霾,結果在韓國結識線上遊戲開路先鋒NCsoft,他決定再下一次賭注,把第一個線上遊戲〈天堂〉引進台灣。但這次他找齊財務、管理、行銷、設計專業團隊,不再用草莽的戰法,「我好苦才知道什麼叫『創業』,」他說。
但是,絕大部份工作者都還像葉旻振一樣,焦慮地等著那個轉捩點。
中國時報政治組撰述委員何榮幸,今年剛滿35歲,在近身採訪寫成《學運世代──眾生喧嘩的十年》一書後,他提出觀察:10年前參與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們,今天面臨的正是「不三不四、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左不右」的夾層心情。何榮幸比喻:他們正卡在一個看似承先啟後的位子,為了生活,擺盪在理想與現實間,他們對民主化雖有高度共識,「但卻看不出這個世代的獨特價值觀究竟是什麼,」何榮幸說。
多年觀察台灣各世代壓力變化,擔任生活調適愛心會理事長的蔡香蘋便指出:近年來愛心會求助的心理病患,30代人口增加幅度最為明顯,「甚至還有更年輕的,」她嚴肅地說。8年前成立的生活調適愛心會,是一個幫助憂鬱症、恐慌症、焦慮症等精神官能症的關懷團體。綜合過往紀錄,2/3病友的年齡集中在35歲至45歲間,職業分布有自行開業的小老闆,更有任職中高階主管的工作者,蔡香蘋還記得:愛心會成立第一天的早上,就接到50多通詢問電話,目前全省累計協助人數,已超過2萬人。

**一層層剝去成長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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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歲的網路與實體散文作家陳淑敏,曾是《明日報》個人新聞台最具號召力的站主,在她號召下,30幾位同台站主合力出版了一本《五年級同學會》。細看這群30世代網路作者寫出來的文字,充滿了對過去的追念,但也有更多對未來的迷惘。「過去,電腦是讓30代在工作上不至太落伍的工具,但網際網路出現後,卻對30代形成一種壓力,」陳淑敏比較,相對於20代「在網路上過生活」的態度──彼此在螢幕上以讓30代霧煞煞的簡稱暗語溝通、上網看報紙、談戀愛、買二手貨、賣光碟,即使網路使用對陳淑敏來說已是駕輕就熟,「但在網路上我還是覺得很孤獨,」她說。
過來人分析:所有壓力,其實都必須先回到當年高更畫布上拋出的難題:回答我是誰?我由何處來,我將往何處去!
「成長,就像是一道剝開洋蔥的過程,」李宏麟建議:忘掉自己或家人社會對你的期望,在各種事情上去想「這事,有沒有別人做得比我更好?」如果有很多,那這事一定就不是你真心想做的,趕快放棄比較實在。「我們從小到大,太多東西蓋在我們身上,有些是別人蓋的,有些是自己蓋的,」他說:「到了30歲,你得自己一道一道去脫掉,難免要痛苦,但之後就海闊天空。」每個人其實都有真心所愛,「像壽司輪轉吧台後的料理師傅,他Pro級的技術讓你賞心悅目,是因為他真心所愛,每天都做,」他說。
美國矽谷華晶創投(Crystal)創辦人曾煥哲,以自己和華人創業家陳五福投入創投事業舉例,他們都是學電機工程的人,天生好像就應該開公司,他開了幾家公司後,多數成功、1家失敗。要再創業時,他發覺自己和李宏麟一樣,對「製作人」的角色更有興趣──知道什麼是對的人、對的技術和對的時機,然後把元素兜在一起,創造成功。他的創業計畫因而丕變,華晶因而誕生。
台灣雅虎總經理鄒開蓮,曾經是人見人羨的女性專業經理人,頂著全美第一商學院──西北大學Kellogg的MBA頭銜,曾帶領MTV砍下台灣音樂頻道第一的江山,但也在她最巔峰的35歲那年,在一個偶然造訪的教堂中,她卻痛哭失聲得不能自已。「生命向我抗議,我活得不是我自己,」她說。曾經男朋友一個換一個的她,今年走進了結婚禮堂。「3年前我不知道會有今天,但就是有一個更高的智慧,幫助你更美好,」她指出:「就看你是不是open地去面對!」
歌德寫下《少年維特的煩惱》時,已經25歲,在那個年代的歐洲,大學畢業生必須在經歷技職教育的實習後,自己選擇一個陌生地點去旅行,約莫兩年,才完成成人禮。歌德選擇的終點站是義大利佛羅倫斯,在那個沒有旅行社和火車的年代,旅費又須沿路打工籌得,這趟翻越阿爾卑斯山之行,可謂是絕境般的冒險。但也就是在這決然面對脆弱自我的旅途中,少年可以發現自己的生命所愛,走出徬徨。他就是根據佛羅倫斯的回憶,寫下名傳歷史的神劇《浮士德》(Faust)。
要走出青年維特的煩惱,光開一場彼此擁抱取暖的五年級同學會,很難幫得上忙;盡快規劃一套沒有旅行社的事業旅程,讓強盜與冰雪來掠奪你,在寂寞、沉潛中發現真正的自己,由你的名字創作的「浮士德」,這才會悄悄掀開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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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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