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物品的價值一無所知，所以只認品牌。」─保羅．普瓦烈（Paul Poiret）
在美國人對高級文化（high culture）的認知中，巴黎依然穩居時尚之都的寶座。碧昂絲在2018年的〈瘋狂癡迷〉（Apeshit）音樂錄影帶中，身穿史第芬妮．羅蘭（Stephane Rolland）高級訂製服，躺臥在羅浮宮的勝利女神像下高唱著「我有昂貴的名牌衣，我得了富貴病。」接著鏡頭一轉，又換成 Burberry 中空露肚裝及長褲，在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的《拿破崙的加冕禮》（The Coronation of Emperor Napoleon and Empress Josephine）前面跳舞，象徵對她流行樂壇天后地位的自我認同。然而，在一般人對於何謂奢華服飾的理解中，昂貴的衣料正逐漸被另一種專屬的標誌取代，那就是品牌。
2015年，我去採訪了香儂．奧哈拉（Shannon O’Hara），她住在布魯克林，是位裁縫師，碧昂絲演唱會、時尚攝影及紅毯的服裝皆由她親手操刀。她身材高大、金髮碧眼，有刺青，個性沉穩冷靜。她公寓牆上掛著一幅重力異常圖，標示地球表面各地重力強度的差異。
奧哈拉的工作屬於精品品牌行銷體系的一環，這一行就如同早期的服裝製造業，主要以紐約為中心。在服飾新品正式進入量產之前，設計師會先製作一套單一尺寸的樣品，稱為打樣。在紅毯、時尚拍攝及時裝秀等場合，她負責將樣品修改成模特兒或女演員能穿的尺寸。「如果（樣品）不是她的尺寸也沒關係，讓衣服變得合身就是我的工作。」她說。樣品沒有所謂的統一尺寸，每個品牌各有各的標準，端視其消費族群及美學風格而定。例如她經常替義大利名牌 Pucci 工作，「他們打樣用的是假人模特兒，我如果想讓女演員穿上這套衣服，就得想辦法把它變成適合真人的尺寸。」另一方面，當客戶換成紐約女裝品牌 Jones New York，問題就反過來了。「樣品的尺寸是八號，因為他們行銷的客群是中西部的上班族女性。」從服裝師的角度來看，模特兒、女演員、上班族女性三者形成一個瘋狂的組合，這方寸之間就是賺錢密碼的所在─如何定義女性，並讓她們相信自己真的就是那副模樣。
奧哈拉的工作正好處在幻想與現實的對峙點。雖然成衣在當前市場上幾近完勝，就定義而言，這意味著手工量身訂做的時代已經終結，但服裝業者仍得靠裁縫來打造「量產成衣也能完美貼合人體」的美好想像。現實生活中，成衣或許不盡合身，但在電視、電影及廣告幕後，都有像奧哈拉這樣的服裝師，使衣服能與穿著者妥切貼合，在螢幕、網路及平面媒體上塑造出完美的形象。
奧哈拉的工作讓她得以接觸到環肥燕瘦各具特色的不同身形。成衣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每個人的身形都大同小異，毫無例外，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從沒見過身材完美對稱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有缺陷，比方說肩膀─我的肩膀兩邊長度差了一英吋，我保證妳一定也是，而且說不定妳還有長短腿，某隻手臂的二頭肌肯定更發達。」她說。就是這些偏差才讓她的工作充滿趣味。她在幫西恩潘（Sean Penn）做衣服時，必須想辦法掩飾他「一邊肩膀比另一邊高三吋」的事實。不同的身形需要不同的作法。惡名昭彰的希特勒曾經交代他的裁縫將衣服做得寬大些，以便他用右手做出精心設計的手勢。他的左肩在1923年11月的啤酒館暴動後就因傷僵硬不舉，當時他在人行道上摔倒導致左肩脫臼，但拒絕接受X光檢查，就是因為擔心在醫院遭到暗殺。
緣起於奴隸裝，標準尺寸讓成衣業大躍進
如今成衣早已隨處可見，但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之前幾乎看不到成衣的蹤影。當時大多數人依然穿著自製衣物，財力足夠者才會找裁縫量身訂做。1811年公布的某份政府報告指出「美國人民所穿的衣服有三分之二」是在家自己做的。
整個十九世紀，服裝進入大規模生產，也正是透過這些點滴累積的改變，才逐漸形成今日成衣產業的面貌。正如我們所見，紡織廠興起後，由窮苦的計件零工製作的汗衫及馬褲成了第一批大規模生產的成衣，接著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了緊身胸衣。在南北戰前，市面上只有做給水手及黑奴穿的工作外衣。這種最早的成衣僅在「成衣店」（slopshop）買得到，這類店鋪興起於十九世紀初，分布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及其他捕鯨或漁業小鎮碼頭旁的街區。這種工作服的尺寸只有一種，水手在出海前得自己想辦法改成合身大小。
1840至60年間，大量製作奴隸所穿的衣服發展成一門產業。農園經營者發現這種量產的便宜成衣能幫他們省下寶貴的人力成本，避免讓奴工變成縫紉工。紐約與東岸城市及南部的新紐澳良港之間設有貿易航線，將粗製濫造的廉價成衣輸往大型農園。新紐澳良當地的經銷商福爾傑與布雷克公司（Folger and Blake Company）在廣告中號稱農園主人「會發現買他們公司的成衣好處多多」；紐約也有不少公司專門生產所謂的「黑人裝」。北部城市的女裁縫師是業者經濟實惠的好選擇，因為她們的勞力比奴工低廉。毫不意外，這些成衣公司往往要求家庭代工或工廠維持高度生產力，卻開出苛刻的條件與微薄的工資來壓榨對方。
同時，從縫紉機的廣告也可看出服裝製作的演進歷程。勝家縫紉機創辦人辛格在1850年11月7日首次刊登廣告，向「學成出師的裁縫、女裁縫師、成衣業者及所有對縫紉有興趣的人」保證其產品可以讓他們體驗「用機器縫紉的便利」。到了該年代後期，該公司又推出新廣告，宣傳「特別針對黑人裝改良的新型縫紉機。」
替成衣產業開啟廣大消費市場的一大躍進，是標準尺寸的出現。 南北戰爭期間，被徵召入伍的士兵須製作軍服，大批的量身資料成為一系列通用尺寸的基礎。雖然這些資料後來在美西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變得更加完備，但早在1860年代末期，標準尺寸就已經普遍用於成衣生產，家庭裁縫採用的時間甚至更早。1863年，新英格蘭地區一位名叫艾伯尼澤．巴特克（Ebenezer Butterick）的裁縫研發出標準尺寸的製版圖紙，開始在市面上流通。
南北戰後，軍服工廠紛紛轉型成男裝，並隨即擴及女用披風及夾克。這些成衣起初在美國鮮為人知，大部分的婦女都習慣圍披肩，為數不多的披風只有貴婦才穿，而且是德國進口的舶來品。儘管如此，早年這些量產成衣也促成了時尚的階層流動，讓本來根本買不起的下層階級也能跟風將名流時尚穿上身。
到了1880年代，女裝開始在最初由德籍猶太移民組成的行銷網路大量生產。成衣業急速成長，產值在1880到1889這十年內成長超過一倍；投入的資本額從800萬美元增加到2200多萬美元，業者數量亦倍增，從原先的562家增加到1224家。從業人數增加數千人，大多數都在紐約謀生。雖然男裝的出現早於女裝，但到了1920年，後者比重已高占整個產業的七成六。成衣每季的樣式係由「批發商」（jobber）主導的生產體系制定。業者每年按季擬定兩次銷售計畫，透過各種手法取得成衣樣式，例如自行設計、抄襲仿冒或花錢買現成版型。他們直接向紡織廠採購布料，再轉賣給代工廠，最後才收購成品。在這樣的生產體系中，層層剝削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
廣告業興起，助長勞工階級的消費文化
美國的廣告業也於1920年代誕生，並且在成衣逐漸引起大眾遐思的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要角。當時有位名叫海倫．伍沃德（Helen Woodward）的廣告文案寫手告誡業界人士：「千萬別去參觀成衣工廠……別看工人是怎麼工作的……一旦得知任何真相或真實的內幕，你就很難寫出那些空泛浮誇的行銷文案。」
新興的購衣管道使消費者無從窺見成衣廠的真實情景。1880年代，百貨公司開始在美國城市興起，到了1915年，成衣專櫃已經成為百貨固有的特色。工業化生產的衣著展示在富麗堂皇的賣場裡，絲毫看不出它們來自血汗工廠。至於住在鄉下的人（如同今日大多數的美國人），則要等到1907年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簡稱UPS，臺譯為優比速）創立，以及蒙哥馬利．華德（Montgomery Ward）、席爾斯．羅巴克（Sears, Roebuck & Company）等零售業者推出郵購目錄後才有機會買到成衣。
二十世紀初期，女裝成為量產的商品，所用的布料碼數變少，簡約款式開始出現。1913年，製作一件普通女裝需要用到十九碼的布，到了1928年只剩七碼。業者也心知肚明，用料較少的款式做起來更省錢。從此成衣不僅變得更輕盈，市場也跟著年輕化。到了1922年，幾乎各類成衣的主要客群都是三十歲以下的消費者。
儘管廣告界有句至理名言是這麼說的：別告知消費者他們身上的衣服從哪裡來，但這些女裝最早一批的消費者當中有些人肯定知道，因為她們自己就是成衣女工。
貧窮的女店員與成衣女工是大眾時尚的瘋狂愛好者。1913年，家政學者伯莎．瓊．理查森（Bertha June Richardson）抱怨紐約女店員「身分配不上她們的穿著」。在廉價住宅區，她觀察到那些每週頂多只賺五、六塊美金的婦女「帽上插著飾羽，一襲絲綢襯裙沙沙作響，身上所有打扮都是最新潮的樣式。」
穿量產成衣被吹捧成讓新移民「變成美國人」的一種方式。1928年，在消費經濟學者伊莉莎白．荷特（Elizabeth Hoyt）的研究中，某位所謂的美國家庭主婦在提及她的「外國鄰居」時表示：「要是那些人穿得不那麼怪裡怪氣，我會更喜歡她們。」然而，新移民瘋狂擁抱大眾時尚的風潮被一群喜歡道德說教的中產階級戲稱為「猴子的遊行」。對他們而言，眼見「店家學徒、年輕女工、顧店小伙子等在某種謎樣的暗示下，將賺到的第一筆薪水拿去花在項鍊、領帶、雪紡帽、漂亮的蕾絲花邊、手杖及陽傘上」是件匪夷所思的事。理查森在1913年進行了一項名為「花錢的女性」的研究，以中產階級社會改革分子為受眾，試圖解釋何以睦鄰之家（settlement house）的年輕新移民女性如此在意衣著：
你曾否懷抱滿腔熱血去到市區的睦鄰中心，想幫助那些可憐的女店員並且拉她們一把？……你可能會以為這其中肯定有什麼誤會，她們不可能是週薪只有五、六塊錢的窮女孩。她們穿得比你好看多了！……最後你才知道，她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模仿穿著，就只是為了試圖「弭平」自己與那些天之驕子之間的差異。
1920年代，美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非常嚴重，並且日漸加劇。服裝雖然為窮人帶來了滿足，其中卻也不乏政治意涵。歷史學者艾文認為「 大眾時尚成為窮人的一種手段，藉此形成向上流動的表象並建構出體面的公眾自我。透過這種方式，或許真能實現社會流動。 」他認為，面對社會主義日益嚴峻的挑戰，這種打扮入時的勞工階級的存在起著關鍵作用。他寫道：「過去的勞工階級一看就知道很窮，如今他們看起來什麼都不缺。」
此一時期的消費文化顯然是針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而來。在那之前幾年，美國社會剛發生紅色恐慌（Red Scare）、帕爾默搜捕（Palmer Raids）及大規模驅逐外來移工等形式更加直接的政治鎮壓，若說這些事件象徵棍棒，那麼鼓吹花錢的消費主義就是胡蘿蔔。資本主義者信誓旦旦表示，消費主義為人民帶來的好處遠勝於共產或社會主義。當時的富商愛德華．菲林（Edward Filene）寫道：「大規模生產或許能為人類實現那些理論派的改革者或非理性的激進分子希望透過革命手段獲得的種種好處。」菲林擁護的消費主義不僅能取代革命，還能取代民主。「美國民眾選出亨利．福特（Henry Ford），選出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選出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又稱通用電氣），選出伍爾沃斯公司（Woolworth’s）及當代所有工商業界的龍頭企業。」
美國廣告明確地將勞工階級不滿的出口從社會改革轉移到消費主義上，過去從有意義的工作中獲得的滿足感如今用金錢就買得到。隨著產線模式的生產型態興起，工作本身變成一件單調乏味的事。企業經濟學家保羅．尼斯壯（Paul Nystrom）認為，單調的工業化工作讓人普遍產生一種「對成就的失望感」以及「徒勞哲學」。他指出，廣告商應該好好利用這一點，阻絕政治改革的途徑，將人們對工業生活的疲乏與倦怠轉化成「對服飾與日常用品的厭倦」。
對此，伍沃德當然表示贊同。舉凡各種挫折失落的個人情緒都能藉由購物消費獲得宣洩，而非只有訴諸政治一途。她說：「對那些無法澈底改變生活或轉職的人來說，即便只是服飾推出新系列，往往也是一種解脫。面對丈夫、家庭或工作早已疲累不堪的婦女，只要看到一頭直髮變成流行的蓬蓬頭，或者滿頭灰白變成年輕的淺棕，就覺得生活的重擔減輕了一些。」
1920年代的廣告商大膽挪用選舉權運動（suffrage movement）的宣傳語言，在演講會（Toastmaster）的廣告中，宣稱「這台『烤麵包機』已經解救了46萬5戶家庭……讓人們不用緊盯著烤箱裡的吐司不放，不須翻動或擔心烤焦。」同時，他們也不斷對婦女危言聳聽，要是她們不注意自己外表，就無法留住丈夫的心以及他帶回家的薪水，進而威脅到自身的生計安全。1922年，伍德貝里香皂公司（Woodbury Soap）在女性雜誌中提醒讀者：「男人希望所認識的女性能集嬌柔、嫵媚、高雅於一身，一旦有某個令人不舒服的小地方玷汙了這番美好的想像，就再也沒有什麼能平復他們不由自主的失望。」
（本文節錄自第八章）
本文授權轉載自《穿過了：從人類服裝史發掘全球製衣體系背後的祕辛》，Sofi Thanhauser著，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