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權」不再是個好選擇？|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股票選擇權的出發點很有說服力，希望把員工變成股東，鼓勵員工積極為公司效力，同時也鼓勵企業經理人做出能提升股價的決策。在過去長達10年的多頭市場中，不僅多達90％的美國企業已經採用股票選擇權的制度，歐洲的企業也蔚然成風。台灣企業雖然囿於法令限制，不能發給員工股票選擇權，但是類似的股票分紅(restricted stock bonus)，也造就了數以萬計，身價以億計的高科技新貴。

**股票空頭，選擇權光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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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其實一直有投資人，還有拿不到選擇權的商學院教授，質疑股票選擇權的作法，根本是慷股東之慨。但是當股市持續上漲時，這樣的論調只是馬耳東風。然而在股票市場驟然變天，股票價格直直落的情況下，上市企業的股東會上，投資人紛紛質疑企業有濫發股票選擇權的嫌疑。台灣少數可以發放股票選擇權的和信超媒體，最近就傳出了管理階層大量換血，更令投資人震驚的消息，那就是原先的管理階層，已經陸陸續續處分股票四、五百萬美元，幾佔目前市值的1/10。
其實和信超媒體的管理階層，對公司能在華爾街上市功不可沒，因為股票上市，也才能留住保命的現金，成為台灣少數存活的網路公司之一。只是風水輪流轉，股票選擇權和股票分紅制度，一夕之間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忍了很久的《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和《財星》 (Fortune) ，最近也不約而同撰文檢討股票選擇權的缺失。
一般投資人想像不到的是，無論股票選擇權或是股票分紅，都不會當作成本出現在公司的損益表上，而是由公司直接發行新股(或由市場買回庫藏股)交給員工。因此不但過度美化了獲利數字，同時也稀釋了原有股東的股份比例，等於說是將公司價值，由原有股東身上，五鬼搬運到員工手中。根據統計，如果微軟(Microsoft)將發給員工的股票選擇權作為費用處理，則過去幾年的獲利，會是一張慘不忍睹的紅色成績單。
在稅務方面，股票選擇權激起更大的爭議，因為股票選擇權雖然不出現在損益表上，卻可以抵免企業所得稅。美國稅務機關沒有大驚小怪的部分原因在於：照實價課稅的「資本利得」，在美國是併入個人所得稅計算，因此當擁有所有權的員工賣出股票時，國庫的收入依然源源不絕。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股票所有權制度是從美國坐飛機來的有時差，還是怎麼回事？往往遠遠落後於潮流的台灣，最近才開始有引入股票所有權制度的提議。但是股票所有權不僅已經證明不是振興企業的萬靈丹，恐怕還有潛力成為扭曲機制的元兇之一，如果在沒有合適的配套措施配合下實施，不難想見管理階層配合股市作手炒作股票，或是大股東濫發股票選擇權，圖利自身的情況將會層出不窮，股票選擇權將會是一隻不受獸檻限制的野獸。看來如果想要激勵員工，還是想想「股票選擇權」以外的選擇吧！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