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淨零占據媒體版面，能源轉型的諸多社經挑戰、缺電、通膨和國際經貿碳中和接單壓力延燒，以及碳焦慮、碳權投機的蔓延，也導致淨零政策背後的陰影悄然擴大。
心理學家榮格（Jung, C.G.）說過：「每個人都帶著陰影，在個人覺知的生活中體現愈少的部分，陰影愈黑愈深。」確實，當國人對淨零內涵欠缺生活體驗時，隨之籠罩的正是愈黑愈深的陰影；是以，即使面臨全球日益惡化的天災地變，對於淨零，多數人仍停在「他所想知道」狀態，例如，雖台灣綠色和平2023年的調查顯示，82.5％確認氣候緊急、86％支持台灣的淨零排放，然則當淨零牽動的電價調升、碳稅、貿易碳中和、食安等問題時，不安、失望與抱怨的自我認知陰影隨即浮現。其實這是全球性問題，不論氣候公約的談判延宕、法國的黃背心燃料費爭議、新近歐盟的農機街頭抗議、美國的氣候政策反覆，我們都能看到這些陰影衍生出的社會動盪及其導致淨零政策的遲滯。
要掙脫這些陰影羈絆，我們必須回歸對淨零的理解。在全球視角上，淨零是指在一定期間內，去成就人為碳移除與排放之間的平衡，如巴黎協定於2050年達到淨零的共識，但當落實到行動時，巴黎協定2030年控溫2.0C或1.5C所需的減排43％，需扎扎實實的擇定排放基準年來決定減碳數量。此時，每個締約方必須提出並落實具法律拘束力的減碳目標，並在公約「共同而容有差異並納入一國特殊條件」前提下，追求各自管轄範圍內的整體碳排與匯之平衡，且依是否容許境外減碳成果的抵換而有所區分。
換言之，國家層級的淨零，是各憑自身能力與條件，去研提自己淨零目標與路徑的作為。至於跨境減碳成果的抵換部分，則是協定在確保落實2030年全球共同減碳目標前提下，藉由嚴謹的市場與非市場機制，讓各國協力提升減碳成本效益的碳定價設計，即原京都機制之精神的延續。一國之淨零不該是緊箍咒，而是整體國家生態與人文環境的碳中和及其與邁向淨零願景之聯繫，這其中，如何讓淨零路徑維持「大家雖不滿意但都能接受」的社會最適是重點，而掌握時間的節奏更是關鍵。淨零是一個動態過程，要納入許多因時因地制宜及因應部門別差異之政策措施，這都是必要的近零（near to zero）措施。
滾動式「近零」是必經之路
「近零」是指一種雖未達淨零，卻已能將碳排或其他環境影響降到極低的狀態，也是施政者追求淨零時，可本諸永續和環境友善的原則，滾動式促進長期淨零目標的階段性減排成效。
在歐美，它們慣於以長期減碳策略（long-term strategy）來表彰淨零願景，而對推動政策目標及工具保有彈性。例如，最近因電動車需求疲軟，英國已將原先禁售內燃機化石燃料車的要求，從2030年延至2035年，拜登則決定將電動車占比，從2030年達60％、2032年67％，改為2030至2032年的30至56％，德國賓士也將2025年50％電動車占比的承諾延後。上述調整均未改變英美原定國家2030年減碳及2050年淨零目標。準此，若淨零是長期策略，則在淨零路徑上，滾動式採行近零措施會是必要而有效的作為。
目前確有許多難以達成淨零的領域，國際能源總署指出，除一般住商交通及航空外，鋼鐵、水泥、石化等重工業均屬之。針對重工業，歐盟便特別擬定一些近零政策，確保能達成2050年淨零目標。其中，產業與能源政策的配合，以及加快並擴大關鍵技術的投資被認為是重點，畢竟當基礎工業被賦予減碳義務時，消費者在相關產品如汽車、建材，成本雖僅增1％，但廠商卻會增加超過25％的支出。準此，如何透過近零政策來賦予受有不利益產業因應空間，似乎也是一種公正轉型的實踐。
其實近零就是推動淨零所賴的施政重點。例如，美國在其淨零長期推動策略報告中，便指出淨零最終路徑必須取決於科技的發展、特定的政策及管制配套的考量，而特定政策及配套，即近零措施。
針對基礎工業的淨零挑戰，世界經濟論壇帶頭組建了先行者聯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FMC），以其成員的購買力為基礎，推動關鍵產業領域的近零措施，藉以帶動突破性產業去碳科技的發展。像在2023年，FMC於印度辦了一個工作坊，成員從需求端來促進供給端的低碳與零碳鋼鐵、水泥及航空燃油，並協助政府及金融機構掌握關鍵氣候科技優先項目的投融資。
其實近零一直在我們身邊，但我們往往忽視了它的階段成果，過度聚焦淨零長期願景不彰的陰影。回歸近零的定義，在政策面上，參酌歐盟的淨零長期目標規畫，合於近零的措施就有綠色新政、排放交易體系、再生能源指令、能源效率指令及循環經濟行動計畫等。對照來看，則是我國的12項淨零戰略、碳費制度、《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及循環經濟推動方案。若自企業角度來看，世界經濟論壇推動FMC的作為，以及最近與印度的合作，針對其排放占比20％而難以減碳的的基礎重工業近零示範作為，都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方向。
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