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聯準會》講述了這一影響深遠的轉變的內幕，以及它對美國人、甚至全世界來說的意義何在。重點關注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Hayden Powell）、副主席蘭德爾‧誇爾斯（Randal Quarles）與莉奧·布蘭納德（Lael Brainard）、明尼亞波利斯聯儲主席尼爾‧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等人物，本書是對現代聯邦儲備體系在歷史關鍵轉折點期間，內部運作的第一手深入報導，讓大眾得以一窺全球金融權力最高殿堂的堂奧。
要了解聯準會起源的故事，必須把時鐘倒回埃克爾斯走在羅根和奧格登（Ogden）的街道之前幾千年，遠早於「大蕭條」一詞進入人類的詞典。中央銀行的故事肇始於貨幣誕生的時候。
「貨幣是什麼？」這個問題既簡單又複雜。貨幣是你錢包裡的五美元鈔票或口袋裡的一歐元硬幣。但從根本來說它也是虛構的東西。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人類社會就已經使用具有象徵價值的東西，例如貝殼或壓花金屬，來交換其他具有有形價值的東西，例如食物或住所。以穀物為擔保的貨幣體系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盛行，而貝殼曾被大洋洲、亞洲和美洲接受為貨幣。土耳其西部的利底亞人（Lydians）二千五百年前就開始使用金幣，貨幣的形式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但有一個基本事實把不同的系統串連在一起。有形物質的價值，寄託於使用者用來象徵交易、儲存價值和記帳單位的媒介。貨幣是我們眾人認同的概念，而共同的信念則讓它發揮作用。
許多世紀以來在各個人類文明中，人們使用現金和債務（承諾在未來的某個日期交出現金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的某種組合來支付商品和服務。根據人類學家的紀錄，信用系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當時蘇美人的神廟管理人發展出一套系統，允許人們預先購買產品並在收穫季節以穀物支付，不需要透過實體現金交易。
這種債務、信貸和貨幣體系往往得到我們現在所說的「部分」（fractional）銀行系統的支持。歷史學家認為，這類系統存在於古羅馬，到十五世紀的歐洲已很常見，到了十八世紀更是普及於世界許多地方。它們的運作方式很簡單，擁有公認為貨幣（通常是黃金）的家庭和公司並不會把它們全放在床墊下，理由是安全的顧慮，而且攜帶起來很重。他們會把它交給金匠或交給銀行，以換取證明其存金的紙條。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需要拿出黃金來交易，他們只要交換以黃金擔保的紙本債權作為支付手段。
但隨著貨幣體系的發展，銀行家發現他們不需要儲存足夠的黃金來擔保所有流通中的債權，每個人同時贖回他們票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於是他們開始借出黃金或發行更多以黃金為擔保的紙幣，並因此使他們的未償債務超過金庫中儲備的黃金。整體經濟中的貨幣因而呈倍數增加，可以進行更多商業活動。價值十張鈔票的存金可以創造更多鈔票，也許是十五張、二十張或三十張，而這取決於銀行家的風險承受能力，在某些情況下也取決於銀行家與存戶的協議。
金融體系日漸擴大，預備金制度出現反效果！擠兌潮、貴金屬量少都是威脅
不幸的是，部分準備金（fractional reserve）的作法有一個不穩定的缺陷：沒有保險的部分準備金銀行很容易遭到擠兌。如果人們擔心銀行無法履行義務，就會在存款耗盡前爭相領出存款，如果銀行無法滿足提款的需求就會破產。隨著金融體系變得越大、越相互連結，破產的銀行可能損害整個經濟。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並變得更加複雜，遇到麻煩時的擠兌行為將是一個始終存在的特性和威脅。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從英國贏得獨立時，銀行擠兌還不是困擾金融體系的唯一問題。北美銀行體系在殖民時期賴以運轉的外幣和貴金屬往往數量有限，在美國剛形成的商業體系中扮演一個僵硬的上層結構。在戰爭、豐收或經濟繁榮的時期，貨幣供應可能難以跟上不斷增加的現金需求。如果有關當局在沒有某種貨幣錨定的情況下印鈔票，它們可能做得過頭，因而降低貨幣的價值，導致價格上漲，讓有現金儲蓄的人所能購買的商品和服務變少。當新生的美國政府倉促地為獨立戰爭提供資金時，這種情況更是變本加厲。新生的美國雖然取得勝利，但它的貨幣管理卻陷於混亂，貨幣隨之貶值。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設計了一個解決方案，在一七九○年向國會提出建議報告，並於一七九一年通過。他建議創立一家中央銀行以便印製可用於納稅的現金，和當作儲存公共資金的安全地方，並可作為政府執行交易的機構。這個構想借鑒於英格蘭銀行首創的模式，而英格蘭銀行成立於一六九四年，目的是協助政府籌募戰爭資金，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開始享有發行紙幣的部分獨佔權。
同年十二月，美國首次嘗試建立的中央銀行在當時的美國首都費城開業。它發行最終以貴金屬為擔保的紙幣，並獲得廣泛使用，為美國商業提供了一些穩定性。除了為私人公民提供銀行服務外，該銀行還向政府提供貸款，並管理財政部向外國投資人支付的利息。雖然它沒有正式確定有多少資金流入經濟（主要以白銀的供應來決定），但該銀行可以透過調整其貸款政策來改變貨幣和信貸的規模。國會議員仍然對把金融權力集中在聯邦當局保持戒慎，不過這家銀行的存在時間很短。一八一一年國會投票反對延長給它的特許，在兩院都以一票之差為其畫下句點。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後，通貨膨脹來襲，政府發現自己負債累累，但沒有中央機構來協助管理其財政事務，人們對結束美國第一銀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決定提出質疑。在著名金融家和企業人士的敦促下美國第二銀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成立。它於一八一七年在費城開業，地點和其前身距離不遠，擁有二十年的特許執照，可以從事商業銀行業務以及作為政府的代理機構。
尼古拉斯‧畢多（Nicholas Biddle）出身費城的著名商人家族，從一八二三年起擔任該銀行的領導人，並成為其權力背後的推動者。畢多十五歲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是一位神童，成年後被譽為才子。在擔任律師和金融專家前他曾擔任美國駐倫敦特使祕書，後來根據路易斯與克拉克（Lewis and Clark）的筆記寫了這兩位探險家著名的探險歷史。他把他的強勢個性和頑強帶進第二銀行，領導它監管商業銀行，並在金融恐慌時期救援它們，甚至開始嚴厲地設定利率。
然而，這家銀行日益擴大的權力引起總統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惱怒，使他成為畢多近乎完美的死敵。傑克森出生於南卡羅來納州的偏遠地區，在田納西州擔任律師和以戰爭英雄成名前只接受過零星的教育，他生性對金融抱持懷疑態度。他曾因為投資一名土地投機者而損失大筆金錢，因此不信任信貸和紙幣。如果說畢多是有組織的銀行和金融的最重要倡導者，那麼傑克森就是去中央化的擁護者。
本文授權轉載自 《透視聯準會: 憑空創造貨幣、操控利率、危機救世主, 聯準會如何牽動世界經濟與你我的資產》，Jeanna Smialek著，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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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