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個陳文琦|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大與小的對比，總是讓人氣惱；幸運的是，大通常代表舊，小通常代表新。小的通常慢慢變大，大的，則往往急速變小。這個過程，我們叫它「企業循環」。
新而小的企業，通常離消費者比較近－它們年輕，天生跟成長中的未來消費中堅站在一起；它們一無所有，只能拼命向前。更重要的是，當20世紀中科技開始左右經濟的變遷，它們是「發明」又「真誠相信」（true believe）的人。
所以它們中間有些能由小變大，緩慢，但是果敢。
大而舊的企業，相信它過往由小變大的事功，無法感受新科技的潛力、拒絕新人類的需要。它長年周旋在金融家晚宴與果嶺球場間，即使它對顧客有使命感，它也必定離顧客的喜怒哀樂很遠。
所以它們大部分都急速歸零，只留下錯愕的CEO自傳。
今年比爾蓋茲又在他西雅圖的豪宅舉辦年度總裁高峰會，感受特別令人深刻。照例，全世界各國大企業的CEO齊聚一堂，分享他們對未來世界的想法，這樣的做法，在九○年代看起來多麼新穎，但在今天，卻又感受些許老舊。
並非微軟的官司，使我們對它產生了偏見，而是我們驚覺金童蓋茲竟然無法感受Internet世界的自由與開放，他選擇了菁英，遠離了平民－過去一直付錢給他的多數人。在這個時空裡，企業的競爭與成功，「聽消費者聲音」、「與消費者站在一起」，遠比眾CEO的二手解讀來得重要，而且這「1-click-away」的時點，比這即將離去世紀的每一刻，更來得迫切。
即便如此，蓋茲也絕不邀請他的對手－甲骨文（Oracle）的拉瑞艾理森、昇陽（Sun）的約翰麥理尼以及美國線上（AOL）的史提夫凱斯，縱然這些角色佔據了網路時代關鍵再關鍵的角色。其中艾理森的身價，還在上個月超越了蓋茲。
蓋茲心中的企業藍圖，究竟是新經濟，還是舊經濟呢？
企業老化的速度很快，根據統計，全美五百大企業中，80%在30年內就退出榜外。但是國家老化的速度就慢得多，因為國家裡的企業會進行破產與創業間的新陳代謝。愈能「鼓勵」創業的國家，可以長青過祖宗三代，美國就是例子；愈難創業的國度，痛苦指數愈高，「高收入、低所得」的日本是負面教材。
科技不連續性競爭的時代，昔日資產就是負債，新價值必須靠新創事業（Start Up）來創造。國際智慧集合競爭的Internet時代，企業再也難以築造競爭壁壘，除了不斷提出創意的服務，再也不能坐收消費者「含恨」付出的「租佣」（rent）。美國東岸波士頓的高科技國防工業，瞬間被西岸的民生電腦工業取代，毫無還手之力；小一點的例子，昨天的防毒軟體巨人美國Symentec不敵台灣的趨勢科技，看似也不過五分鐘就山河易色。
新創事業除了掌握新科技，他們也在與市場的謙虛互動中，發現企業、產品、消費者最佳化的互動模式，比老大哥更能建構一個準確有效的商業模型。他們隨後的成功（reward），就是跟上社會心靈群組（mindset）演變的獎賞。威盛能夠在晶片組市場擊破Intel防線與觀察家眼鏡，就是這家不到十歲的小公司，了解了主機板客戶以及「客戶的客戶」－PC系統廠商的需要。
當然，新創事業的失敗者遠多於成功者，根據美林證券的統計，在1980至1999年的二十年間，美國共有1502家公司上市，但是只有其中的5%，創造了該項產業其中77%的總市值。然而縱然如此，也比50年前創辦的事業成功得多，今天沒有人再議論新英格蘭製鐵、摩根銀行這些昔日藍籌股；而思科一家的總市值，超過美國三大汽車廠的總和。
對比歐洲與日本，我們有理由相信：台灣正進入新高成長的跑道中。台灣是一個破產與創業都很容易的國家（除了金融業）；台灣在過去高科技市場的爭戰中，磨練出對科技敏銳的感受力；而且台灣高教育的知識工作者，正佔據就業市場最多人口；台灣是海島型經濟，從來沒有「自大」過……。
我們也許不會有一個比爾蓋茲，但是不妨期待有五百位威盛陳文琦總經理，他們的新創Cool Company，將共同創造匹敵今日微軟的價值！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