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初，一部關於「林宅血案」的影視作品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也讓華視緊急製播了由陳信聰主持、監察委員田秋堇現身說法的深度訪談。然而，這段極具歷史價值的影像在推向國際時卻遭遇瓶頸——AI 翻譯的中文初稿被陳信聰評為「慘不忍睹」。
曾任我國元首口譯、擁有超過二十年專業經驗的會議口譯員葉妍伶（Renee），在看到陳信聰的臉書求助後，決定義務接下這份重任。這不僅是一次專業技術的展現，更是一場關於台灣主體性的轉譯實踐。
葉妍伶 (Renee Yeh)小檔案
學歷：
- 國立台灣大學：大學部畢業
- 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所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口譯組碩士
口譯經歷：
1.曾為現任與歷任中華民國、新加坡、帛琉、史瓦濟蘭等國元首，以及財星 500 大企業總裁提供口譯服務。
2. iPhone 發表會：官方直播同步口譯員。
3. 唐鳳演講：於 AIT 專題演講進行口譯。
以下 Q 為《數位時代》創新長黃亮崢（James）提問，A 為專業會議口譯員葉妍伶（Renee）的回答。兩位將深入探討，在 AI 模型日益強大的今天，為什麼地名、人名乃至於歷史創傷的轉譯，依然需要人類譯者的政治判斷與情感共鳴。
Q1：當初陳信聰在臉書上為「林宅血案」訪談影片徵求義務翻譯時，你是基於什麼樣的契機決定跳出來接手？
A：那是在過年期間，我正帶著母親與兒子搭乘高鐵前往臺南。當時因為票位分散，我獨自坐在第十車廂的自由座，正準備起身走往第一車廂與家人會合。就在穿越擁擠車廂、手裡抓滿行李的狼狽時刻，手機跳出了一則完全陌生的訊息通知。
我的第一反應直覺是詐騙，原想隨手刪除，卻因手忙腳亂誤點進了連結，這才讀到陳信聰提到翻譯大難題的求助貼文。其實在那之前，我就曾看過這部訪談影片的前幾分鐘，但因為內容情感極其沈重且激動（emotional），對我來說並非能一次看完的影片。然而，陳信聰在貼文中直言任務艱巨，反而激起了我身為專業譯者的好勝心——只要聽到有人說翻譯很難，我就會想挑戰看看。
我決定攬下這個案子有幾層深思熟慮的考量。首先是為了效率與專業主導權，在體制內，有償案件往往伴隨著繁瑣的比價、發包與驗收，甚至得面對非專業人士對譯稿的過度干涉；我寧可選擇無償，以換取絕對的專業授權與信任，避免非專業者對譯稿的干涉。其次，我的專業正職收入已足以支持生活，且當時適逢過年，有親戚朋友能分擔照顧小孩的壓力，讓我有餘裕完成這項工作。因此，當我還在高鐵車廂內移動時，便截圖自己的履歷封面並在其貼文底下留言：「如果你願意，就交給我吧。」為了確保這位資深媒體人能信任我這個陌生人，我甚至動員了許多合作客戶在貼文下留言背書，證明我的專業足以勝任這項重任。
Q2：陳信聰曾提到 AI 翻譯的結果慘不忍睹，你實際觀察目前 AI 工具在處理這類具深度文化底蘊的內容時，有哪些難以跨越的門檻？
A：AI 的問題首先出在中文語音辨識（STT）的先天限制。中文有大量的同音字，當田秋堇委員提到「林奐均」時，AI 可能會將字辨識成「病」或「軍」。這類細微的聽寫錯誤，需要對背景知識極其熟悉的譯者才能糾正。
而在英譯部分，AI 往往帶有強烈的簡體中文語境痕跡。例如醫學期刊《The Lancet》，台灣慣譯為「刺胳針」，AI 卻可能翻成「柳葉刀」；又或者將「古柯鹼」翻成「可卡因」。除了用詞，句構也是辨識 AI 的關鍵。AI 傾向於直譯英文的代名詞，例如將 "It is the best way..." 翻成「它是你致富最好的方法」，但台灣人的口語習慣中鮮少使用「它」或「其」作為主詞。
此外，AI 難以處理「文化意象」的轉換。我曾翻譯過一場心理輔導會議，受訪者形容自己內心自責的聲音「像唐僧」。如果 AI 直譯為 "Like Tang Monk"，外國觀眾只會一頭霧水。作為專業譯者，我的習慣是將這些生硬的結構「揉」進流暢的中文邏輯裡。因此，我立刻聯想到《西遊記》中唐僧唸緊箍咒的意象，在幾秒鐘內向讀者解釋這是一個關於「不斷碎念、責備、令人緊繃」的聲音來源。這種將文化符號轉化為情感共鳴的能力，是目前 AI 仍無法跨越的鴻溝。
Q3：如何處理地名及歷史事件的轉譯？例如影片中出現的「景美」，或台灣曾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A：我信奉的原則是「功能流派」的翻譯哲學，即中文對中文觀眾產生什麼效果，英文就要對英文觀眾達成同樣的效果。以地名翻譯為例，田秋堇委員描述當年從景美坐車到公館、再換車到信義路的過程，這對不熟台灣地理的外國人來說，單純的拼音毫無意義，且字幕一閃即過，埋入過多陌生名詞只會造成閱讀障礙。
因此，我選擇將當時尚屬「蛋白區」的景美轉譯為台北郊區（使用 suburban 及 outskirt），將公館轉譯為進入市區（into the city），並在信義路的翻譯上猶豫許久後選用 downtown，以讓讀者能直觀聯想到住商混合的繁華意象。這些都是為了讓英文讀者在不到一秒的閱讀時間內，接收到 1980 年代那種交通不便、路途漫長的心理負荷，而非地理座標。
處理 1984 年發生的「江南案」時亦然，如果只翻成 "Jiang Nan Case"，外國觀眾根本無法理解其嚴重性。我將其翻成「1984 年台灣作家 Henry Liu 在加州被暗殺的案件」，其中「在加州」和「暗殺」的寫法能瞬間讓英語讀者產生「秘密警察殺到我們國土上」的衝擊感。我曾將譯稿交給兩個完全不懂中文的母語人士試讀，對方驚呼道：「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時，我知道我成功將那份歷史的震撼力傳達出去了。
Q4：在這部影片中，你如何統整人名的命名規則，甚至考量到後續的搜尋體驗？
A：人名翻譯本質上就是一種尊重與定位。過往在協助政府或學術界的翻譯工作中，我多半採取完全尊重當事人的「個別化原則」——也就是名片上怎麼印、論文或期刊上如何署名，我就完全照辦。即便這可能導致同一篇文章中，有人姓在前、有人名在前，但在專業領域，這代表對個人身份與既有國際學術地位的最高尊重。
然而，在處理這部影片時，考量到受眾是對台灣歷史相對陌生的外國觀眾，若拼音格式反覆跳動會大幅增加認知負擔，因此我統一採取「姓前名後」的邏輯。例如 Fang Su-min（方素敏）。但在處理「史明」時，我遇到了挑戰。如果按照一般的羅馬拼音，史明（Shih Ming）與施明德（Shih Ming-teh）的前兩個字完全相同，這會導致外國觀眾在搜尋時資訊重疊。最後我選擇參考史明文物館的用法，採用台語拼音 "Su Beng"。這不僅符合史明一生的本土化立場，也讓搜尋結果更精準。
Q5：你曾提到「翻譯即政治」，這種權力關係如何影響文化價值的輸出？
A：誰掌握了翻譯的力量，誰就掌握了輸出的話語權。以 K-pop 為例，它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其「易於翻譯」的設計，讓全球青少年都能朗朗上口。反觀中醫，即便有豐富的歷史與實踐，但因為藥材與理論缺乏標準化的英譯系統，導致其在國際科學界的散播困難重重。
翻譯本質上是價值的散播與資訊的槓桿。在外交與政治場合，翻譯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形象與立場。
Q6：妳期待在這部影片上線後，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A：我一直覺得翻譯是一種外援管道。過去在 2014 年發生太陽花運動時，我也曾自發進行英語直播，因為當時國外媒體資訊不對稱，我必須讓世界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這次翻譯田秋堇委員的訪談也是一樣的道理。
台灣的民主進程非常和平且優秀，但這也導致許多機密檔案至今未能完全公開。我希望透過精準的翻譯，讓世界看見台灣曾經歷過的苦難與挑戰。翻譯在這個語境下，就像是「把外面那個拳頭大的給叫醒」。當有人欺負台灣時，我們用語言建立起連結，讓更多國際力量能理解並支持台灣。這是我身為譯者能為這片土地貢獻的微薄力量。
Q7：在 AI 進步神速的 2026 年，AI 如何與譯者協作？譯者可能被 AI 取代嗎？
A：目前的消費級 AI 產品（如翻譯耳機）處理簡單對話已經很成熟，但在高強度的即時場景中仍有明顯瓶頸。我實測發現，AI 在聽取長篇 Podcast 約十幾句後，算力就會產生延遲，且無法處理多人同時交談（cross-talking），或具強烈地方口音，如台灣國語交雜的語境。
儘管如此，AI 已成為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協作夥伴。不同領域的知識門檻迥異，像是科技、半導體或醫學領域，詞彙相對有「一說一」。回想二十年前，口譯員要靠著厚重的紙本手冊、提早數天查閱資料來克服資訊焦慮症。現在在 AI 的協助下，只要餵給 AI 會議議程、講者立場，它就能快速生成一份專業對照表。
我對 AI 發展樂觀，但對真人譯者的職涯相對悲觀。未來，一般大眾會逐漸降低對文字品質的要求，改而適應 AI 產出的「堪用」內容。專業譯者將會像「宮廷樂師」或「宮廷畫師」一樣，雖然依然存在，但會縮小至極其專業、高階、且需要「物理斷網」的閉門機密會議。像是台積電或某些設有干擾器、牆壁厚如金庫的機密場合，由於安全考量不允許連網或攜帶任何 3C 產品，這時譯者展現的「純粹腦力」與長期累積的客戶信任感，就是 AI 絕對無法進入的最後堡壘。
收聽完整 Podcast｜數位關鍵字EP229.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世界聽！元首口譯葉妍伶揭密 AI 翻不出來的那些事
（本文初稿為 AI 編撰）
